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半苍茫（下）
——成舍我的办报生涯
张功臣
办《民生报》得罪了汪精卫
成舍我大难不死，深知自己在京城随时仍有生命之虞，必须出去避避风头，韬光养晦一时，才是办法。于是把报馆的事托付给老友吴范寰管理，继续出刊，自己则在1927年春上去南京，寻找新的出路，后来一直往来于平、宁两地。在此期间，《世界日报》仍不断受到当局压迫，如1929年12月30日，因刊登题为“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接管华北的阎锡山，被处罚停刊十二天；1933年5月10日，又因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蓝衣社头子刘健群命令北平宪兵拘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祸手。这些际遇，使成舍我动了在南京创办一份报纸的念头。
他要在南京创办新报的想法，与国民党大老李石曾不谋而合，于是遂由李出面张罗，合办一份四开小型报，命名为《民生报》。报纸首刊选在4月18日，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同一天。这一年，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通令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成舍我以“办报不应受到任何党派之约束”，“不往登记，自动放弃党籍”，[1]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此选择，当然是出于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和对新闻自由的尊重，他后来敢于和国民党进行抗争，这也是一个盾牌。
《民生报》社址在南京汉西门石桥街公字40号，一所租赁的民房里，报馆房屋与成舍我的住宅联在一起，简陋局促。成舍我自任社长，请来了他在北大的同学周邦式任经理一职，编辑部骨干力量也多是《世界日报》的旧人。由于当时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仍在同军阀孙传芳作战，孙的部队还一度夺取南京城，政局不稳，人心惶惶，成舍我对这份事业并没有多大信心：
《民生报》刚开始时，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因为几乎每天都在打仗，很危险。差点儿就办不下去，后来硬挺，总算撑住了。
《民生报》虽为小型报，订费三个月仅一元钱，但为了充分利用篇幅，节省成本，采用的是“小报大办”的方法，版面编辑上讲求精美细致，文章要求短小精悍，文字更追求紧凑简约，这也是成氏独特的经营之道。报纸出刊后，因特立独行的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在报道新闻的理念上，成舍我也有自己的主见，认为小型报要与大报竞争，重要新闻不但不能比大报少，而且每天更要有一两条大报所无的消息或特讯，目的在于培养读者对本报的信心。为此，他花许多精力与达官贵人周旋，探求政界内幕，多次得到独家新闻进行报道，并引起轰动。加上《民生报》对时事的批评也十分精辟尖锐，因而深得读者欢迎。报纸初创时发行三千份，一年后就发行到一万五千份，几年后，更创下日发行达三万份的记录，超过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销量。
此种蒸蒸日上势头，令成舍我信心大增。这期间，为了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对自己的报业实行科学化的经营管理，从1930年到1931年，他通过李石曾的门路筹得经费，赴欧美考察游历一年余，大开眼界，回国后又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创立“北平新闻专科学校”，为今后大业培养和准备专门人才。到报纸刊行的第六年，他开始自建房屋，计划在南京组织中国报业公司，做起成立报业“托拉斯”的美梦了。但到了1934年5月，一场意料不到的变故击碎了他的梦，《民生报》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事情是由一篇报道引起的，当时的总编辑张友鸾还记得：“……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学沛，给他修了一座私人住宅小洋房；以致在主体建筑上偷工减料，而且屡次追加预算，超过原来计划一倍以上。我曾听说彭和成（舍我）是亲戚，有些踌躇，拿着稿子去问他，他却说：‘既然确有此事，为什么不刊登！’”[2]此新闻发表后，《民生报》并没有罢休，围绕着这个线索顺藤摸瓜，连连报道，行政院屡次提出警告，徒然无效。成舍我行使“话语权”，竟连国府要人兼自己的亲戚都不放过，这种行为，令不少同行觉得其大节可仰，但也让当事人感到“不寒而栗”。很快，这个事件产生了边际效应，《民生报》又刊登了一篇“最有趣味性的特写报道”，惹到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头上：
某日汪院长亲自主持一项重要会议，当与会人员到齐时，而院长不知去向，把秘书人员急得团团转，但遍找无着，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有人发现院长被关在厕所里，因新厦所有门锁，按照规定均为外国进口的高级弹簧锁，而实际所用的，则均为赝品，使用效果甚差。汪因在会前入厕小解，厕门自动上锁，而事后就开不开门了，虽敲门呼救，并未被人发现，汪只有忍耐一时了。
汪精卫被困厕所的新闻，无形中证实了彭学沛贪污舞弊有据，很快成为谈资，为人们所乐道。汪为此发怒，立即召彭学沛责问，彭无言以对，遂提出辞呈。消息被《民生报》得知后，仍穷追不舍，在头条位置，以“某院、某处、彭某，因涉嫌贪污案请辞职”为标题，刊登出来，使得汪精卫更加光火，认为这是对他的重大冒犯，于是以《民生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为名，罚令停刊三天。但是成舍我不服，在《民生报》复刊时又登载社论，说明被罚经过，质问行政院，并声言将依法抗争。一场轩然大波由此引起。
在汪精卫授意下，彭学沛向首都地方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成舍我及《民生报》诽谤罪。开庭那天，旁听者甚众，喝彩声不断，成舍我亲自上庭答辩，言辞滔滔，驳斥彭学沛的指控，南京各报也一哄而上，把这件案子炒得沸沸扬扬，成舍我的名字在宁沪一带叫得愈加响亮了。不久，《中央日报》程沧波、中央通讯社萧同兹等新闻同人从中调停，要《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声明，彭学沛亦愿撤回诉讼；但成舍我因事实俱在，为了报社信誉，坚决不干，彭为避免事态扩大，不得已撤回控诉，此案也就不了了之。成的精明加执着，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次胜利，成舍我后来回忆起来，仍难掩心中得意，他对报人职业的体察，更令人钦佩感慨：
那时候年轻气盛，得理不饶人。并且要想把报办好，就得不怕事，对读者守信用，对自己尽职尽责。那次，也真出了个大锋头，开庭那天，旁听的人把法院挤得水泄不通。……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一件事。
汪精卫以堂堂行政院长之尊与一家民营小报斗法，却落了下风，当然不甘就此了事。到7月下旬，汪便找到了报复机会。事起于铁道部从国外购买器材，因办事人员私饱中囊，引起监察院弹劾，汪精卫认为是院长于右任与他为难，乃向正在江西坐镇“剿共”的蒋介石控诉，蒋则从中调停，电文中有“勿走极端”等语。国民党CC派干将张道藩主持的民族通讯社据此发出通稿，南京各报均予转载，《民生报》也以“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为题，在要闻位置刊登。汪精卫得属下报告后，不与别的报馆计较，独以“泄露军情，鼓动政潮”为罪名，向蒋介石申请“查封《民生报》，治罪成舍我”，蒋即从庐山电令南京卫戍区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办此事。
谷正伦雷厉风行，立即派人查封《民生报》并逮捕成舍我，又通过追究新闻来源，依次把民族通讯社的采访记者陈云阁、总编辑钟贡勋、社长赵冰谷抓来讯问，与成舍我一道，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3]当局虽然气势汹汹，但人们都明白，这一切都是汪精卫携私报复，借以泄愤而已，所以连监牢看守也不把他们当成犯人。成舍我多年后还感念当时的一个细节：
那次，使我最难忘的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看守我的那个卫兵，和我开玩笑说，你不寂寞了，这回你们四个人，将好可以打一桌麻将。
这一次，成舍我等被宪兵司令部关了四十天，同牢四人中，成的年龄并不是最大，但他的世故老练，却给牢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据陈云阁回忆，在抓捕成舍我时，派来的是便衣特务，以借口请他去谈话的方式进行的，“但他很敏感，把常用衣物和盥洗用具都带在一道，特务假装说何必那样，他还是坚持带去。他第二天早上穿上外衣，在天井刷牙，我们都很惊异。他见到我们三人毫无准备的样子，也暗暗发笑”。[4]成舍我此举，虽是汲取了他在军阀时代的北京数次坐牢的经验，但这种敏感和内行里面，却掩藏着常人不具备的智慧以及洞察事物的能力，这是他能够做大事、成大业的重要条件。
至于上面“捏造电文”一案，经过成舍我通过家属暗中托人，取得汪精卫的亲信、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等头面人物同情，出来说项，汪精卫终于同意从轻发落；当局又开具《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成本人今后无论到达任何城市，应向当地最高军警机关报告行止等若干条件，又叫每人各写一张悔过书，才准予保释，9月1日蒋介石的电令一到，众人便恢复了自由。
成舍我在获释后第三天，即去拜谢唐有壬，唐授意他写一封信向汪精卫示好，然后在汪接见时，不妨表示拥护之意，如此不仅可办报，还可做官，名利兼收，但被他断然拒绝。唐继而婉转劝告，晓以利害，说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去碰，无疑是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当时的答复是：“我与汪精卫碰，最后胜利是属于我的。”“唐为之谔然不解，舍我先生对他说最后胜利的理由：第一汪的年龄比他大；第二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而他能一辈子做新闻记者；第三做记者可以抱定主张，始终不变，搞政治则诱惑太多，不容易永保令名。”[5]
果然，仅仅两个月后，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刺受伤，出国就医。成、汪二人再次碰面，是在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首届国民参政会期间，当时汪精卫在汉口招待参会的参政员，见到成舍我，听说他在香港又创办了《立报》，创业阶段，举步维艰，不免要寒暄一番，表示慰问，但成舍我旧恨未消，并不买账，回答说：“在香港办报，诚然困难很多。所幸香港虽然还是殖民地，但在相当范围内，还能实行法治，好像还没有过不依法律手续，封报馆捕记者的事！”[6]这一番充满挑战意味的话，刺激得汪精卫立刻站起身来，谈话也就不欢而散了。又过了多年后，成舍我关于“汪不能一辈子做院长”的话终被应验，他在《我们这一代报人》一文中记道：
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回首当年，亲历了那一时代“不幸”的成舍我，是有理由出此刻薄感慨之语，并且自言“幸运”的。
到上海去办《立报》
成舍我在南京办《民生报》前后七年，被汪精卫“整”了这一下子，出得狱门，四顾茫茫，因获释条件里还有“不许再在南京用其它名义办报”一条，他在当地已无法立足，只好转而赴上海寻找发展机会，结果在一次聚会上，因与同人闲聊产生灵感，促成了《立报》的创办。缘起是这样的：
记得那是民国二十三年十月某日的一个正午，亡友吴中一先生，同情我在南京这一场灾难，特于黄浦江边水上饭店为我设宴，表示欢迎。同席的有八九位上海同业，他们知道汪精卫对我的禁令，不能再在南京办报。于是，吴先生用开玩笑的口吻提议：那么，你为什么不来上海办？不过他接着就说，上海能不能办小型报？如办大报，则在申、新两大报高压之下，没有百万以上资本，恐怕是不容易和他们斗争的。我当时同意他没有巨资难办大报的意见。我说，像我们这种职业报人的经济力量，在上海，只有创办小型报，或能打开一条成功的途径。
……我这些话，本只是信口闲谈，但吴先生和同座的各位同业朋友，都非常感觉兴趣。水上饭店一顿午饭，足足吃了四小时，他们还要我再谈下去，于是大家同到我住的新亚酒店，由空泛的理论，进入具体的行动。就在那天决定了集资十万元，由在座诸人，量力分担，如难足额，再增邀其它友好，但必以从事新闻事业者为限。我们并反复要约，决不招半份官股，决不请一文津贴，以便出版后对“立场坚定，态度公正”的最高原则，得以确切信守，不为任何政治关系所影响。
按，以上所指创办初期入股的有严谔声、萧同兹、管际安、程沧波、胡朴安、朱虚白等十余人，都是宁沪各大新闻机构的主持人，编辑部则汇集了张友鸾、张恨水、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等报界才俊，共同推举成舍我为社长，统管经营编务。
《立报》之名，则得于成舍我来上海时，对火车站报贩子叫卖声的观察。他发现，在上海最大的报纸零售市场闸北火车站，每天上下旅客数十万之多，报贩们都是利用上下车的几分钟叫卖报纸，由于时间急迫，《申报》两个字又琅琅上口，叫喊的次数就多，而与《申报》齐名的《新闻报》及其它四个字组成的报名，只是间歇地才叫喊一次。他对此解释说：
《立报》的立字，较《申报》的申字，更易发音，更便利报贩的叫卖。《立报》之义，是要在上海立得住。再者，人要能立，国要能立，立之义大矣哉。不过我的灵感是得自闸北火车站的报贩叫卖声。
无论大小事物，都要进行一番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揣摩，这是成舍我的过人之处。《立报》同样是小型报，经过在《民生报》的尝试，使他信心十足，决心以“篇幅小”而求“容量大”，将这份小报办成沪上发行量最大的大众化报纸。上海望平街报馆林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老牌报纸早已形成鼎立态势，没有庞大的资金或制胜的奇招，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成舍我别出心裁，想了一个绝妙的法子，让《立报》在望平街亮相：
当时大家认为上海这个码头，已被《新闻报》、《申报》两家包办，不知有多少新闻摔过跟头，特别是广告拉不到，没有广告，报纸无法生存。因此，《立报》前途，大家都替我们担心。……不料我们却在各报所登封面整幅的创刊预告中，以最大字体，特别声明，在《立报》发行数字，不能证明已达到十万份前，任何广告都一概拒绝刊登。这个声明，不仅大出那些广告贩子的意料，即一般读者，也非常惊奇。这在宣传上，已发生不少作用。及《立报》出版，最初我们集中全部力量于编辑方面，接着就在本外埠精密布置发行网。那时上海报纸销路最多的也不过十万份左右。当我们销到四五万份时，许多工厂商店就已感到每一角落，都有了《立报》的读者。
广告贩子不再等候我们登门去求助了，他们受顾客委托，自己来和我们恳切情商，要我们增加篇幅，开放广告。……我们没有求过人写介绍信，更没运用其它任何特殊的关系，我们的广告这样不招自来，源源不绝，没有多久，《立报》居然不但没栽跟头，反而成了上海一个赚钱的报馆。
为了能够在上海站稳脚跟，《立报》刚一问世，成舍我便煞费苦心，力求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当时印刷等准备工作尚不充分，选择在1935年9月20日这天发刊，却是要对一条特大新闻押一个“宝”，这条新闻便是上海滩的帮会头子、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因雇凶杀人，被巡捕房袭击抓获，送交法院定罪。上海开埠以来，租界治安为巡捕房控制，华界则是帮会势力的天下，帮会头子与租界相互勾结，欺行霸市，连《申报》和《新闻报》本埠版编辑也得拜一个“山头”为依靠，才能相安无事。因而，对“大亨”顾竹轩被捕的消息，因顾氏势力很大，此案又与帮会、巡捕房之间平日分赃不均有关，一般报纸不敢刊登，而《立报》却要当作重要新闻广为传播，公开揭露，无异于在黑社会的“码头”上放了一把火。
法院开审当日，《立报》将顾案作为头版头条刊出，主标题“顾竹轩案昨开庭”之下，以“庭外大叫嚣，旁听奔逃秩序乱，看守所闹监”为副题，赫然引人注目。报道刊出后，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城传观，读者称快，报纸因此畅销，增印至七万份仍供不应求，让股东十分振奋。但同时，有风声传出来，顾竹轩的手下要让《立报》“吃家伙”，矛头直指社长成舍我和总编辑张友鸾，一时间，报馆里气氛相当紧张。
张友鸾正在半信半疑之间，“果不其然，我连接收到几封要我‘吃生活’的匿名信。我告诉成先生，他却说：‘在上海滩上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绝不能退怯。’”其实，成舍我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恐吓信，只是一声不响扔了。随后吩咐张友鸾，照常安排记者，分别到法院、看守所、巡捕房及顾竹轩家采访，并打听顾的徒弟四下活动的情形、律师对案件的看法以及街谈巷议内容等等，继续刊登。此后一个多月里，《立报》一直跟踪报道顾竹轩案，“除了新闻报导外，还附有顾受审时的照片，又在第三版用半版地位，刊载审讯详记。为了巩固销数，大约有十次继续刊载顾案消息，直到发表判决书、宣判顾徒刑十五年为止”。张友鸾还回忆说，在全程跟踪顾竹轩杀人案期间，为了自身安全，在一段时间里，每晚编完报回家，他一反独自走路或乘黄包车的习惯，竟要坐上出租汽车，才觉得放心，事后想起来，颇有些“夜走坟堆吹口哨”的况味了。[7]
在这种情形下，同人更加佩服成舍我的镇定沉着。在《立报》受到威胁时，成舍我却决意与社会上的恶势力斗争到底，他还找到个与帮会头子有交情的报馆股东，向各个“山头”打招呼，求得“保护”，这样，揭发帮会恶霸罪行的报道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立报》凭借这一详细的独家新闻，利用帮会和巡捕房、法院之间的矛盾，推波助澜，一炮打响，终于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立报》在上海出版的两年零两个月，是成舍我办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同人尤以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全国报纸之冠，引为自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于日军铁蹄，从淞沪战争爆发到《立报》宣告停刊，三个多月里，报纸发行量每日均在二十万份以上，创造了全国自有日报以来之最高纪录。[8]
成舍我后来谈到《立报》的成功经验时，首先强调的是“内容第一，编辑至上”的原则，即重视言论、新闻及副刊。他说：
办好一个报纸的程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劳而无功。
就我的经验看来，办好一张报，编辑人关系最大，请到极有能力、极合理想的编辑人，应该是最主要条件之一。
《立报》总编辑张友鸾就是成舍我意中的“极有能力、极合理想的编辑人”，他原是《世界日报》总编辑，因对成舍我的事必躬亲感到不满，辞职自行创业，成舍我为拉他回头，把自己股份划出一部分到张友鸾名下，使他以创办人的身份安心办报。张友鸾虽不喜欢上海的哄闹，但难却成舍我的一番盛意，倾力为之，果然为《立报》打响了第一炮。
后任的几个总编辑，也都是新闻干才中的一时之选，其中萨空了最善于对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电讯进行分类编辑，他每晚从9时上班直到12点，“屁股不离板凳”，将各通讯社的电讯加以整合分析，重新编写，分成国外国内两大类的特稿，作为立报第一版的头条；如果国内新闻信息繁多，还要分派各版编辑，加工重写，目的是使读者在简明的文字中，系统了解国内外大事，读过《立报》之后，就不必再读沪上其它各报。
还有储保衡，是北京大学英文系的毕业生，上任后即订购国际各大通讯社的新闻稿，不使遗漏任何重要新闻。由于报纸篇幅小，乃提倡“精简主义”，要求通讯社播发的通稿，必须经过编辑的重新缩写，才能使用，如果编辑部发排的稿件是通讯社的油印稿，而非编辑手写的，则排字房可以拒排。
新闻版之外，还有不少名家主持副刊，如娱乐性的“花果山”，由著名小说家张恨水主编；学术性的的“言林”，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谢六逸主编；消闲性的“小茶馆”，则由资深报人恽逸群主编，名小说家包天笑也曾客串副刊编辑。一时《立报》群英荟萃，行家里手云集，方能做到内容重于一切，版面重于一切，使报纸受到读者欢迎。包天笑后来曾作打油诗，有“长着烂衫谢教授，细搜抽斗褚夫人；小茶馆里歌呼起，花果山前跳跃频；堪喜工徒写稿子，剧怜校对嚼花生”等句，[9]都是当时情形的写实。
其次，是重视经营管理，讲求报业的独特经营之道。在报馆的经营管理方面，成舍我有不少独有的心得和方法，只是秘而不宣罢了。在同人眼里，他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很不容易接近，一般职工对他难生好感。在上海办《立报》时期，他每天一早就乘自备汽车来报馆上班，写稿、阅报，晚上则到各部门察看，或与记者、编辑谈话，由于他“对工作效率要求特高，而对工作报酬则一贯坚持低等”，人们虽然情绪不快，但无不肯定，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报纸提高了工作效率，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办报的多面手。
当过通俗小品文副刊“花果山”主编的张常人，在谈到成舍我那一套“简易、巧妙而有效的管理方法”时说：“总经理室同各部门工作人员按日有书面上的联系。各部门均有一红格毛边纸本子，每日工作完毕，负责人即将当日重要、有疑问事项、有意见事项、要求上级注意或办理事项、准备进行事项、遵令办理事项……总之，好事与坏事，无不笔之于本，于下班前派人送交总经理室。成舍我上午一到报馆，先看本报，再看其它各报，然后逐一翻阅此类积案盈尺的记事本，包括发行部、广告部、采访部、编辑部总编辑与各版编辑、排字房、铸字房、印刷房、经理部在内。每看完一本，即在记事后面振笔疾书，进行批评、奖勉、指示。一般来说，奖勉之事极少，批评与指责的机会则常有。”[10]
如此而来，各部门负责人每天到馆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急急翻阅总经理室发还的记事本，细读成舍我“手谕”，被奖勉的，喜形于色；被批评的，心惊肉跳，无有不重视此项联系制度者。这项发明，也可算是后来报界工作汇报制度的先行吧。许多年后，《立报》同人回顾成舍我的“办报经”，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让几人欢喜几人发愁的“记事本”制度；在一个报馆里使用这样的管理手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对于《立报》的成功，成舍我也有独树一帜的心得：
我生平对新闻事业有一重要信条，我认为“成功”这一个名词，如用在新闻事业，其生命的短促，实非任何其它事业所可比拟。其它事业，经过若干时间，达到某项标准，即可以算作成功；新闻事业，则成功的生命，只能以“天”计算。今天这张报言论正确，内容充实，版面美观，尤其拥有许多别报所无、本报专有的特讯，这张报确可以评为成功。但这“成功”的有效时期，仅以今天为限。倘若明天的报，你言论荒谬、内容芜杂、版面恶劣，而且有许多重要消息，别报刊出，本报独无，则同是一家报，昨天评为成功的，今天就会突然变为失败了。因此，《立报》出版之初，我和全体同仁都以人人要争取“今天”的成功，作为工作标的，决不能因为昨天这张报或昨天我的工作被评为成功了，今天就可以松一下劲，偷一次懒……
成舍我后来在各地演讲，传授他的办报经验，也有不少人问他“如何办好一张报”这个问题，他讲得最多的，不外以下三点：
第一，要把办报看作开机器，马达固然重要，小螺丝钉也不能忽视。编辑人纵然绝顶天才，如果配上一些缺乏能力、不太负责的校对，时常将“中央”错成“中共”，“大使”错成“大便”，“伦敦”错成“敦伦”，那么，这张报仍将难以博取读者良好的印象，由编辑方面推而至于其它部门，报差不按时送报，信差不按时取稿，工人不按时出版，其对于报纸的能否办好，当然影响很大。
第二，要把办报看作指挥一支作战的军队。新闻工作，虽被称为自由职业，但为增加工作的效率，一报馆的组织和纪律，却绝对不能松懈。指定的发稿时间，一定不许迟误，指定的采访任务，一定需要达成。印刷部延时出版，一定要追究责任，校对房错字连篇，一定要依章处罚。尤其重要的，即对于参加这支报馆军的每一分子，必须随时随地充分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一个标题不如人，编辑先生应该感到羞愧，一条新闻不如人，外勤先生应该吃不下饭，人人要争取胜利，但这胜利的有效期限，永远只是一天。
第三，粒米寸布，不许浪费，不应该节省时，子女教育，或急病开刀，几千几万，也毫无吝惜。……像我将全部电灯，按所需时间，分组按设总门，全部总门，集中于总管理处，我的座位旁边，指定专人，按时启闭。又如每天利用一部分通信社废稿，将反面作为夜间编辑的稿纸。及严禁印刷部职工，撕破卷筒报纸上厕所之类。这在一些大报馆大报人眼中，虽是卑不足道，但我们总相信凡是可以防止的浪费，就必须加以防止。
成舍我办“小型报”经验很多，以至形成著名的“成氏体系”，在众多的新闻记者和职业报人里，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
踏上颠沛流离之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华北，《世界日报》于北平被占领次日停刊，报馆所有财产被日军劫收，不久与《华北日报》合并，改为日伪之机关报。在大局突变、政治纷纭的关口，成舍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当7月底，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撤离北平、日军尚未入城时，城内与日本人早有勾结的头面人物蠢蠢欲动，推举大汉奸潘毓桂出任警察局长。潘与成私交一向不错，在组织伪地方维持会时，把成舍我的名字也列入委员名单，成闻知后的第一反应是“大事不妙”，急忙找到潘毓桂表示辞绝，潘在劝他时说了一段有趣的话：“我是钢筋洋灰做成的大汉奸，说干就干，绝不含糊。你如畏首畏尾，不但是事业维持不住，连人身的安全都可能成问题。”[11]据说成舍我“思想上经过一番剧烈的斗争，绕室彷徨，终宵不寐，最后认为当汉奸不会有出路，决定不干[12]。”日军于8月8日正式进入北平，成舍我则在次日举家潜逃到天津，坐船辗转到了上海。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糊涂，这次也不例外。
成舍我南下不久，上海又告弃守，随着日军铁蹄踏进外滩，《立报》于11月25日自动停刊。恰在此时，美国人在公共租界办的《大美晚报》为扩大业务，正在招揽采编人员，乃将从总编辑褚保衡以下的《立报》原班人马，全部接收过去。短短几个月时间，成舍我以十余年之功，殚精竭虑创立的两个报馆化为乌有，亡国焚业之恨，心自难平。不幸的是，随着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他还要继续亡命，才能把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
上海沦陷后，沪上报界分崩离析，各大报中，有的自动停刊，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出报；有的把报馆转移到洋人名下，摇身一变成了“洋旗报”，以求平安度日；也有一部分如《申报》、《大公报》等，则趁日军罗网未张之际，携运机器生财飘洋过海，借香港殖民地的保护伞，大张旗鼓进行抗日宣传。成舍我也选择了去香港恢复《立报》，当时一同赴港的有卜少夫、沈雁冰、萨空了、吴范寰等人，社址定在港岛中环大道中175号，并购置了一部对开轮转印刷机，于1938年4月1日出版了新刊。
但是成舍我在香港的运气不佳，初到异乡，人地两生，发行及营运都十分艰难，加之当地社会文化习俗不同，《立报》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印数，因而成了一桩赔钱的生意，这令众人很失望。据卜少夫回忆，香港《立报》那段日子，十分艰苦，报馆的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印刷所，都满满当当挤在生活书店楼上，占了三层楼，仍觉狭小；同时工资微薄，造成编辑人员你来我往，极不稳定，再加上战时气氛紧张，人心惶惶，报纸办得缺乏往日的生气。香港《立报》一直未能打开局面，成为畅销报，还有一个原因，“那个时候香港的老广们还不能接受立报那个风格”。如此苟延了一阵，人心自然涣散，先是编辑副刊“言林”的茅盾因无法忍受成舍我对他的文章作“无情的修改”，挂冠而去；不久萨空了等人接受《新疆日报》之聘，去了迪化，卜少夫从上海赶来接替他编国际版新闻及副刊“花果山”，并写社评，也终于在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之前，去了贵阳。[13]这种景况，对于一向沉着自信的成舍我来说，是一次次不小的打击。
香港《立报》时期，成舍我唯可引为自豪的事，是他曾写文章预言“日美必战”，而且不出一月便为事实所应验。当时正值1941年秋末，10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因是否自华撤兵问题与“主战派”发生冲突，提出内阁总辞职，天皇裕仁即命陆相东条英机组阁上台，成舍我据此判断，以东条英机的“穷兵黩武”风格，日美必有一战；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言室驻东京办事处主任邓友德在香港出版一本宣传物，当期为太平洋问题专号，向各方面约稿，成舍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阐述自己预见日美终将开战的观点，一面交刊物发表，一面在《立报》上连载。在“日美妥协论”一面倒的情况下，成舍我的“异论”颇有些耸人听闻的意味。后来他自述这段往事：
我记得在那一期专号上，写文章的很多，其中有不少日本问题专家。因为从九一八起，我们饱受英美对日本绥靖政策的痛苦，尤其在我们抗战最严重时期，还被英国来一次滇缅路封锁，大家对民主国家的国际道义，其信任程度，实在已几乎降达零点，所以东条内阁登台，最大多数看法，一方面认为美国固不会为了中国，和日本翻脸；一方面也感觉日本泥足，陷入中国，从九一八算起，已历十年，从七七算起，亦将五年。大军远征，愈陷愈深，决没有胆量再发动太平洋大战。他们的结论，不是说日美可妥协，美国可能牺牲中国，即是说局面将不死不活拖下去，正如这个专号第一篇某位专家的标题：“东条内阁乃近卫内阁之延长”。
整个专号，似乎我最大胆，我在那篇文章内，曾坚决指出：日美不可能妥协，美国不可能牺牲中国，而日美战争发生的方式，将一定是你今晚看报，第一条新闻还在说日本决意和美国妥协，日本愿保障太平洋和平安全，但明早一觉醒来，打开早报，就可能日本已对美宣战几个初号大字，赫然出现在你眼前。这个摊牌的日子决不太远，而且已迫在目前，可能就在十二月上旬。这篇文章发表后，许多人都十分惊奇，但相信我这看法的，为数极少。
我在十一月下旬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十二月七日那天，原和王云五先生定好飞机票同时返港，但未到飞机场，即从广播中听悉太平洋大战爆发，日本已突袭香港了。一切交通工具立告断绝，《立报》和我的家眷全部陷在香港。
由此可见，成舍我眼力非常，是那一代人真正拥有广阔视野的媒体人士，他所说“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指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二次大会，他于1938年4月，以社会贤达身份膺选首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本次是连任，会期共十五天，大会闭幕已是12月初。当时他预定于12月5日与参政员张一麐和中华书局总经理王云五同机离渝返港，因王云五有事赴成都，乃临时改为8日，不料当日太平洋战事突起，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派机轰炸香港英军兵房、启德机场，渝港之间交通立告中断，成舍我被迫留居内地，与报馆和家人分隔；次日，美国对日宣战，日军攻占香港后，查封岛上一切机关财产，《立报》自也不能幸免，成舍我唯可自慰的是，他的“日美必战”之言果然应验了。
此后几年，随着局势跌宕起伏，成舍我的事业陷入低谷，他本人也踏上了颠沛流离之路。1942年春，先往粤北迎接从港岛逃出的眷属及《立报》同仁，一起迁居桂林，不久与王云五合作创办桂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招收学员以流亡学生为主，并购备印刷器材，成立实习工厂，欲为今后办报培养和储备人材。学校开办不到两年，1944年夏日军大举进攻广西，“桂林世新”校舍被炸后停办，成舍我举家率众，也加入大撤退的洪流中，先回到老家安庆喘息了几个月，又辗转迁往重庆，以参政员身份做了一阵寓公，但毕竟过不惯清闲日子，于是开始筹备《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
重庆版《世界日报》于1945年5月1日发刊，报馆位于中一路黄家垭口的一座五层楼房，然而开张伊始，就运交华盖，报纸出刊后一个多月，时值重庆多雨季节，一场暴雨袭来，报馆楼后的下水道堵塞，整个排印工厂全部被污水淹没，报纸被迫停刊十多天，损失严重。当时的情景，成舍我多年后忆及，仍唏嘘不止：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办报，最辛苦、最累人的时候，就是《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时候。记得那时候的地下水道很差，每遇阴雨连绵之际，就水泄不通，尤其遇有骤雨，街上一定淹水。有一次雨后成灾，积水有一丈多深，整个一条街都淹了，家家都损失很多财物，《世界日报》更是损失惨重，不但机器被水淹，一时无法印报，有很多纸，因来不及往楼上搬，也都泡汤了，真惨！下水道堵塞，一直修不好，我们曾请律师提出告诉，要求市政府赔偿损失。
据当时《世界日报》总编辑陈云阁回忆，为报馆被淹一事，成舍我向主管部门市政府公务局提出修整下水道申请，未得反应，以他的好斗性格，于是断然聘请江一平等著名律师公开登报，要求赔偿全部损失，这一威胁立即见效，重庆市市长贺耀祖见事情闹大，不得已两次亲临视察报馆下水道堵塞情况，严令公务局日夜抢修，报纸才得继续出版。嗣后，成舍我还在报上亲撰启事，宣布因此遭受拖累损失的订户读者，将得到补偿。“这些手法都对报纸声誉与发行增添了许多有利影响，所以当时就有不少同行说他在利害、是非问题上既能破除情面，毫不忍手，又善于迎合社会心理，争取读者同情，说得上一个报界狠人。”[14]这个评价对于成舍我，是太确当了。
对于自己的记者，如在新闻竞争中没有尽到职责，成舍我更是毫不容情。抗战胜利后，南京中山陵园展出一只大玳瑁，《世界日报》驻南京毕群记者照抄一家小报的新闻，给北平拍发电讯，却错做“大乌龟”，成舍我便去电质问：“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文字诚然精练，且有魏晋六朝小品遗风，但不免让人难以接受，认为这位老板也太严厉且太“尖酸”了。[15]
成舍我的“吝啬”在同行中也是十分有名的。他的一个老友说，这都是他小时候家里生活太苦，十四五岁外出谋生，在上海啃烧饼度日，在北京“逐水草而居”，养成的习惯。因而当报社里同事钱不够用，每每叫苦时，他大不以为然，总说人家太浪费了，自己当初如何如何刻苦，而且“大言不惭”地说：“如果这样过，每月都有富裕的。”[16]还有一件被引为笑谈的事，抗战后期，《世界日报》在重庆恢复出版，成舍我一如既往对职工采取低待遇，甚至连食堂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屡次要求改善伙食，成老板不允。适逢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成舍我午饭时到食堂传达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17]他话音刚落，举室哗笑，可见人们对这位老板的吝啬既习以为常，也是无可奈何了。
毕群1945年在重庆加入《世界日报》时就深有体会：“成舍我办报素来有他一套‘精兵简政’的办法，用人不多，主观上想要报社职工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而两个人拿一个人的工资。旧新闻界都评价说：‘成舍我是刻薄起家。’这样的评价，过去只是听说，现在亲身尝到滋味了。那时我是光棍一条，生活上除抽点香烟之外，没有其他更大的浪费，但月薪只刚够维持一个人普通生活水平。其他有家室的同事更苦不堪言了。”[18]毕群的这一段似嘲笑似挖苦的介绍，确是为成舍我的“吝啬”画了一幅像。然而奇怪的是，成舍我在《世界日报》开的这道流水席却人来人往，不愁没人前来“赴宴”，而且这种艰苦环境“逼”出了一批颇具才干的编辑、记者，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听说哪个人是从《世界日报》出来的，别的报社都乐于接纳。
毕群还感慨道：“我曾经听到一位新闻界前辈说：‘《世界日报》实际上是一所新闻从业人员训练班。’这话含蓄着辛辣的讽刺意味，同时又是真实的写照。”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在迎接抗战胜利的欢呼声里，成舍我于一个月后，搭乘一架重庆新闻界的军用专机飞往南京，其中有参加9月9日受降典礼的各大报馆、通讯社记者，如《中央日报》卜少夫、《文汇报》徐铸成、《大公报》金诚夫等；有去京沪两地接收被日伪劫占文化机关的官员，如张万里、张明炜、陈训畲、李荆荪等；像成舍我这样专程忙于恢复旧业的民间报馆老板，则只有他一个。据卜少夫忆及，到南京后，一行人在夫子庙六华春晚餐，为庆祝抗战胜利，成舍我开戒了香烟，还同陈训畲、李荆荪和卜少夫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纪念，南京《中央日报》在国民党政府受降当日复刊，第一号的社论也是成舍我代写的。在上海期间，成舍我诸事顺利，很快就接收到了《立报》的资产，办完转让手续，立即又飞往北平，去交涉《世界日报》复刊事宜。从他后来追述中可看出，此事还费了一番周折：
我在上海时，就听见各地接收情形多半紊乱，我曾写信给当时主管接收文化机关的一位负责者，我说：对外抗战，民间报纸，为国家而牺牲，这是理所当然，无足顾惜，今最后胜利既已到临，我们办民间报的，自然仍回到民间去，我仍将以自己血汗，恢复自己事业，我不愿要国家一文津贴，或变相津贴（其时如大公及某某报等，都各得官价外汇美元二十万元，不少报馆在法币剧烈贬值时，向国家银行贷款，均即变相津贴之一种），我只要收回日本人从我手里夺去的资产，我不要别人的一草一木。如果被日本人抢去以后，又被我们的政府抢去，则我一息尚存，是必须抗争到底的。
我下了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最初抢我报馆的武田南阳，是否仍在北平。当确切查明他的住址以后，我立即派人向他查问没收《世界日报》及交给《华北新报》时前后确切情形。他提出一本没收《世界日报》时的财产清册，一本移交《华北新报》时的财产清册，并另外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现有《华北新报》的资产来源。根据这些证件，我向北平接收文化机关主管人往返交涉，好不容易收回一部分，勉强拼凑，于三十四年（1945年）十二月，将《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恢复出版。
实际上，成舍我此时已连任三届国民参政员，与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时相过从，对于事业方面的运筹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实现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据他手下一直负责经营的一个老部下说，成舍我到北平后，由于得到同机出渝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张明炜等的支持，很快就把以前《世界日报》的财产抢先接收到手，比起一些迟到的同行，占了不少便宜。其中“印刷设备除接收了一部轮转机和十六部平板机以外，还多了一部凹印刷机，另外还抢到大批卷筒纸”。[19]《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能够在短短两个月内恢复出版，若非成舍我的八面玲珑，精明强干，是很难做到的。
成舍我上面提到的日本人武田南阳，多年后他们在香港还有一次狭路相逢。那是1952年夏天，成舍我在港岛创办《自由人》半月刊期间，《新闻天地》主持人卜少夫约几个老朋友餐叙，在席间，成舍我正巧碰到这个武田南阳，双方不免尴尬：
这位日本“老记者”，正是七七抗战，我逃出北平后，带着日本兵占据我北平《世界日报》，其后在钳制华北文化的浪人武田南阳。抗战胜利后，在收回《世界日报》之时，我没有为难他，他才得以在中央政府“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下，安然搭上遣俘专轮回日本去。
也许是天良发现吧，武田南阳的态度多少有点局促不安，一再向我举杯说：“以前种种，请您都尽量忘记吧！”
此时，一席能否尽欢，都取决于成舍我了。他见对方态度真诚，内疚极深，决定不予计较，乃举杯回答：“像你我这点鸡毛蒜皮的过去，还有什么不可忘记的？其实，我在民国三十四年回到北平，就曾想过，中国人有两句话：‘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没有在那时直接找你麻烦，正就是为了今天我们在此相见！”在这一幕杯酒释前嫌中，成舍我表现出来的大度和器量，让在座众人难忘。[20]
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复刊的第一号上，刊登了成舍我写的长文《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回顾该报创刊以来的艰难历程，历数他个人办报生涯的种种遭遇，语多沉痛，充满感情；文中还提出报人在政治和社会两方面负有的任务，即“站在国民立场，超然于政治党派”，“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文辞铿锵，声情并茂，被认为是他写的最出色的文字之一：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和许多恶魔苦斗，所以也就不能不与北平同遭惨酷的厄运。厄运最后一幕，竟使我们经过八年零三个月悠久时间，不能和读者相见，全部资产被敌人没收。起初竟盗用原名继续出版，后改称《新民报》，再改为《华北新报》。《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苦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规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纸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我们虽曾遭受各种军阀的压迫，现在这些军阀，谁能再压迫我们？许多恶魔叱咤风云，这一个起来那个倒去，结果同归于尽。……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北洋军阀和日本强盗都不能打倒我们，不仅过去如此，相信一切反时代反民众的恶势力，无论内外都将永远如此。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
在这篇“宣言”中，成舍我虽然道出了对未来的憧憬，其实他已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正在向时代诵读着悲伤与骄傲的告白。正如他断言“这一时代”的报人必定要经历磨难，而《世界日报》也不能幸免，此后存活的三年多，在不断蔓延的国共内战烽火里，只能算作苟延残喘了。成舍我虽自诩“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同时提出“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以及“走第三条路”的主张，但是，报纸作为言论机关，在和平谈判与军事冲突变幻交替的形势下，无论新闻还是评论，要对政局的变化作出及时反映，则必然要亮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而，又不免陷入政治的泥沼。
这一时期，《世界日报》的社评当中，既有《反对国共两党秘密谈判》、《再也不能袖手旁观》、《要受人民最后裁判了》、《内战不能再打八年》这样的“公论”，亦充斥着《请共产党想一想》、《速戡止共军流窜》、《长春必须苦守》、《政府应从速增强华北国军兵力》这样维护国民党正统的“私见”；新闻方面，更有《中共首都已告崩陷国军昨日进驻延安》、《蒋总裁训痛切示党员，丧失信心将来只有束手待毙长此衰颓，即无共党亦必灭亡》，以及报道“联合政府”登场的《一党训政自兹告终国府委会昨晨成立》、蒋介石当选大总统的《为天下得人庆》等等官样消息，如此而来，随着国共两党在战场上越来越激烈的厮杀决斗，所谓“客观”，所谓“超然”，也越来越化为成舍我的一厢情愿了。
与此同时，成舍我本人的政治活动也有随波逐浪之势。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接收《立报》，在北平恢复《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又拟将南京《民生报》复刊，气魄之大，在新闻界一时无双，被目为报界领军人物。因而，1946年初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时，他被官方圈定为国大代表；到1948年1月立法委员选举开始后，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张明炜等把持的北平新闻公会，专门在各报刊登广告，吁请市民“圈选”成舍我，如此运作，最终使他当选北平区域的数名立法委员之一。这时，无论成舍我本人作如何感想，此种情势，却使得外界认为，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正在越走越近。随着这种看法的加深，以及《世界日报》在社评和新闻上维护国民党政府正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也使得习惯于在政治的选择上非黑即白的人们对他开始侧目以待。以上种种，都成为后来新政权不能见谅于他的原因。
成舍我当选立法委员后，对于拓展自己的事业，显得更加雄心勃勃，气焰高涨，1948年夏天以立委身份前往南京报到时，曾与国民党CC派领袖陈立夫等商议创办“中国新闻公司”，拟以《世界日报》的招牌和全部资产，加上拨给资金及吸收股份，在全国各地开设分馆，实现他多年以来成立中国报业托拉斯的梦想。然而计划甫定，就传来解放军夺取东北的消息，由于担心在北平的产业，成舍我于12月初从南京搭乘海轮到天津，拟转往北平料理《世界日报》。未料在大沽口上岸当日，战局急转直下，北平已告被围，他只能滞留在旅馆，以电话联络吴范寰等负责人，指导《世界日报》编务。到12月18日，解放军逼近天津，近郊的隆隆炮声已清晰可闻，此时身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的成舍我，未敢在战地久留，搭乘最后一班撤退的民航机，回到了南京。
这种选择，使得他在“党派站队”的政治思维模式下，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新政权的对立面。北平解放后，军管会即于12月25日发布文告，宣布“为了剥夺反革命分子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查封“国民党蒋帮分子、伪立法委员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在此前的12月14日，当位于石驸马大街90号的报社印刷厂还在印刷《世界日报》次日的副刊，门前突然开来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大门口立即有几个卫兵站岗、禁止人员进出”，首先叫印刷机停机，把已印好的副刊版没收，然后北平军管会文管委员会领导钱俊瑞宣布接收命令，令报馆即日起停刊，所有员工暂不得随意走动，待研究后分别安置。[21]自此，《世界日报》寿终正寝，经整顿改造后，易名为《光明日报》继续出版。
成舍我得知北平报馆被查封的消息，又急又气，一连几日寝食难安。以他的生性好斗，对于这悲哀的结局，既无可如何，但又不甘吃亏败阵，只能拿起手中的笔，怒言相向，大张旗鼓地抗辩一番。经一夜斟酌，他亲自草成一篇声明，一边在南京通过电台广播，一边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刊登，略谓：
《世界日报》自民国十三年创刊，数十年间，在任何朝代之下，几无不遭受迫害，先后已不下数十例，而余个人之被捕下狱，数已相等。二十六年，北平沦陷，报社为日寇掠夺，及胜利复刊，余于署名之复刊宣言中，曾痛告国共双方，谓共产党若不改变政策，……则政府用兵，无法阻止。若国民党不能痛切觉悟，彻底改革，而仍蹈故袭常，因循泄沓，贪污腐败，则人民反抗，势所必至。胜利以来，《世界日报》之每一主张，即无不遵此原则出发，即在今日，对此原则，余仍未能发现应向任何朝代之枪口刺刀下，感觉忏悔，如中共认此为“无党派的假面具”，则余亦宁愿戴此面具以终生。
语虽强硬，话亦周全，然而成舍我此时如打开窗子，定能听见南京这国民政府首都混杂骚乱的市声，看到达官贵人们争相涌向机场、码头的身影，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便是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灭亡前固有的情形。只是因了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他要为这最后的一幕添一道注释，作一个见证罢了。
这是成舍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刻。他从年轻时代就信奉“新闻自由、舆论独立”，不愿与党派政治发生瓜葛，几十年间，历经坎坷创办多家报馆，都力图超越党派意识形态，维护自身的公器形象，为此他珍惜羽毛，宁可故意脱党，宁可不要补贴，也要一以贯之，长久保持“无党派立场”。但可悲的是，他身为报人，有“洁癖”却又无法跳出政治生活的“染缸”，在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到来时，便显得如此力不从心，唯一的选择，便是从这历史的大舞台上告别淡出，留给世人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他不甘于此，但他无可奈何。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他自己的悲剧？
几个月后，在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摧枯拉朽声中，随着国民党军队退却的大潮，成舍我携带家眷漂泊到了香港，这一年他已五十一岁。1951年，他与王云五、左舜生、程沧波、阮毅成、卜少夫等在港创办了《自由人》半月刊，看得出，他竭力东山再起，继续做一个“灰色”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事过境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潮流滚滚而过，徒生“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慨了。
1952年，成舍我举家从香港迁往台北。本拟在台北复刊《世界日报》，因国民党当局实施报禁，办报计划搁浅，于是创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声称要“培训一万名新闻干部回大陆”。几年之中，他断绝了办报念头，一面教书，一面写点评论或专栏之类的文章。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舍我就此改变了自己的“斗士”形象，1955年3月，在“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他以“立法委员”身份，以《人权保障与言论自由》为题，向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发难，为两位因言论罪被国民党长期关押的新闻界元老——失踪五年的龚德柏和被捕三年的马乘风鸣不平，追问何以“不审？不判？不杀？不放？”并质询：“新办报纸杂志何以不许登记？”他以如此凌厉猛烈的作风，挑战执政当局的“戒严”、“报禁”措施，让同人感到振奋，也令当局大为震惊。成舍我遂成为台湾舆论界“反对派”的一面旗帜。
此后十余年，成舍我“蛰伏”台岛，收起锋芒，潜心办他的新闻学校，期间曾在1960年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美，同时考察美国新闻事业，后来他陆续把几个子女都送到了美国读书，他自己亦数次到美国探亲游历。但是人们并未因此忘掉他，1967年他七十寿辰时，台湾新闻界以公宴方式予以祝贺；又过了十年，他迎来八秩大庆，为了避免故旧门生过度铺张，筹办盛大的庆祝，乃提前携夫人离台赴美避寿宴，作为期一月的考察，一时传为佳话。
1988年，台湾开放长达三十七年的报禁时，成舍我已九十一岁高龄，他再酬壮志，创办了《台湾立报》，在发刊辞中表明办报的目的：“第一，为供应世新校友及在校同学，实现其所学的新闻理论及增进其技术。第二，开放报禁证明台湾确已有新闻自由。”这是他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个出版物，此时，当年和他一起在烽火岁月的报坛上冲锋陷阵的老友，都已驾鹤西去，只留下他，为这时代作最后的见证。
1991年4月1日，成舍我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终年九十四岁。临终前两个月，肠梗阻、肺炎等症并发时，他无法发声，每日挣扎用颤抖的右手书写“我要说话”几个字，令周围亲友百感交集——成舍我一生都在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而奋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出来的心声，正是他毕生事业和人生目标的写照。在他身后，一个时代无声地结束了。（全文完）
注释：
[1]关国煊：《锲而不舍的新闻界老兵》。
[2]张友鸾：《报人成舍我》，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3页。
[3]《申报》1934年7月27日第10版刊载消息云：“……顷据民生报社声称，该报本月20日，因刊载蒋委员长电汪、于调解的两院新闻，为当局所误会，23日遂由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并将社长成舍我君传去问话，至今未释。”
[4]陈云阁：《重庆〈世界日报〉记实》，载《新闻研究资料》第4辑，第58-59页，新华出版社，1981年。
[5]程沧波：《中国自由史上一位独立的记者──祝成舍我先生六十寿》，载1957年8月14日出版《自由人》。
[6]敖智宁：《永远的年轻人》。
[7]以上据张友鸾：《报人成舍我》，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7页。
[8]《立报》这一短暂辉煌的造成，主要得益于当时非常关注淞沪战争的进展，时任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回忆说，当时他每天“晚间替立报写军事新闻，那三个月中，占了七十多天的头条地步”，并认为：“到抗战期中，立报销数达到三十万份的空前记录，和我的第一线采访，不无相当关系。”见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下），528-52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
[9]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630页，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张常人：《成舍我创办立报的前前后后》，见《他们是怎样办报的》，第105页，111页。
[11]金秉英：《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忆成舍我先生》，《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47页。
[12]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1页。
[13]卜少夫：《我的老老板成舍我》，载《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27-228页。
[14]陈云阁：《重庆〈世界日报〉记实》，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23-224页。
[15]毕群：《成舍我与重庆〈世界日报〉》，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16页。
[16]张友鸾：《报人成舍我》，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9页。
[17]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4页。
[18]毕群：《成舍我与重庆〈世界日报〉》，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10-211页。
[19]吴范寰：《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载《世界日报兴衰史》，第24页。
[20]敖智宁：《永远的年轻人》。
[21]李鸿铭：《百岁冥寿念校长——追忆创业艰难，缅怀丰功伟绩》，载《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