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女性诗歌”似乎已作为某种风格和流派被广泛使用和被评论家界定，许多女诗人就此盖棺论定，成为“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但是，“女性诗歌”目前仍是一个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概念，它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是否严肃的学术讨论对此有过检验标准？如果说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作品是“女性诗歌”，那么男性写的关于女性的诗歌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女性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已越来越引起诗坛关注，但把女性题材的作品从诗歌中划分出来，是否会带来一些混淆？此外，“女性诗歌”这个提法也许会使女诗人尴尬，似乎她们的创作仅属旁支末流，始终未真正进入纯粹的诗歌领域。如果确有“女性诗歌”存在，那么，真正重要的纯正的文化标准是否应以性别这个偶然因素影响对女诗人的作品进行鉴定和评价？事实上，仍然存在着一种对女作者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和实际上的轻视态度，尽管现在有时是以对“女性诗歌”报以赞赏的形式出现。编辑和评论家对女诗人大开绿灯，于是渐渐形成读者喜闻乐见的“女性诗歌”；然而，涉及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就会有许多限制性及大打折扣的方式。通常对女诗人的作品评论有一种定见。譬如我有两位诗友，平常对我的诗甚有好评，一次我却听见他们这样评论我的《静安庄》：女人嘛，写到这种地步就不错了。于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性别的偶然性。基于这种普遍心理，对“女性诗歌”的赞誉就未见得让我们心安理得。也许我一直感觉到这种微妙差别的存在，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女权心理，因此在1986年“青春诗会”上表示过这种心愿：“我希望自己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女诗人。”
我一直认为：作者有男女之分，诗歌只有好坏之分，诗人唯一存在的是才气、风格和创造力之分。每个诗人都希望对诗歌本身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必须是诗人广博的才华和独特的体验通过作品的坚实和深度而显现，而不是诗歌存在领域之外的其他因素。但是目前评论界对“女性诗歌”更多地是从社会学观点、妇女问题考察及女性内心世界分析等方面作定向研究，很少把诗歌文本孤立出来。从纯粹的诗歌价值和艺术的基本要素上进行具体分析，因而“女性诗歌”的批评辨别标准仍然混淆不清，进而影响到女诗人的创作。大量“女性诗歌”的范本表明这种探索已被推向一个遥远的与诗歌无关的领域，充斥其间的泛滥说教和煽动情绪，对现状不满的自我宣泄，以及灌输女性精神解放的概念，不失为妇女运动活动家有分量的宣言，但毕竟不能代替诗歌的艺术创作，使人难以信服它们的美学价值。
女性自身的局限性也给“女性诗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题材的狭窄和个人的因素使得“女性诗歌”大量雷同和自我复制，而绝对个人化的因素又因其题材的单调一致而转化成女性共同的寓言，使得大多数女诗人的作品成为大同小异的诗体日记，而诗歌成为传达说教目的和发泄牢骚和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没有经过审美处理的意识，没有用艺术的眼光观察与现实接触的本质，更没有有节制地运用精确的诗歌语言和富于创造与诗意的形式，因而丧失了作为艺术品的最重要的因素。
“女性诗歌”正在形成新的模式。固定重复的题材、歇斯底里的直白语言、生硬粗糙的词语组合，毫无道理、不讲究内在联系的意象堆砌，毫无美感、做作外在的“性意识”倡导等，已越来越形成“女性诗歌”的媚俗倾向。不知何时起，更形成了一股“黑旋风”。黑色已成为“女性诗歌”的特征，以至于我常开玩笑说，应该把我的《黑房间》首句“天下乌鸦一般黑”改为“天下女人一般黑”。不容否认，我在1984年曾为《女人》写下过序言《黑夜的意识》，后来又写过《黑房间》，不免又被评论家称为“黑衣”“黑裙”的“黑女人”；如果说我开了个很不妙的头，那么这种群起而攻之的“黑”现象仍使我担心和怀疑，它使“女性诗歌”流于肤浅表面且虚假无聊，更为急功近利之人提供了捷径。
缺乏对艺术的真诚和敬畏，缺乏对人类灵魂的深刻理解，缺乏对艺术中必然会有的孤独和寂寞的认识，更缺乏对艺术放纵和节制的分寸感，必然导致极其繁荣的“女性诗歌”现象和大量女诗人作品昙花一现、自我消失的命运。真正的“女性意识”不是靠这些固定模式来表现，它必定会通过女诗人的气质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无论她写的是何种题材以及何种表达方式。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写得怎样”，这才是关键。
说到这里，我发现我对“女性诗歌”的看法过于悲观了。事实上，一些女诗人已逐渐超越了仅仅寻求自身特性的阶段。她们通过作品显示女性的能力和感受，并试图接近艺术中最为深刻和广泛的问题——人类普遍的命运及人生的价值。东北的林雪，现在海外的张真，上海的陆忆敏也许是我通过作品接触而最能理解的女诗人。她们的诗歌代表了少数女诗人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使我们欣慰：女诗人已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并逐渐置身其外，她们已有足够的自觉更关注艺术本身。她们正在扩展“女性诗歌”的写作方法、内容和主题，并比她们的前辈诗人更注重诗歌的形式感。因此，我们期待这种时刻：“女性诗歌”不仅仅是凭借“女性”这个理由在文学史中占据地位，但也不仅仅因为“女性”这个理由就无法与男性诗人并驾齐驱，站在最杰出诗人之列。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成都
原载《诗刊》198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