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北大人”
——记胡适与李璜的情谊
陈正茂
1917年夏，胡适应蔡元培邀，博士学位还没真正到手，即风尘仆仆从美国回国赶赴北大就任，尔后历院长、校长等职，成了终身以北大为傲的“北大人”。而李璜呢？这位青年党的领袖，国家主义的大将，于1924年偕曾琦回国后，先在武昌大学任教，1925年亦应聘至北大，讲授西洋史，与胡适成了同事，同为“北大人”。胡适，一生交游满天下，上至王公巨室，下到贩夫走卒，到处都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喊得满天价响，甚至成了一句揶揄的话。
胡适好交友，友朋也确实多，不过基本上，仍以教育、学术界为主，大陆学者沈卫威谓其为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1]当然，胡适也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包括在朝在野党派都有。胡适和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都有若干公私情谊与恩怨。胡适终生道义支持蒋，但对蒋之威权独裁，亦常严辞批评之；而蒋对胡适也始终尊而不亲，让胡适一人拥有言论自由，装点门面弄弄样子而已。与汪之关系，虽曾一度在对日立场上，双方想法接近，惜汪最终下海，胡适一向秉持大是大非的原则，当然与其分道扬镳。而对宋子文这位国舅，胡适自然是不敢恭维，尤其胡在驻美大使期间，更是受了宋不少气。
至于胡适与在野党派领袖的关系，旅美史学家李又宁博士，于近二十年来，一直对推广胡适研究与搜集相关史料相当用心。十余年前，李氏在纽约主编《胡适研究会丛书》，且出版一系列有关胡适与其亲族朋友的专书。1988年2月，李氏在其主编的《胡适与民主人士》一书中，收录了杨天石等人所写的胡适与柳亚子、郭沫若、陶行知、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王造时等七人的论文，其中包括民社党的党魁张君劢，惜青年党的领袖与胡适的关系，仍付之阙如。[2]
同为“北大人”
众人皆知，青年党的领袖为曾琦、左舜生与李璜，即所谓的“曾、左、李”三巨头。三人中以李璜与胡适的交谊最深，关系也最厚。这可能与胡适终身标志的“北大人”有关，一日为“北大人”，终身即为北大的一分子，胡适常以此自豪。而李璜曾于1925和1926年间，在北大史学系任教，讲授西洋史，故胡适亦常呼其为“北大人”，有此渊源，双方关系自然容易建立起来。但其实李璜至北大任教时，胡适已暂离北大赴欧旅游，故彼此并未真正谋面。此事，李璜在其《学钝室回忆录》即载：“我在北大教书的一年（民十四），并未晤见适之，因他于民十四的十月就去了上海，民十五便由上海赴欧洲旅行去了。我是于民十七在上海始认识适之，从此交往不绝。”[3]
彼时，胡适与李璜虽然缘悭一面，但胡适对李璜的才学已相当欣赏，并无任何门户之见，诚如李璜所言：“适之为人，性格开朗，虽自己的思路是本于美国的实验主义，然而并不排斥在欧洲大陆德法两国留学而略有成就的学人，一视同仁，十分合作。”[4]举例而言，1926年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中国边省设立四个讲座，李璜积极向中基会总干事任鸿隽（叔永）要求担任成都大学的社会学和教育学讲座。但据李璜说：“叔永是一个谨慎人，对我这个不大务正业而爱惹是非的教授不大放心，迟疑不决，去电适之询问可否；而适之立刻回电，称‘人选最妥’。于是我才得着讲座聘书，回川任教，免了次年张大元帅的大刀威胁。”[5]由此可见，胡适对其是如何的信任，尤其是李璜国家主义派的政党背景，胡适毫不芥蒂，一切以才学专业为考虑，更令李璜直到晚年仍感佩于心。
当然，李璜与胡适真正晤面，并进而有所往来，还是始于1928年，当时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6]而李璜则于1927年，在上海主持青年党中央党部，其后又与张君劢合办《新路》杂志，抨击共产党的“流寇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7]基本上，《新路》理念与《新月》相近，此即为双方接近，提供了精神上的相契基础。
而他们两人真正认识的时间，胡适日记并未刊载，李璜则回忆为该年夏天。李璜说：“民国十七年夏末于上海张君劢处，认识其弟禹九，后又因禹九请客，得晤见胡适之、潘光旦、徐志摩、刘英士、梁实秋、邵洵美诸人。适之其时在吴淞中国公学当校长；我与他虽是北大的老同事，但并未会过面，但他看过我的谈历史学方法的文章，引为同调，相见甚欢。其时适之与禹九、储安平诸人正在上海办《新月》杂志，且经营一间新月书店，每周‘新月派’中人必有一次聚会，适之也请我去参加这一聚会，计有三四次。适之要我为《新月》杂志写文。我已知当适之归国过日本时曾发表《论孙文哲学》，已使国民党当权者对他感到不满；我便推辞，我有‘异党该死’的罪名，文章发表出来，于《新月》的往外埠发行不利。适之认为介绍法国的历史学方法的文字无妨，再三约定，我只得写了一篇长文，介绍法国涂尔干派的对古史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并及于法国汉学家用此方法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贡献。文分三期在《新月》上发表出来。我其初只署的一个‘幼春’，而适之认为《新月》货真价实，从来无假，乃由他添上木旁用我真名‘幼椿’二字发表，尚未发生问题。”[8]
李璜又回忆说：“他与我虽是民十四年在北大的同事，彼时大家忙于讲授，往还不多，并不觉得他在那时候，便留意到我在北大史学系学生晚会所演讲的Durkheimian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会学方法。直至民十八，他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时，他请我参加并作文；我表示我的政治色彩太浓厚，于他的《新月》不利。他说：‘我不是要你谈政治，我是要你将Durkheimian的社会学方法论用的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并且要求你写得不枯燥，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因此，我曾用‘古中国的舞蹈及其故事’的题目，在新月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后来在上海中华书局出单行本，现在已绝版了。”[9]
由上述两段引文看来，胡适与李璜似乎是一见如故，且同为北大人，胡适早已读过李璜的文章，尤其是李璜以法国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古史的做法，想来是深得胡适肯定与认同的。唯查《新月》杂志目录，与李璜的回忆有些许出入，《新月》上，李璜只发表过两篇文章，即《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署名幼春），载《新月》第2卷第8号（1929年10月10日），与《法国支那学小史》（署名幼椿译），载《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10日）。有意思的是《新月》杂志在李璜投稿后，开始陆续有其他青年党人的文章登载其上，如茅以思（左干忱）《打靶的人》，载《新月》第2卷第11号（1930年1月10日），陈翊林（陈启天）《社会标准与控制》，载《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及庐隐、刘大杰等青年党人译作，是否与李璜有关，颇值玩味。[10]
另方面，检阅胡适日记，开始有确切日期和李璜交往，是在1929年6月16日。当天胡适日记写着：“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任叔永昨天从北京来，我邀他加入。饭后三点，我同梁、罗两君去寻李幼椿先生谈，一直谈到晚上十点钟。幼椿是国家主义派的一个首领，曾在北大教过历史。这一天谈话最要之点有几点：（一）我说，你们的标语是‘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你们主张多党政治，但多党政治的根据有二：（1）少数党已成一种实力，使政府党不能不承认。凡政府党皆不愿承认反对党，其承认都是因为反对党已成势力，不得已而承认的。（2）多党政治是多党共存，虽相反对，而不相仇视。若甲党以‘打倒乙党’为标语，则不能期望乙党之承认其共存。（二）国家主义者似总不免带点为中国固有文化辩护的气味，此是我最不赞成的。幼椿先生态度很好，我们谈话很公开，很爽快。他劝我多作根本问题的文章，他嫌我太胆小。其实我只是害羞，只是懒散。”[11]这天日记透露出一点有趣现象，即从长谈的情形看来，胡适与李璜的交情，应该已到相当不错的地步，否则李璜不至于唐突到嫌胡适胆小，而胡适也不客气地直接批评青年党的政党理念，与胡个人不赞成国家主义的立场。晤谈后半个月，即7月1日，胡适又写信给李璜与常燕生二人，针对该党若干杂志，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报道，提出严厉批判。信中说道：“……国家主义者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份的。但其余的小杂志，如《探海灯》，如《黑旋风》……等，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孑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我以为，这种懒散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12]
所谓爱深责切，《醒狮》创刊于1924年10月10日，为青年党的机关报，水平素质均高；《长风》月刊于1929年创于上海，左舜生、常燕生常撰文其上，内容水平亦高。《探海灯》为三日刊，是青年党香港总支部所办，畅行于港、粤一带，常刊登一些未经求证的小道消息，胡适能见此刊物，足见其阅读之广博。[13]至于《黑旋风》刊物，以笔者研究青年党多年，尚不知青年党有此刊物，因此有可能是胡适的误认。胡适于此信函中，不留情面地给予批判，双方设若交情不够深，胡适也不用如此苦口婆心地规劝青年党，惜李璜回忆录，并未说到接此信后，如何感受与处理。
1930年一年，胡适与李璜仍往还不断，胡适日记中有多处提到李璜，如1930年8月27日言：“幼椿、慰慈、梦旦来谈。”[14]四天后，即8月31日又记载：“在觉林吃饭，幼春谈及谭延闿给人写条幅，曾写这首诗：‘炼汞烧丹四十年，至今犹在药炉前。不知子晋缘何事，学会吹箫便得仙？’谭三先生的感慨不少！此诗不知是谁作的，颇有风趣。”[15]10月19日：胡适与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傅孟真、陈寅恪、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等人，参加由欧美同学会所邀请的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此次餐会是要决定国内高等教育用书、译书的问题。各个学科所建议之用书，都是一时之选，且水平极高，最后还要经由胡适、傅孟真、陈寅恪等专业史家审核通过才可。胡适负责历史学门，在决定选用西洋史中的法国史部分，胡适拟用李璜所推荐的Albert Malet: Nouvelle Historie de France（1924）一书为选译底本，当时陈寅恪等大师原本有意见，但胡适仍拟从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可见李璜在法国史的专业知识，是深受胡适所肯定的。[16]
胡适不仅同意李璜所开法国史书目，并且委请李璜翻译，以为一般大学所用。此事李璜曾有如实之回忆，“适之先生在民十九接受了中华文化基金会新设编译委员会之聘，去北平之后，还寄给我一大册法国史的法文名著，请我翻译，我只译了两章，‘九一八’事变一来，并加以淞沪抗日，我便卷入抗日义勇军中，原书与译稿都弄掉了，真正对不住他的好意！”[17]
雪中送炭
胡适与李璜交谊，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九一八”变生，当局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考虑，几乎没有抵抗地让白山黑水的东北，瞬间沦入日本的铁蹄之下。青年党义愤填膺，秉持着“野战抗日”的宗旨，由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游击队与东北义勇军，不时地游击偷袭日军。其后，政府与日本达成“塘沽协议”，转而开始取缔抗日义军，李璜即在此情况下，遭到通缉，四处躲藏，最后在即将被逮捕前夕，幸得胡适帮助掩护，才有惊无险地安然脱困。
此事经纬，李璜曾有如下追忆：1933年，“塘沽协议”签订后，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开始捉拿抗日义勇军首领，时在北平的李璜亦为当局追缉的目标之一。6月4日，李璜在王慎庐处，知警察已找上门，只有赶快想办法脱身。但当时他身上只有一两元钱，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之前胡适有约姐夫张真如（四川人，美国密歇根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双料博士，娶李璜胞姊李琦——留学法国习西画）和李琦去他家吃饭，也顺便约了自己之事，乃急中生智，迅奔米粮库胡同胡适家躲避，因为胡适家里绝对不会被军警怀疑有抗日行动的。最后在胡适金钱赞助与细心策划下，搭胡适的包车，贿赂加煤工人，躲藏于车头煤卡之内李璜安然脱险至天津。李璜说，“在危难中，像适之这种热心帮忙，而且帮得很有办法的朋友，真是难得之至。”[18]
基本上，胡适与李璜密切往来时间，大概只有在1928年至1933年这五年间，以后双方各奔东西，来往就不那么频繁，晤面也大多在重要集会的正式场合。如1937年8月14日，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中设国防参议会，聘请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国防参议员，最初为十二名，继增至二十五名。第一次国防参议会开会，由汪精卫主持，到者有张君劢、胡适、张伯苓、梁漱溟、黄炎培、曾琦、李璜、周佛海、周恩来等。[19]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旧金山开幕，出席者五十国。中国首席代表宋子文，胡适与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吴贻芳、李璜（青年党）、张君劢（国社党）、董必武（共产党）、胡霖等为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赴美与会。[20]
胡适与李璜，久别重逢，自然畅叙一番，期间，胡适向李璜表示，其心脏病亟待休息，而《水经注》的研究工作也放不下，要不是因为诸位各党各派，他才来捧场，否则他绝不会从东部远道来跑这一趟的。言下对宋子文的皇亲国戚派头，似尚有余痛在心。[21]
大会结束后，李璜于9月24日至纽约，与邱大年（椿）、李圣策、李国钦、李爙乃、胡适游。李璜头痛失眠，还是胡适介绍他的医生姜森（Dr.Jeanson）为其检查医治。胡适更劝李璜暂时不要归国，把政治放下，还是回到书本中来，有如在法国时专以社会学方法治中国史学，比之政治较有所成就。李璜晚年写道，回思适之在纽约告彼之言，真良友也。[22]1957年，李璜在纽约治病，检查身体，又承胡适为其介绍医生，并每周亲来问讯一次。李璜说，胡适之热情异常，可感之至！[23]
纽约一别，未几，胡适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发生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与中国民主党的胎死腹中，使得晚年的胡适更感凄怆孤寂。而李璜所领导的青年党，来台后更是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纷扰不休，亦使无力整顿的李璜，只能困居香江一隅，教书为生，苦闷至极。时代的巨变，造成同为“北大人”胡适与李璜难得心境的一致，这或许是命运的捉弄与时代的无奈。
李璜对胡适的评价
胡适是位天生的热心者，对裨益世界、国家、社会、朋友的事务，无不热心。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函内，说梁任公是“热病者”，而他自己也差不多：“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24]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脑筋是储满理性的，但心底下永远翻滚着一腔热情。也因为胡适热心地对待李璜，让李璜终生感念在心。当然，李璜的高度推崇胡适及其思想，不是因为胡适曾有恩于他，而是出自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的契合。李璜赞许胡适，说他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中，最能将科学的怀疑思想与求证精神普及于中国知识界的一位学者。[25]
李璜并评价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手──陈独秀与胡适，他说，陈独秀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脱出家庭制度及其伦理思想的阐扬，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文字，是比陈独秀更为有力。李璜认为，如胡适在《新青年》4卷6号，所主编的《易卜生专号》上，其《易卜生主义》一文，及其译载的《娜拉》与《国民公敌》等篇，都给予当时及后来的青年人抛弃家庭以及妇女解放的影响至大。
又胡适在1919年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无疑是使青年知识界不但不再去随便信从传统的人物及其学说，而且可使有志于学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李璜认为这些都非陈独秀只是文笔勃茂，固多所主张，而大半冲动与笼统的篇章之所能及。
所以，归结到底，李璜认为在自由主义与科学主义（即民主与科学──当时亦称“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论阐发方面，于《新青年》杂志作者群中，胡适要算是主帅，而陈独秀与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与科学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其影响所及，李璜以为，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于国民革命之顺利发展，在文化上又间接地有功于中国今日能与世界交换知识的科学成绩。[26]因此，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实功不可没。
除高度推崇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巨大影响外，李璜亦慧眼独具，肯定胡适在史学上的成绩，这点是过去较少人提及的。李璜总结他对当时国内史学流派的观察，他说：“在民十三，北大的钱玄同、顾颉刚等一味疑古的一派哄动形势渐归平静，而南北各有名学府大都在注重获取西方治史的科学方法，以求如何去整理国故，真正的去从事于‘温故而知新’中有所创见。在这点上，可以说，梁任公先生于民十一至十二，两年之中，先后在天津南开、北京的清华与南京东大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影响特大；故其讲稿印行后，销路甚广，流传至速。”
他又说道：“不过任公的文笔虽锋锐无比，对于中国历史也涉猎至广，且以其颖悟过人，创见不少；但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谨严处，又不及胡适之先生之能寻根究底，一枝一节的都非内证外证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适之在民十二三之间，其整理国故的提倡已入了轨道，大可以补任公之不足。如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序》上，首先提出整理国故的三个途径，是足以启示学生从事中国经史的新研究着手津梁的。又如他的《古史讨论读后感》，将读经、史、子等书，把所谓‘度之以情，断之以理，决之以证’这三点都分析得很清楚，而结论到历史演进的必然步骤，要求治古史的人去先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这一类有建设性的指导，比之民十之前，对于中国古史徒事破坏，却已有进步。”[27]
李璜上述的回忆，重点在说明，胡适在史学研究方法的见解上，其眼光是超越梁任公的，胡适一再强调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这当中自然也包含史学在内），在李璜看来，其实也是为未来中国的史学研究，指示出一条明路。同为“北大人”，胡适终生信奉自由主义，李璜毕生笃信国家主义，在政治信仰上，看似南辕北辙，但对民主自由的认同，却是殊途同归，也因对民主自由理念的一致，维系这两位同为“北大人”一生不变的情谊。
以英文写作的温源宁教授
蔡登山
胡适在1931年2月7日的日记上说：“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后来胡适在写《丁文江的传记》一书时，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我到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时的北平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来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候，已被贬作‘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大齐）先生。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地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般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派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讲课！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决议案，规定‘辞退教授需经评议会通过’。”
由胡适的描述，我们可知温源宁当时是名气很大的英文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25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讲师等职。徐志摩1931年3月4日给陆小曼的信，谈到他除在北大教课外，也在女子大学兼课，他说：“女子大学的功课本是温源宁的，繁琐得很。八个钟点不算，倒是六种不同科目，最烦。”
名作家张中行在30年代曾在北大听过温源宁的英文课，他在《负暄琐记》一书中，这么描述：“是三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文组的主任，每周教两小时普通英文课。我去旁听，用意是学中文不把外语完全扔掉，此外多少还有点捧名角的意思。第一次去，印象很深，总的说，名不虚传，确实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难免带有些须的嘲讽意味，是洋绅士。身材中等，不很瘦，穿整洁而考究的西服，年岁虽然不很大，却因为态度严肃而显得成熟老练。永远用英语讲话，语调顿挫而典雅，说是上层味也许还不够，是带有古典味。中国人，英语学得这样好，使人惊讶。我向英文组的同学探询他的情况，答复不过是英国留学。我疑惑他是华侨，也许不会说中国话，那个同学说会说，有人听他说过。后来看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知道徐先生也很钦佩他的英语造诣，并说明所以能有如此的原因，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我想，这样学，所得自然不只是会话，还会搀上些生活风度。问英文组同学，说他有的时候确是怪，比如他的夫人是个华侨阔小姐，有汽车，他却从来不坐，遇见风雨天气，夫人让，他总是说谢谢，还坐自己的人力车到学校。只是听他一年课，他就离开北京大学。到哪里，去做什么，一直不清楚。”
其实在1933年后温源宁南迁来沪，同年6月，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来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温源宁在清华大学授课时是钱锺书“最敬爱的老师”之一，他对钱锺书这个学生格外欣赏，给过“超”的最高分。在钱锺书刚刚读大学三年级时，温源宁就主动介绍他要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钱锺书将这个消息用航空快信告诉父亲，钱基博于1931年10月31日给儿子回信，告诫他要谦虚，“勿太自喜”，因为“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声名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因此，身为光华大学文学院长的钱基博聘请温源宁为光华大学教授。钱锺书的旧诗中，有一首题为“与源宁师夜饮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足见二人交情之深。
1935年温源宁应吴经熊博士之邀，担任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 sia Monthly）的主笔。吴经熊在他的英文自传《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就提到1935年5月6日，是“我组织的《天下月刊》编辑部在上海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聚会”。至于何以要办这个英文刊物呢？吴经熊说：“我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的一次宴会上遇到了温源宁，他曾是北京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我对这个人的学问和人格有很深的印象。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一天，我们谈起了办一个中英文的文化和文学期刊——以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的可能性。这只是一时之想。这样的一种期刊会显得曲高和寡，很少会有人订阅，不能自养。谁能资助它呢？我们只是谈谈而已。正巧，我在担任立法院的工作时，还兼任孙中山文教进步研究所宣传部的部长。一天早上，我和孙科博士在公园散步时，谈到了我与温源宁的谈话。出乎我意料，他对这件事比我还要热心。他马上说：‘给我一个计划。研究所也许可以支持。’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交给他。他作为研究所主席立即就同意了。我和源宁一起商量编辑部人选，决定请林语堂和全增嘏。他们两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还请了余铭作我们的广告经理，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开始运转了。我们的办公室位于愚园路，‘愚园’字意为‘傻瓜的花园’，这正好用来描述我们。‘天下’一名是我建议的。我在孙博士那里看到一张很大的横幅，上书‘天下为公’四字，就是‘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该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们的杂志也应谈论天下大事，要与别人分享，‘天下’倒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我的建议在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被采纳了。”
吴经熊提到他初识温源宁是在《中国评论周报》的一次宴会上，1934年1月温源宁加入了《中国评论周报》的撰稿编辑行列。在1月4日出版的第七卷新开了一个专栏，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志稿），陆续撰发二十余篇评介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文章，对时贤加以月旦，“评头品足”一番。林语堂曾将其中写吴宓及胡适的文章译成中文，分别在其主编的《人间世》第二期（1934年4月20日）及第三期（1934年5月5日）发表，引得文化学术圈内好一阵“热闹”。1935年1月，温源宁挑出其中的十七篇，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朱兆莘、顾维钧、丁文江、辜鸿铭、吴赉熙、杨丙辰、周廷旭、陈通伯、梁宗岱、盛成、程锡庚，取名为“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交付上海Kelly ＆ Walsh Ltd.（别发洋行）刊行。
温源宁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些对于我所知的一些人的一知半解是我闲散时候写的。自然，它们的合适的安身地应该是废纸篓。不过它们曾经给有些朋友以乐趣，也就是适应这后一种要求才把它们集在一起印成书。我相信这里没什么恶意，也不至惹谁生气。不过，也可能有一两位不同意我关于他们的一些说法。如果竟是这样，我请求他们宽恕。”温源宁透过表面，深入内心，一针见血地评论各式各样的人物，文笔悠缓雍容却不失幽默，正是英国散文Essay的特点。
钱锺书一生恃才傲物，真正受到他内心钦佩的现代学人似乎不多。然而，他却对温源宁十分佩服和亲近。同年6月他在《人间世》第二十九期发表了篇书评，将书名译为《不够知己》。钱锺书说：我们看过温先生作品的人，那枝生龙活虎之笔到处都辨认得出，轻快，干脆，尖刻，漂亮中带些顽皮；从侧面来写人物，同样地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温先生是弄文学的，本书所写又多半是文学家，所以在小传而外，本书中包含好多顶犀利的文学批评，其中名言隽语，络绎不绝；不过，“本书原是温先生的游戏文章，好比信笔洒出的几朵墨花，当不得现代中国名人字典用”。话虽如此，后人对温源宁这些“游戏文章”引用率之高，恐是温、钱两人所始料未及的。温源宁在今日还未被遗忘，要归功于这本书了。
《天下月刊》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印行。《天下月刊》是民国以来水平最高的英文学术性刊物。吴经熊在《回忆哲生先生二三事》文中说：“《天下月刊》第一期是在二十四年（1935）八月问世的。发刊词是哲生先生所贡献，指出本刊的宗旨，主要是在沟通中西文化。《天下月刊》一共出了五十余期。起初编辑部设在上海，上海沦陷后，搬到香港，到香港沦陷，才始停版，迄未复刊。”杂志由温源宁主编，林语堂、全增嘏、姚莘农（克）等任编辑，温源宁每期都写有编辑前言，除此而外他还发表不少篇的文章，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黄芳指出有《中国绘画之人种特征》、《爱尔兰诗人A.E.诗作》、《当今英国四诗人琐谈》、《奥布理琐谈》、《艺术历程》等大量的文化专论以及图书评论文章。他着力译介英国文学作家及作品，为英国文学向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做出重要贡献。这些论文不同于《不够知己》的英式Essay的笔法，它们都是严谨而掷地有声的文章。可惜的似乎很少人注意这些文章，若能将这些文章搜集，并译成中文，当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温源宁的学术思想。
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这么描述：“这些文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以讲英语自豪。温源宁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回上海之后，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他穿的是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持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腔调，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吴经熊在哈佛大学读法律，他与温源宁不同，不肯穿西装，讲英语时故意带点宁波口音。邵洵美常在《天下》投稿。他是上海富家子弟，在剑桥读过两年书。他是追随徐志摩的新诗人。家住在杨树浦，每天开一部轿车到大英租界找朋友，逛书店，寻欢乐。他有老婆小孩，却又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结婚。洵美表面上厌恶一切旧思想、旧风俗，却不肯穿西装。这批骚人墨客略带矫揉造作的举止，无非是徘徊在中西文化之间，想找出一条和谐的出路。语堂自己觉得当时对许多事都必须有所选择，是要西方的，还是要东方的，要新的，还是要旧的——由双足所穿的鞋子以至头顶所戴的帽子都要选择。他刚从外国回来时，穿的是西装，后来改穿长袍，但仍旧穿皮鞋。后来他又认为中国旧式的小帽子比洋帽较为舒服。”
今年已九十五岁高龄的诗人钟鼎文（笔名番草）在接受访问中，曾谈及他在1937年受邀参与创办上海《天下日报》，那是一份四开的小型报，由他任总编辑，邀来诗人艾青担任副刊主编。中文的《天下日报》与英文的《天下月刊》是姐妹报刊，因此之故，他与温源宁也相熟。
除《天下月刊》主笔外，温源宁还担任过太平洋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中国访英团团员、泛亚会议中国代表。1936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住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起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在担任“希腊大使”期间的1962年10月10日，即第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中，阿尔及利亚的左倾总理班拜拉发表其首次演说，宣称要使世界和平必须让新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班拜拉发言时，温源宁半睡半倦的坐于“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在班拜拉的政策演说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与中立集团的代表们为他鼓掌喝采。此际，温源宁向四周一顾，迟疑了一刻，也参加了他们的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刊出：“班拜拉保证与殖民主义奋斗，中国代表也参加喝彩。”据《陈雄飞先生访问纪录》（稿本，许文堂、沈怀玉访问）说：“温源宁因打瞌睡跟着喝彩的新闻曝光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不幸经由媒体和共产集团刻意渲染后，对我国的形象造成不少损害。消息传回国内，立法、监察两院的委员要求政府勇于认错，并撤换温源宁大使以对此事负责。当时，外交部政务次长朱抚松还为了此事到立法院备询，但他的说明并未获得多数立委的谅解。后来事情愈演愈烈，美国的侨界与报界批评、报导比台北还来得激烈，侨界领袖甚至发电给行政院、立法院、外交部长，要他们严办此事。正当各方对此事僵持之际，我国代表团的薛毓麒在纽约召开记者会，代表中国代表团公开发表意见说：‘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联大发表演说，各国代表照例都应该起立，这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风度，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温大使是位干练的外交官，自当懂得国际礼仪，《纽约时报》的这则报导，仔细推敲确实有很多问题，因喝彩只是外在的表示，并不表示温大使同意对方的看法。’他并举古巴元首在联大中曾把美国攻击得体无完肤，但美国代表团人员在他演说结束后，仍然循例起立，这是国际礼仪，美国代表的起立不见得是对古巴元首的支持。薛毓麒的这番出面辩解，无形中也化解了这场风波。”
温源宁从1947年派驻希腊大使，至1968年9月“卸任”，任期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历史学者许倬云在《许倬云先生访问纪录》（稿本，陈永发、潘光哲、沈怀玉访问）中说他在1962年在美国学成归国时，曾透过他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温源宁的次子温祖希，写信给温源宁，因此他在希腊见到温大使。他说：“温老先生在希腊做了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华民国不敢把他调回来，怕一把他调回来，希腊就要跟我们断交。当时希腊还有王室，希腊国王五岁时曾经被他抱着坐在膝盖上。他的英文好得很，在希腊几十年没什么公事可办，闲来无事就研究希腊历史，后来他回国，台大外文系请他教英文，没请他教希腊史，实在可惜了。……有一天老先生赏饭，傍晚六点多派人来接我到家里吃饭喝酒聊天。我不喝酒，只好猛灌茶，但是到了八点多还不开动，我都快饿死了，我说：‘老伯我很饿耶！’他回答：‘没关系，给你吃点小点心。’我说：‘吃点心？那晚上饿了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先吃点心。’后来把我拖到卫城面前一间小餐厅吃饭，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卫城浴在月光中，甚有韵味。然后他又带我出来，向我娓娓道来，讲哪块石头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有什么历史典故，quite an enjoyment！第二天他又开车带我到海神庙，底下海浪碧波荡漾，浪潮拍岸，他老人家一时兴起背了几首希腊诗给我听，可是我不懂希腊文，他一句希腊文，一句英文，背得很起劲。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学者外交官了。在希腊盘桓那几天，温老先生很高兴，我也很快乐，他老人家高兴是因为难得找到人聊聊天，而且很投机，与他和一般外交官聊天不一样，我们之间天南地北，上天下地都能谈，那是我生涯旅行最愉快的一次，真是舒服。”
温源宁于1968年卸下“大使”职，回台定居。他曾在台湾大学教西洋文学史，又受张其昀之聘，担任中国文化学院西洋文学研究所所长。据曾在文化英研所读书，后来在静宜大学英文系任讲师的何沐莲老师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说：“我们英研所学生到温所长源宁家去上英国文学，我帮他向书局买Norton第二册英国文学集，他要自付款。他家客厅米色沙发大方，大书柜满是书，欢迎同学在那儿借阅。餐厅和客厅之间柜子上摆一幅心仪照片。大而椭圆形餐桌上置放一面玻璃垫。大伙儿围坐一旁听课。他面貌清秀，眼睛炯炯有神，眉宇之间严肃认真，鼻直挺鼻头有肉，下有希特勒式须，剑桥式英语随口说出，腔调或顿，又绅士风，极有吸引力。他说读作品要了解时代精髓，才能对时代和作者有‘perfect understanding’，否则就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他首度强调Minor writers ar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age：therefore，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m.意指次要作家代表当代，具有时代意义，吾人不能忽视他们。他偏好T.S.Eliot艾略特、A.E.Housman侯司门、D.H.Lawrence劳伦斯等人的诗作品。据说老师最早向国人介绍他们的作品。当时温老师并未提及早年他学生钱锺书赞美他‘那枝生龙活虎的笔’。第一次课后在婉约贤慧温师母的安排之下，在椭圆形桌上，Tea Time大伙儿享用典美餐点，荣幸之至。”
之后，温源宁因健康欠佳，逐渐摆脱教书工作。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温源宁因一时激愤不幸中风，缠绵病榻多年，于1984年1月13日因肺炎在台北“空军总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有关温源宁的生平资料流传在两岸都极为稀少，很多人都听闻过他的大名，但对实际的一些细节，却都无法详述。笔者曾访问过女诗人徐芳女士，她在北大曾听过温源宁的课，但她的回忆和她的同班同学张中行所去不远，因此在此不再赘述。倒是在她们北京大学在台的校友会的通讯簿上，我查到温源宁晚年的住址：台北市敦化南路369巷36弄19号之4五楼。笔者曾试图去找寻他邻居中的老者，看是否能问到一鳞半爪，但无奈几经数十年的沧桑，当时的里弄已不复存在矣。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过往的车潮，如烟往事，已然苍老！
众说《温故》
民间的历史
徐长云
《温故》里既有学者们理性的叙述，更多私人化叙述，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叙述。真正的历史，不仅由名人铸造，更由平凡而可爱的普通民众铸造，他们一起构成时代的基石。他们真实的情感，沟通着今天人们的心。
那个外孙女眼中的齐如山（戏剧家），孙女眼中的张元济（学者），那个生活在鄂北大富河岸边的普通农民“我公公”，那个叫石妹馨的乡下种田不识字的“我婆婆”……亲切，真实，朴素，高贵，名人的平凡，平凡人的伟大处，交相辉映，而温情流溢其中。
许多篇章写到胡适，那个在特定历史时段，走或留，赞或骂，作为或不作为，温和或尖锐，中肯或偏颇，被A骂或被B骂，种种矛盾费解之处，只基于他个人的立场、主义、修为、原则。各个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出一位历史人物的丰富、复杂性。真实可信更加彰显。
在“人物”、“记忆”、“口述”、“回眸”诸栏目之外，还有“风物”，比如浏阳河畔的“谭嗣同故居”。它的古朴深邃，将人们带入对谭复生“剑胆琴心、慷慨就义不复生”的追怀。
历史不冷硬，它需要真诚和温度。“温故知新”，在每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当下，记取曾经，开创未来。
（原载《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