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27日
两三天前，我在书店购买了加拿大的地图。这和我平常看惯的日本地图非常不同，因此颇为讶异。这张加拿大地图是由一家名曰国际地理（Geographic International）的公司所出版，大概是加拿大到处都买得到的普通地图，所以对你们加拿大人一点也不稀奇吧。
我对这张地图感到讶异的是，地图的主要部分——占最大篇幅印出的部分，并没有展现加拿大的整个版图，连东北地区加拿大领土在何处结束也没有标示出来。对这种可以放在口袋里带着走的地图来说，或许加拿大真的太大了。如果有个加拿大人也和日本人的想法一样，他在出版加拿大的地图时，我想他会依照比例尺的比例制作出容纳整个加拿大的地图。
这张加拿大地图的另一个特色是，在下方，也就是南方部分清楚地标示出边界。这种边界线的概念是日本人所没有的，因为日本人从未有越过边界的体验。
日本人始终抱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一直住在并且也能继续住在自己金瓯无缺的土地上。在这块固若金汤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觉得若要走出国境之外就必须抱定决心，只要身处日本便不用害怕会突然遭到外国人的攻击。这是日本人的一般体验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只是很少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中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把日本人思考方式的此一层面称为“锁国性”。
除了从先天上视为国土的土地，获得安心感的保证之外；从文化上来说，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被远远隔离在世界较先进和较普遍的文化之外。这种意识形成一种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内心的潜意识中。这也是能激起日本人好奇心与学习力的原因，使日本人拥有一股吸收外界新知的冲动。
日本处于较日本文化普及的中国文化之边陲地带，中国文化是经由朝鲜流传到日本。另一种源于印度的跨国文化，则是经由中国流传到日本。最后，1543年，葡萄牙海难船员把火绳枪带到日本的种子岛，源于欧洲的另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始传进日本。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街头卖艺的世界里。平安时代以来，我们有太夫、才藏这种一搭一唱表演歌舞和对白的传统。每年年初，这样的一组艺人便造访宫廷，预言新的一年会带来各种好运。接着他们就去拜访老顾主，表演同样的技艺。随着时代的推移，这种表演变得带有滑稽的性质，持续至今。日俄战争后，大众社会已在日本产生，新的大众文化也应运而生，太夫、才藏这种“万岁师”[1]的组合便跃上舞台，经由唱片、广播、电视等媒体成为现今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之一。我们可以把这种民艺视为各自拥有不同之复合人格的“太夫”和“才藏”间，长达一千多年来的漫长对话。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记载以前。根据折口信夫开拓的民俗学式的日本文学的研究指出：日本娱乐表演的最初形态，始于招待贵宾举行酒宴时的余兴。[2]在这种宴会上表演的即兴技艺，是以远方来的贵客和没有受过文化洗礼、不谙仪节的土地神相会为本，不断推衍而成。其中有冲突、对立，最后以远来做客的神明胜过土地神而告终。这种情节与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豪族间的关系相呼应。倘若再配合中央政府派任的地方知事，擅于中国式的文章或拥有中国的古典教养，我们就可以在这种对话中，看见中央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的交会。在日本，形式完整的文化难以避免的是外来文化；非固定形式的日常文化则为本土文化。在两者交会的场面中，能言善道者是外来文化的代表；沉默寡言者是本土文化的代表一。还有种表现，即说话流畅的是身着宫廷式服装、仪态端正的人物；沉默却偶尔出声应和的则是穿着本土服装的人。不久一，个戴着愁眉苦脸的面具的男人出场了，那原本是扮演土地神角色的人所戴的。愁眉苦脸的面具很快就换上火男面具。[3]说到火男面具或许大家一时难以理解，我曾经在英国的旅游书中，看到一个英国男子在最会变脸的比赛中胜出的照片。他先把所有的假牙取下来，然后让自己的脸有如橡皮般柔软，再做出愁眉苦脸的表情。这张照片让人想起日本宗教仪式中跳舞的人戴的火男面具。
以逻辑的一贯性试图说服他者的人，大都是根据外来文化的脉络进行；向对方诉诸心性气氛的人则依本土文化的脉络进行，以达到说服的目的。粗略地说，这种二分法已经在日本的精神史与文化史中存在一千多年了。
跳过一千年，回到我们现在的主题——战争时期日本的思想史吧。伊藤整是优秀的知性主义派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西欧心理主义文学影响，以身兼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而闻名。他跟被捕后遭拷问致死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性小说家——小林多喜二念同一所学校。个性谨慎的伊藤整始终小心地避免与左翼政治扯上关系。他受到乔伊斯及马歇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响，运用意识流的形式写下具有新心理主义技巧的小说，这个写作实验在中日战争期间持续进行着。但是日本和美国爆发战争时，他在1941年12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知识阶级——为了不让这感动消退》的杂文，翌年又在同一家报纸发表题为《战争的文学》的评论。[4]
《我的知识阶级——为了不让这感动消退》一文，描述他担任英语教师时期，在日本模仿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耗费了半生，为内心郁积的自卑感找寻出口，至今才得以驱逐这种自卑感云云。在《战争的文学》一文中，他主张不存在所谓的个人，只有美国人或日本人，文学应该描写所谓的日本人或美国人，也就是描写这两国的国民。战争结束后，伊藤慢慢从战后的挫败感中恢复自我，也自觉到在战争期间自己文学作品所展现出的愚蠢面向，1958年写出的《泛滥》为其巅峰大作。《泛滥》反映出主角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改变想法的存在状态，宛若是一种对照战后时代的“转向小说”。
战争结束后，伊藤将D.H.劳伦斯（D.H.Lawrence）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翻译成日文，却因为翻译这本书而招致被判猥亵罪。虽然最后被判决有罪，但在审判的斗争中，他成功地编织出一种表演理论——亦即人们可以借由能被当代人接受的形式，来批判现存的秩序。他用向往无秩序的生命，和欲使整个社会成员置于政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下的组织，这两者对照性的图式来分析文学的生态。他心怀这样的想法，努力撰写明治以后的《日本文坛史》，但未能完成这部巨著就去世了。[5]
通过伊藤整的一生与著作，我们既可以见到自由主义转向的事例之一，也可以在战后时代从转向回复的过程中，看到自古以来的街头技艺的复苏。
有关日本人时而明显、时而隐蔽，并在心中持续发酵一千多年的文化自卑感，在此暂时打住。如果我们的目光更明确地移向政治的领域，就会遇到源于国家的孤立——锁国性的问题。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遭受过外国势力的侵略。那就是发生在1274年和1281年的蒙古侵略。在长达一千年的期间内，日本遭受到外国侵略只有两次：一是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另一次是1945年联军的登陆冲绳之战。也就是说，一千年来只发生过这两个战例。对波兰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言，在民众记忆深处或潜意识中，至今仍残存着害怕外国人越境侵略的恐惧；与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战争后期之外，被外国人侵略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强烈。
四周环海和四周被画上国界线的陆地情形完全不同。四面环海，意味着即使自己不努力促成民族的统一，也可以得到大自然的赐予。住在四周环海的岛民，使用相同的语言，借由同类形态的符号体系结合在一起，使生活在这岛上的住民们有一种全是远亲的感觉。锁国政策虽然实施于1639年，却也为少数荷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留下往来的通路。但是，锁国令更强化了此后二百年间，日本人早已存在的自我封闭性。1854年形成的开国并未去除这种自我封闭的特质，这种特质也成为至今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留传下来。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小泉信三的战时日记中。《海军主计上尉小泉信吉》（1966）这本日记，是他在其子小泉信吉战死后，为了纪念儿子的生涯于战后出版的。他自己经常引用这本日记。太平洋战争方兴未艾之际，小泉信三写下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厄。在书中，他用战殁者的军阶身份——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以及许多海军军官和士兵等，加以区别叙述。由此看来，即使在私人日记中，小泉信三的想象力也没有超越日本人的局限。这种现象若跟小泉信三年轻时留学英、美，以身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经济学者而闻名的事实综合观之，就更值得注意了。日本战败后，他成了皇太子[6]教育上的辅佐者，提议皇太子与平民的企业家之女联姻，借此把皇室包装得符合战后的民主时代。这场婚礼借由电视的转播让更多人民得以参与，拉近皇室与日本一般市民的家庭生活气氛。由于导演这场传媒广为报道的婚礼，小泉信三带给日本人极大的影响，其影响力甚至超越战后所有的意见领袖。他将日本的皇室连接到欧美的舞台。然而一，旦被投入战争的危机中，就连在战前和战后都能具有国际视野的日本人，也失去了超然独立的形象。[7]
在加藤周一与赖克（Michael R.Reich）和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合著的《日本人的死生观》（1977）中，以众所周知的“四十七士”[8]历史事件为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质。这个发生在1702年，47名浪士为主公报仇雪恨而杀死贵族的故事，在此后三百年间无数次被搬上舞台，或在说书场演述，或写成小说，时至今日还被拍成电影。根据加藤的“诊断”，这个武士集团的领导者充满卓越的知性，也为实现最初拟订的旧主复仇计划献上他所有的想象力。该集团的目标在行动伊始就已固定，集团本身的知性仅用于如何保持集团的团结，以及如何朝着最初设定的目标进行，根本不曾用来修正最初的目标。[9]
“四十七士”的故事能持续三百年仍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合乎日本人所向往的理想。和“四十七士”一样，明治以后的日本人也配合政府揭橥的理想，为攀登文明阶梯做出努力。
换句话说，尽管日本人置身在其经历的最后一场战争中，他们也不会去批判战争的目的，只知道尽最大努力朝着目标前进。纵使这场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仍会重新制定目标，再次朝着政府挂在自己面前的“繁荣经济的目标”继续努力。日本人的知性即使陷入战争的泥沼中，也不会用来修正既定的目标。
这出重述“四十七士”行为的戏剧名曰《忠臣藏》。加藤周一所称的“忠臣藏症候群”，就是源于锁国性这种普遍的日本文化特征。
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对转向过程带来影响，甚至可以说转向过程本身大都是来自于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站在国家立场执行诱导转向任务的名古屋地方法院检察官长部谨吾，在1937年发表一篇长达四百五十页的报告书。他在这部著作中总结地说，自己在执行“转向”任务之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却经由诱导狱中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转向，使身为检察官的他得以确立真正日本人的立场。他又说，自己过去的思想尺度在此都必须更改。这位检察官虽然强制使因批判国家而被逮捕入狱的人“转向”，但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转向”。这种现象部分原因出于，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左翼运动的领导者多半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学生或毕业生，亦即与检察官有相同的成长背景——起诉者和被起诉的人吃的是同一锅饭！他们有学生时代的共同语言，可通过共同的语言交换思想。[10]
严刑拷问的行径确实存在，也有人因此致死。然而，与同时代的邻国中国相比，日本对于公开宣示转向者所施以的刑罚并不算严厉。包括检察官在内，所有官僚均在陆军的压力下，在宪法上逐步地完成转向。也就是由美浓部达吉依据自由主义倡议的“天皇机关说”[11]，转为美浓部以前的法学者所主张的“天皇主权说”。
或许，诱导“转向”可以视为日本统治阶层，运用狡猾智慧的例证之一。若只是这个现象，则可以视为统治阶层温情的表征；同时，我们也可以站在明治时代前，日本传统的延长线上来解释。
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庄》（1978）一书中，分析日本中部的村落生活时，注意到一个现象：即每个村民为了扩张耕地，有时会欺骗附近的住民，但却不会将对手逐出村庄。[12]在村落中，即使有人抱持怪异的思想，多数的村民也会遏制自己不伤害他的身体。村落生活的这种现象，不仅显示出多数派的温和，也显示出少数派努力重修旧好的可能性。从这村落的传统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有提出异议的方法。虽然在整个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出现叛乱或反抗的事例，但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却可发现抗议的事例。
日本文化包含的锁国性，是东大新人会试图以海外引进的言论思想，来改造日本当时所面临的强劲对手。
1935年中野重治发表小说《村中的家》，对自身反省“转向”具有什么意义，有极为生动的描述。小说的主角在狱中签署转向声明被释放后，回到位于日本沿海农村的父亲家中。父亲是个农民，不像儿子是大学毕业生，他面带苦涩地接纳自己的儿子。父亲说：“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不过，你还是活着回来了。既然你无法为自己任性选择的信念而死，就应该不要再写了。”主角这样回答父亲：“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还是要继续写下去。”虽然遭到拷问和监禁，主角仍没有因为屈服而出卖所属的组织和同志友人。虽然他对检察官发誓今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但并没有撤回自己的思想立场。他能做的仅只是这样而已。
对主角的父亲来说，这样做还不够。父亲认为，自己的儿子身为一名领导者，却让众多追随者遭到挫折，照理说应该继续坚守原本的行动方针或者死去，才能报答那些曾响应儿子号召、不断忍受苦恼的众多年轻人。这与儿子政治上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而是从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立场来看的，是一个正直人应有的态度。这种正直感是维系乡村生活的动力，可是只靠这种正直感有时还是不够的。因为仅凭父亲的正直感，终究是无法推敲思量出儿子慎重的政治计算，做儿子的试图对日益高涨的军国主义退一步筑起一道抵抗线。
中野重治持续写作不辍，因为作品被视为是扰乱治安，而再度被捕。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他遭到报纸杂志的全面封杀，只能上班维生。但是他在战争时期仅能少数发表的作品，已经跟日本一般市民抗议极端军国主义的挣扎苦闷结合起来。战争结束时，中野重治再次加入日本共产党，这是以拒绝转向而留在狱中的少数人为中心，重新建立的共产党。然而，面对继承战时政府的败战后政府，此时中野重治实质上并没有抛弃战争时期，立足于保守本土传统中不断抗议的态度。败战后的1947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五勺酒》，这篇小说给了担任中学校长的乡下老人，其旧式情感的宣泄口。这名老人把现在的天皇（昭和天皇）视为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人，终其一生对他抱持好感。这名老人，从这天生的好感中，希望天皇能从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生活下去。
其后，中野重治还写了一部描述东大新人会的长篇小说，题为《五脏六腑》（1954），是指日本和歌（古代诗歌）传统中的“枕词”[13]，它可以引发内心的各种思绪。小说这样写道：主角跟作者一样是东大新人会的成员，也同样是去拜访一名东大的新人会成员，这名东大学生是子爵的儿子。主角在这宅邸中，看见一名老女佣因为端出微温的茶水而遭到朋友叱责的情景。主角看到友人冷漠的叱责方式，不但觉得格格不入，还产生一种不同于内心的感情和思想。这是支撑同一政治思想的另一情感伏流。于是主角又想起参加某著名青年教授演讲会时的情形，这名青年教授与现实存在的福本和夫极为相似。福本倡导的理论是，为了净化左翼领导者的思想，激进派知识分子在人民与真理结合之前，应该从人民中分离出来。演讲者的风采似乎很吸引主角。听众里的大学生用德文向讲台上发问时，青年教授也引用德文术语回答提问。回想当时的情景，雷和闪电的记忆突然浮现在主角的脑海中。孩提时期，主角和农村的其他小孩一样，相信闪电会带来稻谷的丰收。他真想对着自己的大学同志——新人会的成员，大声喊道：“这就是我的哲学，我相信泛神论（用今日的讲法，相当于万物有灵论）！”
中野重治本身或许不好意思在新人会这样叫喊，但是作者在回顾以东大新人会成员度过青春时光时，有意敞开当时所处的心境，借此照亮同为新人会成员的思想，即他藏在心中的无意识的潜流。外国传入的用语没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要取得撼动人心的力量，必须移至该社会古老的传统中培育，使其脱胎重生。青年时代的中野重治似乎已经出现这种焦虑，尽管这种焦虑，要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才能完全表现出来。可以说，中野重治借由《五脏六腑》这部小说，才把他在1935年战争期间转向和释放后所发表的《村中的家》中找到的新方向更往前推进。[14]
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的特性，是在日本仍属农业国，尚未像现在负担这么多人口的时代里所培育而存续下来的。但是现在战争结束，尤其进入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后，二十多岁的青年从事农业的比例，在1965年降到7%，多数的劳动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领域。不过，成为日本文化特性的锁国性，绝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消失。锁国性时时刻刻都要面临各种状况所带来的新难题。只要锁国性代表日本文化的主要倾向，日本就无法有效地解决日本现今所存在的问题。东大新人会的成员已经自觉到这种新处境的艰困，但不能说他们已具有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洞察力。他们不仅对日本的未来欠缺洞察力，也欠缺对自身未来的洞察力！
注释：
[1]“万岁”为日本一种类似中国对口相声的表演，其中两人一组的表演组合称为“万岁师”。
[2]火男面具（ひょっとこの面）为形似中年男性，眼睛一大一小，嘴尖的丑怪面具。
[3]指明仁。明仁于1952年被立为皇太子。
[4]此事件被称为“赤穗事件”，47名浪士又被称为“赤穗浪士”。
[5]美浓部达吉主张国家主权不在天皇，而是在国家本身，天皇只不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此一学说引起议会争议，美浓部的著作被禁，还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务。
[6]一种日语修辞法，多用于和歌等韵文。与主题无关，冠于某词之前起导入作用的固定表达。
[7]折口信夫，《日本文学启蒙》（1950）；《折口信夫全集》第12卷（1976）。池田弥三郎，《日本艺能传承论》（1962）一书，对折口信夫所提的假设进行广泛的资料查考，内容更加确定。不仅是日本的表演艺术，古代的文学也源自宴会中的对话。现今，日本的许多地方或祭典中仍可找到其原型的痕迹，在折口信夫的著作中时常提及。
[8]伊藤整（1905-1969）听到对美英宣战诏书后，有如下感想：“……听到这件事后，我倚靠在地下室白色墙壁的凹陷处，仿佛全身突然被冷水浇湿了。没错，在我看来，确保民族的优越感驱使着我们，而这正是必须的作为。这场战争并非政治的延长，或与政治‘表里相关’，而是为了由衷地相信大和民族在地球上是最优秀的民族，迟早必须一战的战争。”（伊藤整，《我的知识阶级——为了不让这感动消退》，刊于《都新闻》，1941年12月14日）。我并不是为贬低伊藤整的作品才援引这篇文章。在战前，伊藤整即因翻译乔伊斯和劳伦斯评论集《新心理主义文学》（1932）和长篇小说《典子的生存方法》（1941），以知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闻名；战后更以纪实小说《裁判》（1952）、长篇小说《泛滥》（1958），获得日本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但是在他听到对美英宣战诏书时，仍不免落入锁国性的局限中，像这样表明与战前、战后截然不同的思想面向，正反映出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这种现象既是大正时代的知识分子想象不到的，也是高度成长期的现代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
[9]伊藤整于1952年开始动笔，最后仍未完成的《日本文坛史》，由濑沼茂树续写后出版（讲谈社）。
[10]小泉信三，《海军主计上尉小泉信吉》（1946、1966）。
[11]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加藤周一著作集》第5卷（1980）。通过忠臣藏电影的分析，只使用日常用语尝试进行“日本人论”的先驱作品是佐藤忠男的《赤裸的日本人》（1958）。其后，佐藤在《忠臣藏——志气的系谱》（1976）中，做了更正确的考证。前作只以忠臣藏为资料，赤手空拳地写出非专家立场的社会学，其气魄令人折服。
[12]长部谨吾，《关于对思想犯的保护》，收入《司法研究》21:10（1937年3月）。长部谨吾（1901-1991），1925年东大法学院毕业，任职日本兴业银行，1926年司法官考试候补，走上法官之路。战后历任最高检察厅次长检察官、最高法院法官。
[13]守田志郎（1924-1977）的《日本的村庄》一书（1978），起初以《小小的部落》为名，1973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
[14]中野重治（1902-1979），福井县人。就读四高，1927年东大文学院毕业。参加创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ナップ）。1931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以退出共产主义运动为条件获释出狱。小说《村中的家》发表于1935年。1945年11月再次加入日本共产党。小说《五脏六腑》发表于1954年。1964年遭共产党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