理查逊早期的作品是《帕美勒》也称做《美德的报酬》，作为一部感伤的道德说教，它是一部内容有些荒唐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仍然非常重要，这不仅仅因为它成功的鼓励理查逊继续从事创作并最终写出杰作，还因为它激发了英国最大的喜剧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创作灵感。在《帕美勒》中，贫穷的姑娘拒绝接受主人给她的预付款，主人用同她结婚的方式回报了她的美德。
小说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关注女性的道德品行，包括忠贞和坚守。这部小说无论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它在小说史上的价值，都是值得一读的。我们不必为这部小说的名声感到尴尬，除去以上说到的那些，《帕尔玛》与一般剧本一样没有太多的优秀之处。
《帕美勒》触及到了菲尔丁的软肋。在《约瑟·安德鲁传》中，菲尔丁改变了《帕美勒》中的情节，转而用善良的青年代替放荡的纨绔子弟作为高雅夫人布比的恋爱对象。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菲尔丁止步不前，那么这部小说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喜剧或者模仿他人作品而已。但是他违背了嘲笑理查逊的初衷，渐行渐远，最终竟然写成了一部关于人物和风俗的现实小说。他的兴趣，当然也是我们的兴趣，与其说是在约瑟身上，不如说是在斯立普斯夫人和帕尔森·亚当身上，他们是不朽的人物。通过《约瑟·安德鲁传》这部作品，菲尔丁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方法和独特的艺术才能，这在《汤姆·琼斯》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和展现。
在评价我们自己所欣赏的著作时，我们频繁地使用“伟大”和“最大”这样的词语却难免缺乏鉴别力。但是在评价《汤姆·琼斯》这部拥有一切小说的优点，150年来令小说家们垂涎艳羡的小说时，我们却再也找不到除此之外更合适的词语了。实际上，菲尔丁给英国小说定了型。为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序言只是菲丁尔的业余爱好，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创作。菲尔丁喜欢18世纪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这符合他直率的天性，在以后的世纪中便丧失了这种自由。正如萨克雷不无惋惜地说道：“自《汤姆·琼斯》的作者安葬以后，我们的小说家没有哪一个能够享有竭尽全力去描写人生的权利。”但是自《汤姆·琼斯》之后的大部分幽默英国小说中，菲尔丁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菲尔丁笔下描绘的人物不仅仅属于18世纪，还属于今天和明天。菲尔丁本人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非常正直，富有正义感，他运用自己深切的同情心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着世态炎凉。他对世间百态报以冷嘲热讽，但是因为他的眼光是宽大公正的，所以他的讽刺也只是略带辛辣的意味。
18世纪不仅是一个散文的世纪，还是一个幽默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时代。除了理查逊，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天性幽默。天性幽默意味着一种人生感受。斯摩莱特虽然在艺术成就上逊于菲尔丁，但是他却是头号的幽默家；他与菲尔丁一样，都具有敏锐的人生洞察力。曾经有一个时期他担任海军外科医生的助手，在那里他了解了英国水手的性格，那些水手是他首次运用粗俗的幽默去刻画的人物。斯摩莱特是第一位航海作家，他的同行还有库柏、马尔维尔和康拉德；当然，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敢于像他那样粗俗泼辣。斯摩莱特也熟悉陆地生活的人们，他的杰作《克林克》中描写的人物不是生活在海上，而是生活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他的其余那些为人所知的小说，例如《兰登》等作品对于欣赏口味不太重的读者来说有点倒胃口。但是这些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受到斯格特和狄更斯的喜爱；尤其是狄更斯，他从斯摩莱特那里学到了刻画奇特而真实的人物的技巧。
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和斯威夫特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着旺盛的精神，丰富的常识；至少他们都知道如何安排小说的情节。劳伦斯·斯泰恩的幽默壮观而又奇特。《商第传》可能是世界上最狂放的著作了，因为它的格调是最为欢快的作品之一。这本书没有明显的次序，它的主题是从一个跳到另一个，非常怪诞。但是斯泰恩很清楚自己的思路。表面松散紊乱的结构下面隐藏着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商第父亲和心底单纯的老感伤家托比伯父坚韧不拔的性格。斯泰恩才思敏捷，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只要他一开口，便能说出最为出色的语言。他的世界里没有恶意。他的短小的半自传体《感伤旅程》没有《商第传》那般多变的文体，但就其哀伤和幽默意味而言，却代表了斯泰恩的最高成就。
后人中也有厌恶斯泰恩的，幽默大师萨克雷就不喜欢斯泰恩，他对毁损斯泰恩艺术天才发挥的形式主义吹毛求疵。但是如果不愿意喜欢那些令人羡慕的朋友，例如塞缪尔·约翰逊，或者奥利弗·哥尔德斯密就毫无道理可言了。不管他们存在着怎样的缺点与不足，都不能否认他们为英国散文完善和优良传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约翰逊博士是18世纪后半叶英国文化生活的核心人物，也是他那个时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奠基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领导人物。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种文学批评标准的出炉和更为完善的美学原则的诞生，使他远离了我们。他不再是被同时代人崇拜的权威。据说他最优秀的作品是鲍斯威尔为他写的传记。如果这是一部最好的关于文学家的传记，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鲍斯威尔杰出的才能和他对主人公的虔诚和热爱，更是因为传记主人公本身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人物，尽管他是一位雄辩家，但却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因为约翰逊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家，又是唯一一位没有留下重要作品的文学家。他的《词典》是他勤勉和博学的见证，序言中记载了他的高尚人格。尽管词典具有原创性，但是它称不上是一种艺术作品。他那一度闻名于世的小说《拉塞勒斯传》十分单调沉闷。他模仿《旁观者》的论文非常沉重，缺乏早期作家的优雅，更没有他自己最为擅长的愉快的对话风格。他的《英国诗人传》主要记述了一些小诗人的生平，除了作为历史的记录表明了作者及其时代的一些品位外，几乎已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的诗作更是不值一提。然而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鲍斯威尔景仰的人，被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爱戴和尊敬的最富有智慧的人。
除了为生计所迫草率成篇的文章之外，哥尔德斯密在他涉猎的所有事物中都能体现他作为艺术家的才华。《威克菲尔德牧师传》以它浪漫的情节和幽默的人物刻画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它被再版的次数可能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之外高居18世纪小说再版榜首。也许世界上只有马克·吐温一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马克·吐温认为，少年摩西在集市受骗的那一情节既无趣又可悲。
但是哥尔德斯密自身却知道自己在从事什么，并且深知喜剧人生背后所隐藏的辛酸。喜欢《牧师传》的不仅仅是英国人。萨克雷所说的几乎都是真实的：“带着优秀的故事打进欧洲的城镇乡村”。而歌德则认为哥尔德斯密的“冷嘲热讽仁慈而高尚，他对一切错误和缺陷持有仁慈而公正的态度”。
《委曲求全》是哥尔德斯密两部戏剧中较好的一部，这部戏剧极富生命力，在舞台上风行了一个半世纪。与谢里登的《情敌》以及《造谣学校》一样是当时那个时代长盛不衰的戏剧，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企及。不管是在剧场看演出还是在家中读剧本，这都是一部非常好的喜剧。哥尔德斯密不仅具有诗人的气质以及讲故事的天分，而且具有约翰逊、艾迪生和他的同伴们所缺乏的写作通俗散文的才能。他的作品《世界公民》记述了一位中国绅士对英国生活的评论，富有奇异的魅力与辛辣的讽刺意味。在哥尔德斯密的小诗集中也有许多闪光点，他的《荒村》几乎被通篇引用。尽管那个时代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这部作品有些蒲柏的格调，但是它终究是哥尔德斯密自己创作的东西，蒲柏是很难写出来的。
在《复仇》这部著作中，哥尔德斯密机智巧妙地责难了他的友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为世界而生，却无奈心胸的狭窄，
为人类的意识，却又失于党派的纷争。
这些句子指向埃德蒙·伯克，他是一位演说家和政治家。哥尔德斯密认为埃德蒙·伯克将文学的趣味转向实际的政治实践，这也许更为恰当。他的许多演讲和小册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已经无足轻重，但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与美国讲和》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政治家们不再需要其中的真知灼见，但是它所蕴含的雄辩口才和严密逻辑却是不会被削弱的。伯克热情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被人误解，他的真诚也赋予它华丽的修辞以及所蕴涵的真理。他是一个富有诗意的人，他那优美的诗句能够奏出华美的乐章。
爱德华·吉本和埃德蒙·伯克是同时代的人，尽管他和埃德蒙·伯克具有不同的气质，但是同样具备傲慢、雄辩的口才。在《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作品中是最为壮美的历史画卷。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对其中的细节进行补充，不断地纠正其中不甚准确的地方，并不断地修改他的一些解释，但是爱德华·吉本开阔的视野和驾驭材料的能力，尤其是他使历史成为文学的能力，令历史学家们汗颜。
吉本的作品是文学艺术。大卫·休谟的作品虽然不如吉本的优美，但是却因为其内容的重要性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他的《人性论》是直接促进人类思想发展和进步的重要书籍之一，虽然在以后的一些文章中，休谟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有所延伸，但发展却最终没有多大超越。《人性论》不仅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哲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尽管休谟时代的国民很晚才意识到他的价值），而且成为了德国哲学，包括康德的两三部核心著作的思想来源。
18世纪的古典散文已经被重印了许多次。18世纪的散文距离我们很近，许多19世纪的散文实质上是它们的延续。后世的英国作家越来越欣赏“奥古斯都时代”的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拥有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这样的散文大家和文学巨匠，还因为这个时代产生了如此多的壮美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