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经济)。我对此一无所知。按照常识,一个人应该耕种自己的土地,蓄养自己的牲口,以此获得自己所需的食物。但是对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人们来说,生活并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得相互买卖——这已经够可以了,但还有一整套有关供求规律的知识。有人献身于这门“科学”(?),还能拿到诺贝尔奖。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同事德布罗和哈撒尼(一位法国人,一位匈牙利人)就得到过这个奖项。
可我至少应该了解一点点经济,因为在维尔诺时我还通过了有关这一学科的考试。教这门课的是扎瓦兹基(Zawadzki)教授。与其说他是一位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实践者。不管怎样,他曾一度担任财政部长。他习惯于从兜里掏出个小镜子,看看自己的舌头是否由于夜间的豪饮而发白。他块头挺大,黑眼睛黑头发,就像维尔诺那位姓扎瓦兹基的书商(他出版过密茨凯维支最早几卷书)的所有后代一样。人们说他们是犹太人。我的同学尤雷克·扎瓦兹基(Jurek Zawadzki)与教授有相似的体貌特征,也是黑头发黑眼睛,且有超重的趋势。连他漂亮的姐妹们也像他。我想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们家很阔绰,地上铺着抛光的拼花木地板。我穿着家里做的衣服去他们家觉得很别扭。扎瓦兹基一家住在城里,但他们在乡下也有地产。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是当地最上层知识圈的人们长期以来家庭生活的模式,你可以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比如密茨凯维支的《城市之冬》。
毕业以后,尤雷克上了华沙理工学院。1939年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之后,他便丢了性命。
我夸大了我对经济的无知,因为我早年便完全从非理论的角度对它有所了解,那时对我来说,经济就是缺钱。二十岁时我便发现了它的恶兆之力。它一如命运,铁定了人们的归宿,不管他们愿望如何、欲望如何。1929年美国大萧条,把波兰移民劳工从法国的矿井和工厂驱赶到大街上,我第一次到巴黎,便汇入了那移动的人群。在德国,经济危机剥夺了千百万人的工作,让他们准备投票给希特勒。我在美国发现,社会肌体何其脆弱,其运作是多么容易被打乱。自从1929年市场突然崩溃,人们就像经历了大地震的加利福尼亚人那样行事:地震随时会发生。我们不能确定针对来年制定的计划和打算会否突然受阻。无怪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预测灾难的经济科学(或艺术?)会被高度重视,并且有人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EDIFYING READINGS(益智阅读)。在选择益智读物方面,我真是我外祖母库纳特(Kunat)的孙子。她的智识范围窄一点,而我的宽一点,但这无关紧要。在此我必须做出一个区分:我为千百种不同的理由读书,但我对我称之为“益智”的读物却抱有明确的目的——强化我自己。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并不能强化而是弱化读者,因此不适用于我的目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小说没有特别的喜好。一般被归为美文学(belles lettres)的东西也不能怎么使我受益。
一切放大了人类的书籍,一切描摹出人的多维存在的书籍,都使我们壮大,使我们得到强化。人不仅仅是一具肉体,他还是超越尘世的另一个世界的居民,通过他的祈祷频繁造访——要理解这一点有些困难。因此我选择各种不同宗教的虔诚读物,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既有圣奥古斯丁和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著作,也有《佐哈尔》[1]和其他卡巴拉[2]选本,还有圣徒的传记。此外还有哲学,如果它足够虔诚。在这一点上,我对法语的掌握帮了我的忙。战前我钟爱宗教哲学家路易·拉韦尔[3],战后又读上了加斯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d)这样的神学家的著作。英语方面,战争刚一打完,我便在美国发现了一本14世纪的冥想手册《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
身在异国,我阅读克拉科夫出版的天主教期刊《标志》(Znak),在其中发现了大量材料供我深入思考。我向该杂志的编辑致以敬意,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影响所及竟如此之远。
从我提到的这一切,人们可以探知一种对真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因为这些多样的、互不相容的文字滋补了我的想象力。对此我没有异议。我在维尔诺上预科学校时读过威廉·詹姆斯的《宗教体验的多样性》,这对我影响巨大,詹姆斯本人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我必须紧接着补充一点:对实用主义者来说自然而然的宽容,并不非得指向“新世纪运动”所谓的各种信仰与信念的混一。看来我有能力使自己免于此道。
在开启我心智的阅读中,我还应举出几位不那么严峻却又能使人精神振奋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某些作品),舍斯托夫。
ENGLISH(英语)。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法兰西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力。在此之前,说法语意味着你属于上流社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语还是存活了下来,只是到那二十年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学习英语。我尝试过各种自学教材,尤其看重那些情节简单的双语小册子的价值——比如吉卜林的书。不过我真正开始学英语是在战争期间的华沙。我和扬卡跟着她在斯达特电影工作室的同事图什·托普利茨(Tus Toeplitz)学习。托普利茨后来成了沃兹电影学校的校长。他当时在华沙四处游荡,授课,好像世道如常。他避免去想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这种态度在我们身上奏了效,我们也不去想他身处的危险。仅仅是以防万一,他揣着意大利的身份证。我们的另一位老师是玛丽·斯克利沙林(Mary Skry?alin),一个英国女人,贵格会教徒。她一战后随一个贵格会慈善组织来到波兰,嫁给了一位俄国侨民。她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儿子认为自己是俄国人,女儿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玛丽的戏剧性事件始于德苏战争爆发。她儿子参加了某个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打击布尔什维克的部队,隶属于德国军队;她后来再未得到儿子的音信。玛丽·斯克利沙林是一位善良和蔼的人,她大概死于华沙起义。
英语方面的长进给了我勇气,我从埃德蒙·维尔钦斯基(Edmund Wierciński)那里接受了一项委托任务,为地下戏剧理事会翻译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实话说,当时已有的法语和波兰语译文给了我帮助。我翻译得最成功的是剧中那些歌词。歌曲唱出来,我们也高兴,我们的朋友也高兴。T.S.艾略特的《荒原》我是在1944年上半年翻译的。
居住在美国,我迎面碰上了翻译问题。很明显,任何国家的文学和语词,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作品的影响。拉丁文和法文在波兰即是如此。我们同技术文明与其英文术语的不可避免的接触,迫使我们思考什么东西应当维持原样,什么东西应当归化波兰语;比如说,“大众传媒”(mass media)是否应当按其字面意思翻译成“大众传播手段”(means of mass communication)?我翻译了巴黎《文化》杂志“大众文化专号”里的文章,恐怕就是在那次翻译中,我第一个采用了波兰化的译文形式。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过一个诗歌翻译的研究班,用上了我在维尔诺预科学校的拉丁文老师阿道夫·劳热克(Adolf Ro?ek)班上学到的东西。那是一种集体翻译的民主方法。我带着学生们翻译,结果编成了一本波兰战后诗选。我喜欢翻译其他诗人的作品,翻译我自己的作品要难一些。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圈子里,我以《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知名,而在另一些圈子里,我是诗歌翻译者,尤其是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翻译者。只是到70年代后期,人们才知道我是一个诗人。
注释
[1] 《佐哈尔》(Zohar),意为“光辉之书”,卡巴拉经典,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经的注疏,成书于13世纪晚期。在犹太神秘主义者中,该书的地位可与《圣经》和《塔木德经》相提并论。
[2] 卡巴拉(Kabbalah),希伯来神秘主义宗教和哲学思想,公元前在诺斯替教派的影响下产生,并在塔木德时代成形,中世纪时又受到伊斯兰苏菲派的重大影响。否定理性,倡导“灵魂移植论”,即灵魂能摆脱肉身而移植他物,最终通过神秘途径摆脱物质世界,与神合为一体。
[3] 路易·拉韦尔(Louis Lavelle, 1883—1951),法国哲学家,代表作为《永恒存在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