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ROWSKA, Maria（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战争期间我们经常见面，要么在她位于波尔纳街上的住处，要么在齐格蒙特和富塔·蓬尼亚托夫斯基（Futa Poniatowski）位于凯尔采街16号的寓所里。这是我们讨论小组的聚会地点。（注意：华沙起义的头两周，我们是在蓬尼亚托夫斯基家度过的。起义就发生在他家附近，让我们意外赶上了。后来我们一起徒步穿过田野，去了奥肯切。）我在东布罗夫斯卡面前要命的失言令我心怀愧疚。尽管她说起我来冷若冰霜，但一想到我对她犯下的罪过之大，我便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了。我对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怀着恰如其分的尊敬，尽管如此，我脑子里从不认为谁会把她当做一个女人看。这个小矮个，隐约有点斗鸡眼，一头鬃毛剪成向内卷的发型。我的情欲无论如何也不会以这个活物为对象。我完全不知道在她那些日记的读者中间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普遍看法，我是说，就其情色的一面。她在她的日记中写到，她的伴侣斯坦尼斯瓦夫·斯坦鲍夫斯基（Stanis?aw Stempowski）不喜欢我。这我不信，因为他对我挺好，还曾托我将一封信转交给华盛顿一位共济会核心会员。
后来，东布罗夫斯卡显然被我冒犯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将她比作19世纪的小说家伊莱萨·奥泽什科娃（Eliza Orzeszkowa）。那实际上是赞扬她的话，但她认为她是一位更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相信。
D’ASTRéE, Anka（安卡·达斯忒）。她过去随夫姓拉维奇（Rawicz）；我再也想不起她做姑娘时的名字。她的家乡在小镇杜鲁亚（Druja），那原本是米沃什家的族产，一度属于萨佩哈家族[1]。所以我们有些共同语言。她参加过位于苏可夫大道上的帕洛提尼长老会举办的晚间讲座。除此之外，我和她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她毕竟是毕业于一所波兰的预科学校（gymnasium），波兰语说得极好。我对她的勤奋感到惊讶。她以一个假姓氏达斯忒在巴黎开办了自己的电影制片公司，主要是拍广告片，经营得相当不错。她从发型、妆容到服装都完美无瑕——一整套职业妇女每日汲汲于挣钱所需要的行头。这一切都是为了掩藏起她跌宕起伏的私人生活戏剧。她与彼得·拉维奇（Piotr Rawicz）的婚姻在任何一点上都显示出深厚的爱和理解。两人都曾在索邦大学读书，趣味相投，过去的经历也一样，都是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彼得·拉维奇出身于加利西亚[2]一个殷实之家，老家在利沃夫[3]；他在父母家里受到了高雅文化的熏陶，掌握了多种语言。他从德国集中营走了出来，但那段经历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成为其小说《天空之血》（Le sang du ciel）的素材，小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出了英文版）。他在巴黎得到认可之后一直为《世界报》撰稿。他是科特·耶伦斯基的朋友。他与安卡的婚姻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组成，分分合合。最终他们还是分了手。
巴黎是我常落脚的地方。有一次，很有可能是在70年代，安卡请我去她新买下的寓所。寓所位于圣米歇尔大道上端一个大富人的居住区。房子确实可爱，里面摆放着雕塑和新家具，布置精美。但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把房子装点成这样然后马上赴死呢？她与彼得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维系。她死后不久，彼得也开枪自杀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人们不可能不作感想。从犹太人大屠杀中生还的人，没有不带着心理创伤的。这一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个动人的电影剧本，但无人会写。
DEMBI?SKA, Zofia（索非娅·丹比尼斯卡）。没错，她是个狂热分子。如果不是对其事业抱有绝对的信念，她不会那么拼命。她与耶日·博热依沙一起组织了采特尔尼克出版社和整个出版帝国。她的姐姐同样信念坚定，但信的是另一个东西，天主教；她是个修女。
战后初期，所谓的维尔诺集团在波兰影响巨大。共产党的一些大人物多出自这个群体。让我列举出他们的名字：斯蒂凡·英德里霍夫斯基、耶日·什塔海尔斯基、其妻杰维茨卡-什塔海尔斯卡（穆塔·杰维茨卡）、耶日·普特拉门特[4]（又名杜鲁托或杜鲁塔斯，一个当了波兰驻法国大使的立陶宛人），还有其妻古加·萨维茨卡，还有卡齐米日·彼得鲁塞维奇，最后还有索非娅·维斯特瓦莱维奇，婚后随夫姓丹比尼斯卡。在这些人中间，没人比亨利克·丹比尼斯基更有个性。他被德国人杀害于白俄罗斯波莱谢省的汉策维彻，他是被苏联当局派到那里去出任一所白俄预科学校的校长一职的。由于维尔诺集团成员相互支持，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团结精神，一些维尔诺的无党派人士也聚集在它周围。比如说瓦迪斯瓦夫·瑞尼卡和“灾祸派”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耶日·扎古尔斯基和亚历山大·雷姆凯维奇——一句话，全抱在一块。
毫无疑问会有一天，历史学家们要对维尔诺集团进行研究。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大人物中很少有人不是犹太人。这个集体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集团成员都出身于大户人家或基督教中产阶级家庭。一般说来，他们过去都具有很强的天主教色彩，索非娅就是一例；毕竟，她死去的丈夫原先属于天主教里名为“再生派”的组织，而他们两人几乎走过相同的道路，然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说，该集团的特征是在成员们承自家庭的宗教与革命之间存在一种紧张感。这与犹太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经验有相像之处，只不过对后者而言，斗争矛头指向的是犹太教，时常还指向犹太复国主义。
丹比尼斯基身上燃烧着一种社会改革者的如火炽情。他是一个属于过去时代（比如1848年人民之春时代）的革命者。在战争刚刚爆发的岁月里，他对席勒充满激情，谈话中大量使用浪漫主义修辞。在声讨资本主义制度给人民造成的不幸，以及波兰滑向法西斯主义，以及政客们无法看出德国对安全构成的威胁时，他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是他那“崇高的炽热”使我只好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
在华沙的废墟间，维耶斯卡街有如砾石之海中的一座岛屿。博热依沙和索非娅坐镇位于那条街上的采特尔尼克出版社。在于连·图维姆[5]从美国回来以后，博热依沙给了他一间街对面的寓所，正对出版社（我看到过图维姆在纽约写给博热依沙的一些信件）。
索非娅每天大概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从她的工作看，从她写下的无数便笺看，她就像19世纪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波兰，实在找不出另一个妇女社会改革者和女强人的榜样。作为她和博热依沙旗下曾经的一名作者，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人们，不应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开始归因于纯粹的政治游戏。像这两位共产党员，一方面显然希望通过报刊、出版社来控制社会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对国家作为艺术赞助者的角色感到骄傲。花政府的钱，下大力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的长长的书单，足以驳斥那种一概而论地说波兰作家“叛国”的责难。他们毕竟还翻译、编辑了数不清的西方当代作家的作品。其结果是莫斯科人和列宁格勒人纷纷学习波兰语以阅读那些在俄国被禁的作品。索非娅·丹比尼斯卡为后来的出版运动做了重要的准备。
DISGUST（厌恶）。是约瑟夫·恰普斯基给我讲的这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区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的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到1939年，维尔诺和利沃夫的人们忽然发现了这种生活的灰暗和丑恶。关于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6]的自杀，我的观点也许耸人听闻：他自杀的原因中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是出于他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这一点他写进了小说《告别秋天》的最后几章。乔治·奥威尔不曾读过维特凯维奇的小说，却在《一九八四》中用同样的笔调描述了新秩序统治之下的日常生活：灰暗，四处尘垢，了无生趣，还有从廉价自助餐厅飘出的气味。将这种感受划入美学范畴并不会使事情好转。我们最好想一想，在人类的生存中有什么是无法忍受的，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法忍受的因素全汇集到一起。这样一想我们便会得出结论：有必要保护人类，需要的话，甚至应该用幻想的蚕茧将人类裹在其中。
DOSTOEVSKY, Fyodor（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教过一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人们多次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我总是回答，关于他，人们用各种语言已经写出了整整一座图书馆，而我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至多是一个研究者的远房亲戚。不过，说实话，我不写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假如要写，这将会是一本基于怀疑的书，而没有信任就写不成。在对欧美思想的影响方面，除了尼采，其同辈中无人能与这位伟大的作家比肩。无论是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还是司汤达，现如今的声名都赶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尽人皆知。他所使用的小说形式，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没有人成功地使用过，只有乔治·桑曾经尝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种形式呈现了他对一种广阔现象的诊断，即宗教信仰的侵蚀。他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一点，并对它有一种彻底的理解。后来证明，他的诊断是正确的。他预见到俄国知识阶层的头脑中这种侵蚀的后果。正如卢那察尔斯基[7]公开承认的那样，《群魔》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预言了俄国革命。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先知。但他也是一位危险的导师。巴赫金（Bakhtin）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复调小说是俄国作家的发明。复调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如此现代的作家：他听到了说话的声音，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在空气中，相互争吵，表达着相反的意见——在文明的当下阶段，我们难道不是被这种混乱的吵闹声所包围吗？
不过，他的复调有其局限性，在那背后隐藏着狂热的信徒、俄国千禧年主义者和弥赛亚主义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描写波兰人的场面，其愚鲁的讽刺不适合这部作品的严肃性，人们很难想出比这更不具复调性的场面。对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物的处理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效果，也已超出复调性所能允许的范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处，这损害了他的伟大。为了维护他的伟大，有人将作为理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区分开来。巴赫金的假设在这种努力上帮了大忙。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你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弥赛亚主义者，没有他对俄国的富于激情的关注，就不会有作为国际性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对俄国的关注给了他力量，对俄国未来的恐惧也迫使他写作以发出警告。
他是基督徒吗？不清楚。也许他认为自己会变成基督徒，因为在基督教之外他看不到俄罗斯获得拯救的可能？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论使我们怀疑，在他心里是否已找到能与他所观察到的毁灭性力量有效抗衡的东西。纯洁青年阿辽沙带领着他那像童军一样的十二个学生娃，这是否折射出基督教的俄罗斯有能力将自己从革命之中拯救出来？这有点太甜蜜了，而且有点媚俗。
他避开媚俗；他寻求有力的味道。世界文学中的罪人、反抗者、异常的人、疯子，首先栖身于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沉入罪孽和耻辱的深处是获得拯救的条件。但他创造了下地狱的人，像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斯塔夫罗金[8]。尽管他就是所有他创造的人物，但有一种理解认为，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最接近他本人：伊凡·卡拉马佐夫。因此，列夫·舍斯托夫怀疑，是伊凡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仰的最终的无能，尽管有佐西马长老和阿辽沙那样的正面人物。在我看来，舍斯托夫所论不错。那么伊凡表明了什么呢？他因为孩子的一滴眼泪退还了造物主的“入场券”，然后又想起他自己编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其含义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在基督座下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那么你就得通过与魔鬼合作来使人们获得幸福。伯迪亚耶夫[9]写到，伊凡的性格是“虚假的过度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也是如此。
在致冯维辛（Fonvizin）夫人的信中他写到，如果命令他在真理和基督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选择基督。那些选择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来否定基督（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说）。至少他们没有依赖他们的幻想，并且不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创设偶像。
有一个原因使我倾向于做出一个温和的判断：列夫·舍斯托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他的悲观哲学找到了灵感。对我来讲舍斯托夫极其重要。正是由于对他的阅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和我才得以在智识上相互理解。
DREMA, Vladas（弗拉达斯·德莱马）。画家比作家对维尔诺做出了更多的贡献。德莱马是我的大学同学。他是美术系的学生。这个系事实上保留了从前大学[10]始于19世纪早期的传统。德莱马是1937年创建“维尔诺集团”的人之一。集团成员是一些波兰、立陶宛以及犹太画家。注意，起初在维尔诺接受艺术训练，后来知名国际的艺术家包括：海姆·苏蒂纳（Chaim Soutine），雕塑家安托科利斯基（Antokolski）和利普席茨（Lipschitz），还有知名度略逊一筹的费迪南德·鲁什奇茨（Ferdynand Ruszczyc）、卢多米尔·什伦兹尼斯基（Ludomir Slendzinski）和维陶塔斯·凯如克什提斯（Vytautas Kairukstis），很多其他高产的、通常也很杰出的艺术家临摹翻刻的绘画和版画作品也令我动心。
德莱玛的身影比他的面孔给我留下的记忆更深刻。他一度亲近共产主义，就像他的朋友、以笔名凯克斯塔斯发表作品的立陶宛诗人阿达莫维丘斯（Adamovicius）。这解释了德莱马与《灾祸派》杂志的关系。我相信他在上面发表过一小篇文字。
1992年，我在阔别五十二年之后重返维尔诺，曾经行走在那些街道上的人，我一个也没碰上。他们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流放，要么已移民他乡。但我发现德莱马还活着，便决定去拜访他。我得到他一个地址，在文学巷。竟然就是我曾经走过的大门，门后是我居住过的地方，现在门洞大敞：有厚重金属装饰的老门已经不见了！（被偷了？）上楼，朝右转？要知道，就在那里，在1936年，我曾向一位老太太租过一个房间。老太太栖身在她自己的套间里，屋子被搁物架和小雕像占满。后来我才知道，德莱马曾在这幢公寓楼住过许多年。最终，我得到了他的新地址。
他躺在床上，腰部以下已经瘫痪，由妻子和女儿精心照料。看起来他的疾病并不是他被忽略的唯一原因。他作为维尔诺艺术史家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写过一本关于画家卡努特·卢谢茨基[11]的书（关于19世纪20年代罗马的波兰艺术家村），还著有大量的随笔和文章。最重要的是，他是一部纪念碑式作品的作者，这部作品使我深受感动，我希望其创造者永远被铭记。维尔诺的迷人之处很难理性地解释清楚，她所具有的某种魔力会使人爱上她，如同爱上一个生灵。两个多世纪以来，许多画家和艺术家一直以维尔诺的建筑和景色作为他们绘画的主题。德莱马为一展城市的昔日风采将那些油画、水彩和素描收集成册，取名《消失的维尔诺》（Dinges Vilnius），于1991年出版，首印四万册。这无异于一部四百页厚的维尔诺建筑图像史，并附有各种旧地图。这部书美轮美奂，色彩缤纷，完全不同于那些印在光面纸上的无数有关城市的专著。波兰人、立陶宛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后者之中包括这座城市的真正热爱者，比如19世纪下半叶的楚特涅夫[12]，他们都描画勾勒了维尔诺。
DRU?YNO, Anna and Dora（安娜·德鲁日伊诺和多拉·德鲁日伊诺）。德鲁日伊诺姐妹。矮小的安娜小姐几乎是个侏儒，却生着硕大的脑壳和一张奇丑无比的脸，鼻子上巨大的疣子成了她最显著的特征。她看待自己的教师职业既骄傲又严肃；在她的青年时代，传授受到沙皇政权歧视的语言、传播有关波兰浪漫派诗人的知识是一种爱国行为。许多立陶宛和萨莫吉提亚[13]的庄园主延聘这样的教师。在她成为我父亲的教师以后，我们家对安娜小姐尊敬备至。1918年立陶宛独立，有一段时间安娜担当起了位于彭涅维热（Poniewiez）的波兰大学预科学校校监的工作。不过后来，到我做学生的时候，她和她妹妹住在维尔诺，靠她微薄的积蓄（勉强）度日。
她出身于小地方的殷实之家，没能找到一位丈夫，便当上了一名教师，因为那时单身女人除了当教师几乎找不到别的生计。安娜的独身苦了她自己，也强化了她的性格。她的独断发展成专横的暴脾气，一点火就着。然而她的怒火只能撒给她的妹妹多拉。多拉生来本是要结婚的，却也变成了一个老姑娘。在世上，她除了安娜再无别人。她在每件小事上都唯安娜是从。她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她愚笨，几乎可以说是智力迟钝，围着姐姐瞎忙乎，采购，做饭，打扫卫生。
她们在河堤街租了间房子。我曾到那儿拜访她们，去干什么我记不住了。这是我们家的义务，就像走亲戚。每次登门我都怀着内心的冲突：姐妹俩属于遥远的过去，年迈，贫穷，无助；而我的20世纪、我的青春和我受到的教育，使我对她们有一种优越感。这使我对她们产生怜悯，并从她们身上体会到这世界的悲哀，因为人类命运竟能凄凉如此。一直以来我总能看见这两位老妇人，她们没有能力抗拒历史时间，或者，简单地说，没有能力抗拒时间本身。除了我，无人再记得她们的名字。
注释
[1] 萨佩哈家族（Sapieha），波兰立陶宛显贵家族，中世纪波雅尔贵族后裔，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获得极大权势。
[2] 加利西亚（Galicia），中欧一历史地区，在今波兰东南。
[3] 利沃夫（Lwów），乌克兰西部一城市。
[4] 耶日·普特拉门特（Jerzy Putrament, 1910—1986），波兰作家、诗人、编辑、政论家，30年代曾是“灾祸派”成员。他是《被禁锢的头脑》中“伽玛”的原型。
[5] 于连·图维姆（Julian Tuwim, 1894—1953），犹太裔波兰诗人。1919年与斯洛尼姆斯基、伊瓦什凯维奇、扬·雷宏尼等共同创立“斯卡曼德诗社”（Skamander）。
[6]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aw Ignacy Witkiewicz, 1885—1939），一般被称作维特卡奇（Witkacy），波兰诗人、作家、画家。米沃什曾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讨论其作品。
[7] 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 1875—1933），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艺术批评家，曾任负责文化启蒙与教育事业的苏维埃人民委员。
[8] 分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和《群魔》中的人物。
[9] 伯迪亚耶夫（Nikolai Berdyaev, 1874—1948），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神学家。
[10] 米沃什1929年进入斯蒂凡·巴托雷大学（即维尔诺大学）法律系学习。此处指该大学前身，1803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命名的维尔纳帝国大学。1832年11月起义之后，大学被关闭。
[11] 卡努特·卢谢茨基（Kanuty Rusiecki, 1800—1860），波兰画家，主要创作宗教油画、水彩肖像和风景画，也临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作品。1820年代曾留学罗马。
[12] 伊万·楚特涅夫（Ivan Trutnev, 1827—1912），俄罗斯画家，维尔纽斯美术学院的创始人。
[13] 萨莫吉提亚（Samogitia），立陶宛五大地区之一，位于立陶宛西北部，官方语言为萨莫吉提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