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4日
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比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政治史上广泛使用的“国体”概念更具根源性，所以我们可以把国体概念放在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的延长线上来加以理解。国体的概念在这段漫长的战争时期被当成强而有力的语言工具，用来防御或攻击日本人的政治地位。
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国体”一词，才被吞没在新的政治论点中而消失无踪。然而，无关乎语词，其功能（亦即曾借由这语词所表现的概念）仍以隐蔽的形式寄存在目前的日本政治中发挥作用。
“国体”一词的起源，可见于吉田寅次郎（吉田松阴）与山县大华的往来书简中。[1]吉田认为，此语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进力量。他的论敌山县大华则不承认日本民族中有这种特有的东西。山县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推进力量，因此“国体”概念并非日本所特有。吉田的国体概念可以视为日本民族继承的传统，如果这样解释，我们也可以把这概念当成是足以被实证检验的事物。但是在此之后，这概念却未朝着此种方向发展。明治维新以后，“国体”已被用来指称日本国现在的政体，以及现存政治秩序所特有的东西。所以，这个用语已经完成如下任务，即照亮现今日本的政治秩序，把现存秩序视为自古不变的投影。《古事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文字记录，这本书记载着天皇家族的祖先从天而降的过程。根据这个故事，“国体”可解释成：以众神之后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天皇家系为中心，并以天皇家系为信仰核心的概念。
现在，我就从桥川文三的记述来讨论国体概念的历史。桥川指出，明治宪法公布之前，宪法的主要设计师伊藤博文与其助手金子坚太郎间曾发生争论，仿佛重演吉田寅次郎与山县大华间对国体概念起源的对立。伊藤主张国体并非限于日本所特有，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国体；金子则认为不应该只把国体拉回到国家的基本结构，而主张那是日本特有的东西。在战争期间的日本，金子的主张是日本政府所认同的正统立场，其他的观点均无存在余地。
十五年战争开始之前，日本教育体系的设计分为两种：在小学教育与士兵的教育里，采用以日本国家神话为主轴的世界观；在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则采取以欧洲为范本的教育方针。这些被期待成为日本领导者的人，都必须被训练成在国际汪洋中，具有充分知识为日本掌舵前进的专家。明治日本的建造者即有此一区别。
依明治时代建造者的观点而言，日本人应该让作为一个国家宗教的密教和显教部分的信徒[2]，分别接受不同的训练。这是新国家的建造者对日本自锁国状态以来各种困难的解决方式。他们在国际政治权力的波涛中为国家掌舵的同时，便尽量在不损及明治之前家族制度与村落制度的强大结合力下，来完成这项工作。为了达此目的，他们试图把自己新发明的“家族国家”牢牢地置于天皇家族乃由天而降、万世一系这个神话上。然而，他们认为仅此仍不充分，还必须训练那些可能成为未来国家领导者的青年，习得足以和同一时代西欧各国领导者抗衡的教养与技术。
在日俄战争以后，依旧存活的新国家的建造者，被称为“元老”。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其中仍有人致力于把幕末时代经历的危机感传承给年轻的继承者，期望这些继承者在充分理解国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后，能指挥显教的部分。元老中最后一位公卿出身的是西园寺公望，去世于1940年，可是他的继承者近卫文麿公爵却辜负了上述的期待。[3]
包括元老在内的重臣阶层，虽然没有对议会或官僚机构负责的公众地位，却能够和天皇直接对话。因此在遇到重大议题必须做出决断而引发意见对立时，他们就发挥了一种居中折冲的屏风功能。但随着青年军官的登场，这些元老的功能逐渐失去效用。青年军官利用统帅权的特权，再通过军部机构向天皇施加压力。1931年至1945年，可说是重臣阶层无法隐身于屏风后发挥作用的时代。不过，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中期，那些比较年轻的所谓准重臣阶层，虽然不像明治国家的建造者那般年老，却继承着明治维新时代的危机感。他们在明治初期被培育出来，形成与自身的法律地位无关的不定型团体。他们通过秘密行动与交换机密来逼退军事机构的领导者，成功地引出肯听老人忠告的退伍老军人。战争时期的最后首相——铃木贯太郎（1867-1948），是日俄战争时水雷战队指挥官，其后担任天皇的侍从长。1936年2月26日，铃木遭到反对军事独裁的青年军官袭击而负伤。他于1945年4月被任命为首相，引导日本接受投降。刚开始，他声明要致力于维护国体，借此让民众期望这场战争会战到最后，同时也让与他共同行动的少数近臣，期望可用彻底抗战以外的方法来护持日本。在做出接受《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的决定之后，他对报纸声明：国体已获得维护。从铃木对全体国民及其同伙的活动方式中，可以看出灵活运用国家宗教的密教部分与显教部分的精彩事例。
日本国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受到欧洲文明的强烈影响。明治维新后不久，1871年新政府将机构的领导阶层一分为二，也就是把部分富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送去欧洲与美国学习西方的制度。当时一举派出106名高级官员到海外，对贫穷的后进国而言，绝对是花费金钱的冒险，况且当时的日本正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苦。遣欧使节团是由掌握新政府的最高权力、当时四十一岁的岩仓具视所率领，同行的包括时年三十八岁的木户孝允和同龄的大久保利通。也就是说，其中包括了被称为“维新三杰”的多数派，而“维新三杰”中留在日本国内的仅剩西乡隆盛一人。欧美使节团归国后，西乡隆盛即领导反政府的内乱，表明反对现居新政府要职的归国者所采行的欧化政策。派遣团中还包括当时年仅三十岁的伊藤博文，他在政府采行欧化内阁制度以后，出任日本首位内阁总理大臣，也成为日本君主立宪国的主要设计师。
这些高级官员派遣团对西方诸国科技的发达与效率印象深刻，也对推行有效率的统治组织所依据的宗教及伦理信条感到羡慕。因此他们试图修改日本的神道传统，采纳作为支撑高效率技术文明的力量。于是，“天皇崇拜”被当成可让日本更加繁荣的技术文明殿堂之思想基础。
换句话说，有关皇室的传说，即依此构想在政府制造的意识形态中被改造了。我们阅读日本最古老的书《古事记》时可以发现，天皇及其祖神们曾犯下许多错误，因为他们世俗的动机而相互牵制、争战与失败的记载，但这些愚行却在书中不以为耻地传颂下来！
我们从《古事记》的传说中看不到众神无谬的思想，其中显然包含一种作为多神教的神道教。然而，现今在新生日本文明的设计图，被改写的国家宗教中，神道已扮演极似西方诸国的基督教角色，而带有浓厚的一神教特性。于是，永不会犯错的天皇形象出现了。此一形象在明治时代与大正时代具有比喻的性质——这是日本国家由熟悉国家宗教密教部分的元老、重臣阶层与高级官员共同推动的时代。
明治政府采用的政治思想顺利地根植在日本国民的心中，善恶价值判断的基准全依据天皇发布的敕语。所谓“敕语”，就是继承自传说时代以来，历代天皇公布旨意的形式。明治维新之后，《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是最重要的文献。另外还有中日战争开始与结束时发布的敕语、日俄战争开始与结束时发布的敕语、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与结束时发布的敕语，以及太平洋战争开始与结束时发布的敕语。这一系列敕语由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4]宣告结束，而最后宣言是由占领军所起草的。
这些敕语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词汇，被日本人用来保护自身道德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熟练地使用，成为忠诚臣民对天皇效命的最佳证明。在小学六年的义务教育中，即灌输这些词汇的使用方法。另外，单就男子而言，也会在年满二十岁，于军中服两年义务兵役期间接受这种思想灌输。教育敕语在全年重大节庆的日子由校长宣读出来，其间学生们被要求至少在仪式进行中低头站着听完敕语。这对体弱的小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刑罚。在军队里，新兵被要求完整背诵出冗长的《军人敕谕》，这非常耗费脑力。许多孩童和新兵因为不能顺畅地背诵出敕语，或因为无法流利写出敕语中的汉字而遭到殴打。这些仪式把相同的条件反射灌输给日本全体国民。除了敕语的朗读和背诵之外，还有一种仪式，就是在小学校园的特殊储藏室内悬挂天皇的照片表示敬意。教师和学生经过储藏室时，被要求恭敬地行最敬礼。这是十五年战争结束前，天皇在宗教、道德与政治上权威的根源。
这些敕语中的关键词汇，无论背诵或正确写出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练习。一旦掌握使用这些词汇的诀窍，就能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或随笔写下。如此一来，由于这些关键词汇的使用方法具有一定的排列组合规则，依据此规则，无论组织什么样的文章，都会变成具有相同的内涵，不需结合实际经验加以证实。当时的中央团体及其下面的各种分会，和许多担任名誉职的人，就是依据这种排列组合的规则发表演说。此外，下级军官对士兵的训话也如出一辙。
我不认为这是近代日本才有的特殊现象，在实行神权政治的地方，绝对有其类似的政治惯例。明治以后的政府，除了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之外，也包含这种神权政治的特质。至于两者是如何组合交集的，我们必须审慎看待。从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以及日本为从大恐慌中寻求出路，而于1931年侵略中国所开启的时代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神权政治的特质。此时，日本国民经由政府的六年小学教育和只针对男性的征兵制度，八十年来几乎都习惯地处于相同的条件反射下，所有的男性都能为同一目标行动。问题是，在日本投降后，日本人这种惯性难除的条件反射都到哪里去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根据丸山真男的研究，日本人的政治活动乃以三种功能分类：第一是神轿，第二是官吏，第三则是无视法纪的人。[5]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官吏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们经过公平的考试制度，从全国人民中被挑选出来，政治上的重要决策就由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吏决定。负责各个专门领域的官吏，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虽然不高，但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现在日本中央政府的各部会，实际上已经被细分为更小的迷你部会，里面的长官，就是各课的课长。一旦官吏所做的行政处分受到人民的批判，没有地位的人民便会通过各种压力团体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些压力团体的代表就是无视法纪的人。所谓神轿代表权威，官吏代表权力，无视法纪的人则代表暴力。
当明治国家建造者所设计的秩序无法运作时，国民就通过无视法纪的人表现他们积存的不满，迫使当权的官吏们真正落实明治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思想。若如实地解释这政治思想，其基本原则就是所有宗教、道德与政治上的价值都将源于继承诸神以来、万世一系地位的现任天皇。因此对西方传入的民主思想和世界观，以及同样从西方引进以人本为主的解释观点，都必须完全否定。过去由政府高官当作譬喻假设使用的各种词汇，现在都必须如实地加以接受，而且直接用以指涉事实和行动。
倡导此一运动的论者蓑田胸喜曾在1933年写道[6]，日本民族在对现今拥戴的天皇（意即“现人神”[7]）的信仰中，因为具有建国神话和国家宗教，因此可用儒教、佛教、基督教以及社会主义至今都无法实现的方法，来实践世界史托付给人类的使命。当我们奉天皇为“现人神”，忠诚守护我们的祖国时，我们也依此服务人类。
依蓑田的观点，让日本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乃日本人为人类贡献的唯一的可能之路。当时，蓑田在日本少数私立大学的庆应义塾大学担任逻辑学和心理学教授。随着蓑田论点的日渐得势，使得京都大学法学院的自由主义教授们遭到去职。京都大学在日本各学校金字塔组织中占有次高的地位。由此可见，蓑田胸喜的论点具有足以改变这所大学法学院性质的力量。接着，他的攻击目标转向金字塔顶端的东京大学，迅即又成功地打败了先前的宪法正统解释——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
美浓部达吉在1935年遭到检察署传唤，就日本现行法下是否可以批判“敕语”而不受法律制裁，接受调查。担任调查的户泽检察官，就读东京大学时，曾跟随美浓部达吉学习法律。他是因为学习天皇机关说的宪法而通过司法官考试的人，因此非常了解其师的学说。调查结束后一天，美浓部达吉探讨宪法的三本著作迅即遭到查禁，也就是依法不得公开贩售。美浓部达吉并没有撤回他的理论，但于同一年辞去贵族院的职位。
被当作神轿抬着不放的天皇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担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陆军上将（1876-1945）在日记中，曾记下他与天皇的对话。[8]本庄试图把当时陆军的想法传达给天皇，天皇对此说出这样的感想：“如果我们用思想或信念压抑科学，世界的进步就会停顿下来。如此一来，连进化论之类的思想也被推翻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思想和信念。总之，我认为思想与科学应该同时并进。”
这是天皇1935年时的想法。然而，无视法纪的人要求政府如实解释建国神话而展开运动时，多数掌权的官吏都不敢本于职责而赌上自己的地位予以否定。天皇虽然在本庄陆军上将的日记里留下他的私人对话，但他并没有公开指陈政府新订政策的不妥。相反地，天皇随着对中国战争的展开而改变想法。这可以从他没有支持撤出“大陆派遣军”，以结束对中国战争动向的政治动作看出来。[9]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的官僚机构极力把有能力的年轻人安排在重要的职位上，军队的组织也不例外。在1931年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形式上还保留这种架构。在陆军和海军双方参谋本部的成员中都有能力卓越的青年士官，他们的任务是就日本与假想敌国双方的资源提供最新情报。我曾得到当时最年轻的参谋军官——陆军的林三郎与海军的高桥甫亲口证实，当我问及日本对英、美开战是否有胜算时，他们当时都提不出肯定的答案。[10]尽管从参谋部官员仅得到这种消极的预测，太平洋战争还是爆发了。其宣称的理由是石油存量不久即将告罄，倘若再延缓开战的时间，对日本将更形不利。而隐藏在这判断背后的理由是，已经持续十年为总体战所做的努力，不能因为政府机构受到打击而停顿下来。
至少自1931年以来，领导者对日本与假想敌国在军力和经济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给国民相反的资讯，导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骗的境地。对国家的领导者而言，要从对国民的持续欺骗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难的。让当时日本的领导者踏上太平洋战争之路的决策背后，就隐藏着这种困难。回到前述的譬喻来说，由于日本国家宗教的显教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吞没了密教部分，使得日本国家原始建造者们的构想因而瓦解了。
随着事件的发展，国家主义运动者相继暗杀掉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财经界人士，也造成无视法纪的人与青年士官结合，试图展开军事政变失败的结果。不久，派至中国的参谋军官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央政府却对派遣军发动的意外行动表示支持。此行动也导致“满洲国”的成立，遂发展成与中国长期交战的局面。缺乏结束这场战局的能力，是日本后来陷入太平洋战争泥沼的原因。简单地说，日本在中日战争中被打败了。不过，至今仍有许多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在对抗英、美的压力下，为了致力于不受瞩目也没有宣战却持续与中国进行的困难战斗，政府发布非常时期宣言，借由各种法律来统一国民的思想。政府决定在使用“国体”一词上有更新的解释和更明确的意义，以作为统一国民思想的工具，并二度进行“国体明征”[11]的宣示。由此看来，高级官僚已经败给那些与青年军官结合展开活动的无视法纪的右翼分子。“大政翼赞会”成立，目的在于寻求各种职业的日本人协助，借此贯彻政府的既定政策：坚持打完这场未公开宣战的战争。此方向意味着与美国、英国、荷兰三国的冲突。不久，日本政府向美、英、荷宣战。这段期间，议会制度仍被保留，但政党皆自动解散，并加入现政府支持的单一政党。1942年举行所谓“翼赞选举”的大选，这不是自由选举，警察和右翼暴力干涉了选举。当时受大政翼赞会提名当选的众议院议员有381人，非大政翼赞会提名当选的议员只有85人。此一选举显示，即使到这时期，仍存在着抗议政府指导战争与钳制言论的反对声音。
《漫画》杂志于1942年5月号刊出一则漫画，作者是杉浦幸雄，题为《彻底革除英美思想》。在这则漫画发表的当时，凡是头发烫成卷曲状者都被视为“非国民”[12]和违反国体。国家主义者甚至发起所谓的“反烫发运动”。此一事件的背景是，漫画里一名年轻女性正用力搔着头皮，西方传来的思想便像头皮屑般从她头上掉了下来。1931年政府展开的转向诱导至此已到达终点。所有外国传来的思想像头皮屑般从日本人的头上掉下后，最后还会留下什么呢？就这则漫画发表的当时而言，留下来的只有日本政府所灌输的思想吧？那就是以“现人神”——天皇的无谬性为中心所建构出的国体观念。然而，随着日本的战败，同一个天皇亲自宣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后，国体观念也像一小片头皮屑般从头上掉下来，之后就只剩下肉体而已。这就是战败后流行至今，经过形态变化而留存下来的所谓“肉体主义”的思想由来。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和田中英光等“无赖派”[13]所代表的战后文艺主张，忠于肉体的需求就是最崇高的价值！有关田中英光，容后再行讨论。1960年起所发生的“经济动物”倾向，可说是从战争期间播下的种子中萌芽、茁壮、成熟的思想。不过，长年根植日本人肉体中的条件反射依然存在。这是把过去的文化储存在心底的潜在记忆。从这意义来说，国体概念的形态仍存在着。虽然言语已经消失，但言语所指涉的东西依旧存在。在此，我们再回到因为战败后的条件发生些许变化，却依旧残存的锁国性形态。与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的德川时代相比，现在农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想必锁国性会难以获得日本人的支持。然而，日本四面环海，完全没有陆上的国界，又使用相同的语言，只要狭窄的岛屿中继续住着稠密的人口，锁国性就没那么容易消除。因此，今后我们还必须不断提问：国体观念会以何种形式保留下来？
注释：
[1]“密教”是指在前述的高等教育中，“将天皇的权威与权力视为由宪法及其他所限定的限制君主”的解释体系；“显教”则是指在小学教育和士兵的教育里，“将天皇视为具有无限的权威与权力的绝对君主”之解释体系。参见久野收、鹤见俊辅，《现代日本的思想》，页132。——编注
[2]在这个宣言中，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下凡的神，即否定天皇拥有的神权。
[3]借人的形象出现在现世的神，日本人对天皇的尊称。
[4]明确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概念，为战前喧嚣一时的右倾思想。
[5]意指“卖国贼、叛徒”。
[6]“无赖派”为“二战”后出现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石川淳、织田作之助、坂口安吾、太宰治等作家。作品采用反传统的自嘲式的手法，对社会罪恶和人生予以揶揄、抨击、渲染幻灭情绪，试图在沉沦中发现美。
[7]引自桥川文三的《国体论的联想》一文（《展望》1975年9月号）。吉田松阴〔即吉田寅次郎〕与山县大华的论战如下：“……道为天下公共之道，同也；国体为一国之体，独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皇朝君臣之义，如卓越于万国者，一国之独也。”吉田松阴这样阐述自己的国体论，当时代表长州藩的儒者山县大华，则归咎“国体”的用语只具水户学的怪异性质，又说：“道为天地间之一理，其乃天理所生，我与人无差，我国与他国亦无别。”“天地以阴阳五行之气生成人物，而后以阴阳五行之理蕴藏其中。此理即为人伦五常之道。此为天地之间，大凡人物者皆同之处，岂唯和汉有之？乃世界万国皆同也。”他自始反对一国独自之道（国体）的想法，并以“我国君臣之义卓越于万国者，所在何处”加以反驳。桥川指出，幕末时期吉田松阴与山县大华的国体论战，似乎也延续到明治十七年（1884）左右伊藤博文与金子坚太郎的论战。这时候，代表普遍主义的伊藤博文类似山县大华，而代表特殊主义的金子坚太郎则类似吉田松阴。
[8]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与政局》（原田日记）全8卷（1950-1956，1982年再版）。有关追踪重臣们如何发动战争的记述，最近（在加拿大讲学时，无法加以运用）有胜田龙夫的《重臣们的昭和史》上下（1981）。这本书不仅运用原田的文件，还引述《木户幸一日记》（1966）、《木户幸一关系文书》（1966）以及木户幸一所发表的谈话。竹山道雄的《昭和的精神史》（1956）虽然是较早发表的作品，但我的思考方式深受其影响，这本书是从重臣阶层自由主义的视角来掌握战争的时代。
[9]丸山真男，《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57）。
[10]“试想，儒教、佛教、基督教乃至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之际，地球上唯有我大和民族、日本国民在现人神的信仰中具现建国神话传说与国民宗教，日后势能实现世界史所赋予的人道使命。是故，我们日本国民应该‘忠诚地供奉现人神——吾皇大君’守护‘祖国日本’，即守护‘人道’。‘日本的’即是‘人道的’。”（蓑田胸喜，《学术维新原理日本》，1933）。
[11]依战败后自决的本庄繁陆军大将（1876-1945）的遗嘱表示，日记内容不得外流，但作家尾崎士郎用抄录的方式，将其对话披露在纪实小说《天皇机关说》（1951）中。本庄与天皇的谈话内容载于1935年4月25日。
[12]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1975）。
[13]高桥甫、林三郎，《旧军人的场合》，《芽》1953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