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令人惊艳的意外，往往在别处发现。”司汤达曾在他的一篇乡间旅游札记中这样写。意外带来的刺激，正是我们旅行的目的。这回我所要旅行到的别处，曾经是我的家乡，但是当波兰航空班机下降至华沙（Warsaw）乳白的晨光中时，我心中仍情不自禁地涌现出一股期盼的雀跃。距离我上次来到波兰其实还不到两年，但是在我心目中，我的故乡已经变得陌生了。波兰在这期间经历了一桩接一桩戏剧化的大事，一再占据新闻大标题：革命，共产主义的结束，一个世代的终结。在我心目中，这些头条新闻已经重叠拓印在我个人成长的故国影像之上。波兰已经从我身边飞跃而去，这种远去不是距离上的，而是时间上的。不知怎么的，我总感觉它的改变将会超出我的想象。
不过当巴士带着我们从停机坪驶向机场时，我立即发现自己置身一种熟悉的氛围中。准备下车时，一个男人以挖苦的口吻炫耀道：“波兰文化的花朵回到了波兰的土地！”每个人都报以会心的一笑。这班飞机的旅客大部分或许都是过去十年里的劳工阶层移民——他们通常以政治为借口离开波兰，其实只是想前往所谓的机会之邦改善他们的命运。他们算不上是高尚的流亡型移民，这也正是这句犀利的自嘲所承认的。这是我所熟识的幽默，俨如当地性格的一个标记，看到它那么自然地融入新的环境，我感受到了一阵小小的熟悉的喜悦。
入关处的女士很努力地挤出一个笑容。不自然的笑容明显僵硬，她脸部的肌肉并不习惯这种表情，不过我还是对此表示感激。这种假装出来的礼貌至少比我在这里经常受到的怒目而视要好多了。这个狭小、设备原始，且只有单一航站楼的奥肯切（Ok?cie）机场还保留着货真价实的搬运工人，他们来往穿梭忙碌的景象是我之前在波兰所未见的。那位搬运我行李的脚夫十分热爱这份工作，他不但朝我一鞠躬，抓着我的行李，兴冲冲地卖力工作，而且在帮我把行李放到人行道后，不待我从皮包掏出赏金，就两脚一并，又匆匆忙忙跑去招呼下一位顾客了。
但是当我和兹比谢克（Zbyszek）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它的外观看起来什么也没改变。兹比谢克是我的一位电影导演朋友，特地前来机场接我。在这个5月的清晨，天气异常寒冷，细雨绵绵，灰意朦胧。兹比谢克正为牙疼所苦，牙疼虽然恼人，却再平常不过；华沙也同样再平常不过，毫无亮点。这里绝对反对标新立异，宁愿缩减而绝不逾越，宁愿低调而不求极致。我们行经宁静的小区，两旁是低矮的灰色石砖建筑，沿着维斯图拉河（Vistula）有一条被两排树夹着的人行步道，背着皮质书包的孩子们步行上学。
意识到自己对这宁静的场面有点失望，我立刻谴责自己的古怪反应。我到底在期盼什么？旗帜飞扬宣扬革命的胜利？还是不要这么灰暗，多点明亮？或者因为最近才扬名国际，所以空气污染应该要更严重一点？我猜就某种层面而言，我确实有这种心思，虽然不算太久前我才来过这里，这也正是新闻头条和选择性画面的威力，即新闻界的海森堡效应，我们当下的认知都已受到其强烈的影响。
为了保持客观，我问兹比谢克他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有什么感觉。
“哦，我一直比较悲观，”他轻快地回答，“我觉得所有事情都在崩溃中。”
“崩溃得比以前还厉害吗？”
“厉不厉害并不重要。以前一切崩溃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崩溃的是‘他们’；但现在，所有事情都离我更近了，虽然不至于说是我的事，但是我会同情那些无法适应的人。”
我知道对波兰人而言，失去悲观就等于丧失了荣誉，所以我进一步探询：“到目前为止，这当中有没有产生什么好事？”
“呃，我最近在外地一个小镇待过，那里讨厌的嘴脸比较少了。你懂我的意思，他们最擅长的那种嘴脸。”
“我很好奇那些嘴脸发生了什么事。”
“哦，那些嘴脸是可以改变的。”兹比谢克坚定地说，“如果开始关心某些事，或停止酗酒，人的样貌就会不一样。那些嘴脸还是可以改造的，你晓得吧。”
我觉得人的面貌可以重新改造这个想法很神奇，不过言谈间我们已经来到我即将居住的地方了。由于一个海外朋友的慷慨邀请，我有了落脚之处，一间位于随处可见、俗称“蚂蚁窝”的建筑群中的公寓。这些建筑群俨如一团垂直叠放、毫无优雅可言的方块盒，突出于光秃秃的地面，没有草坪或树篱柔软地点缀其间，只以一扇扇密密麻麻排列的空洞的窗口冷眼瞅着这个世界。一片泥泞、未经整理的荒地在建筑后方延伸。停车场上有几个孩子在学习溜滑板；水泥小径上，两个粗壮黝黑的男人不怎么清醒地搂肩而行，展现出醺然的同志友谊。
我从来没有过在“蚂蚁窝”停留或居住的经验，不过这里的公寓是我经常造访的一种类型：典型的波兰公寓。公寓面积很小，清一色的浅褐色装潢，而且就西方的眼光看来，建材极其轻薄脆弱。波兰——或者说东欧——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在这种公寓中展开，而人们也不惜为之等待、贿赂与期盼。在我置身的这间公寓中，每处可使用的空间都摆满了书：包括波兰文学作品、学术性杂志、美国经典的翻译本等。兹比谢克以赞许的眼光来回审视。后来他的牙痛加剧，只见他痛苦地皱着脸，跟我道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新环境中。我有点紧张地环顾四周，自然而然地接了杯水，然后就只是握在手中，没往嘴边送。有人曾经警告过我不要喝这里的自来水，否则不是中毒，就是拉肚子。幸好一位受托前来帮我熟悉的邻居及时来援，送我一瓶瓶装矿泉水当礼物——虽然在递给我的时候有点舍不得的样子。
我决定在附近走一走，熟悉居住环境，顺便寻找改变的迹象，却看不到什么明显的证据。由于华沙的大部分是在战后最贫瘠的几十年间建造的，因此建筑充斥着有意的社会主义集体意识的平庸风格。这里没有餐厅、海报或霓虹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这附近能一窥都市生活，或有个灯火通明的避风港，得以喝上一杯上好咖啡。这里有的只是宽阔的街道、沉闷的建筑和一片灰色。
我很了解这种灰色，以前甚至还喜爱过这种灰色。对于在这里长大的人来说，那是心情和天气的一部分，沁入骨髓，给人一种舒适的忧郁感。只是为何此刻却让人感到一股更甚于以往的凄凉？我想我是在用不同的天线接收它，此刻已经没有了体制的保护性过滤——这种体制赋予很多内容以正当性和解释，甚至包括这层层灰色。这种单调乏味确实可算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单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刻意采取的清教徒主义。他们不是傻瓜，深知美学和欲望的关联，比如他们禁止在招牌上使用明亮的色彩，因为这些色彩会唤醒梦想，让人梦想一个更加色彩缤纷的现实。
这里还没有竖起五颜六色的招牌，所以这个小区就是眼前的光景，光秃秃的不具任何特色。不过这里绝对发生过某种大事，因而即便是眼前这般单纯的景观，也能引发我这般不同的看法。
回到公寓后，我泡了杯咖啡，并试图打几通电话，却发现这完全是徒劳。三通中就有两通完全没有任何信号或连线，即使连上线了，也经常出现忙音，事实上是否真的占线也令人存疑。接着我突发奇想，想打电话给纽约的某个人，但在我坚持不懈的拨打后，长途接线员却告诉我打到纽约要四到六个钟头才能接通。
我放弃了跟外界联系的企图，爬上床钻入好几层毯子下。外面的细雨绵绵已经转为滂沱大雨，公寓内寒意刺骨。而这，这就是东欧，不是头条新闻，也不是历史。我怎么能让自己陷在这里好几个月？我伸手拿了一本书，想起何以图书在这里大为畅销。当然，在充斥着新闻扭曲与审查的黑暗年代，书本通常得以比新闻传递更多可靠的消息；同时，书本也是这一切的解毒剂，一个心灵的休憩之所，可以穿透四周摇晃的单薄墙壁，让我们不但可以暂时逃避至幻想之境，也可融入书本中所描绘的另一个世界和真实中。
历史往往过于夸张，沿着华沙街道而行的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这里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过当我接近市中心时，改变的迹象终于出现了。首先，在商店门面和旅馆入口处，竖立有若干不引人注目的招牌，标示外币交换的字样。我走入一家挂有招牌的简陋木屋，它另外还挂有蔬菜贩卖的招牌。店内，一箱箱胡萝卜和马铃薯的旁边摆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各种外币的官方汇率。外币交换在以前是非法的，因此我总心虚地有回头观望的冲动。帮我兑换外币的人现在当然已经习惯这一切了，镇定如常地递换了一堆数目怪异、夸张，宛如回到昔日通货膨胀时代的货币。我的五十美元换得了近五十万元的兹罗提（zloty）[1]，让我刹那间觉得自己有如百万富翁，不过我也可以感到波兰货币的急剧贬值带给百姓的焦虑不安。
“不过货币现在已经稳定了，男人也可以真的拿点钱给他们的女人花花了，”当我就此问兑换外币给我的人时，他这么说，“只要他们别来找麻烦，我们自己一个人过也没问题了。”
“他们？他们是谁？”
“嗯，该怎么跟你说呢，非法组织吧！他们想要控制这个行业，还有枪。我是自己独立的；但他们是黑手党的，全都是。我敢讲他们有一半是以前的当权派，或民兵出身。否则这里谁会有枪？”
靠近市中心新世界大道（New World Street）的一些建筑低矮的街道上，充斥着临时聚集的摊贩，直接就在车顶或在人行道铺的报纸上，陈列贩卖些不起眼的杂物：一双厚裤袜、一件夏威夷裙、一瓶伏特加酒、一些香蕉和草莓等等。这是新经济秩序的萌芽，但整体而言，多么破旧又寒酸！那些拆除了闪亮包装的货品，有种“次级超现实主义”的忧郁色调，随意排列组合，却毫无诗意。
城市的核心部分，是灰尘飞扬、过于宽广的大道，单调无趣的建筑和拥挤的人行道，一群人心情愉悦地从一间阴暗的餐馆走出来。我走过共产党总部大楼，又是一幢乏味的建筑，企图透过冷硬的风格和阴暗的窗户传递威严的气质。有两个男人手提公文包站在建筑前面低声说话。我好奇里面正在发生什么。前面又是些卖水果和蔬菜的摊位，又是些神态疲惫的人细心地检查贩卖的胡萝卜和橙子。我知道我应该将这一切视为企业活力和冒险精神的象征，但是相反地，在快速浏览之后，我还是感到和昨天一样的失望。以往，在剥夺中仍有股虚饰的尊严，空无一物就像是荒诞至极的笑话，令人有种病态的喜悦，甚至邪恶的满足。但现在，正如沉闷阴郁的建筑一般，眼下这些就是全部一切，微不足道的改善只衬托出感伤的气氛。这就是波兰勇敢踏入新世纪的出发点，一切归零，满目疮痍。
我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咖啡店跟我的朋友雷娜塔（Renata）碰面，点了一份三明治和沙拉。有位年长的女士已经研究了半天选择有限的菜单，当看见我点的东西时，她嘟囔了一句：“就是有人口袋够深，能够填饱肚子。”
“你看到这里的情况了吧？”落座以后，雷娜塔开口道，“以前这里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在那种可悲的水平下，人们不会彼此忌妒。忌妒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谁也不比谁多。这里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是的，这点毫无疑问，这里会有好长时间同时具有贫穷的症状和资本主义的病态。我向雷娜塔提及我对这里的最初印象和沮丧的心情。“转变所带来的忧郁，你所感到的就是这个，”她告诉我，“你才浅尝一小口，我们可是不打折扣地经历了整个过程，或者应该说，我们都正在经历整个过程。我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前面是什么，我们必须从头挨过。”
“当然，你不会认为以前反而比较好吧。”
“不，当然不是。不是比较好，而是比较单纯。我们，他们，那是一场可以预测的游戏。现在我们处于完全开放的情况，没有人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或者明天晚上的新闻主播会是谁，或者当地的托儿所会不会关门。这些事谁都可以凭本事争取，而且没有谁可以怪罪。这种情况真的会让人心情郁闷。”
“不过开放不是比较好吗？”我问道。
“算了吧！别一副美国人的口吻！”雷娜塔嘲讽我道，“对，是比较好，毫无疑问，只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我的薪水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而且买东西要花更多时间，因为我必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比较价钱。以前是你买一个鸡蛋，就付一个鸡蛋的钱；现在是谁都认为他们可以随意喊价。”
讲到这里，她的声音上扬，有股义愤填膺的味道。雷娜塔在高中教生物，有三个孩子，没有什么时间去货比三家。
在返家的途中，我决定采买些基本的日用品。严重短缺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不过食物方面还是远不及西方世界的丰富多样。我买了一种奶酪，一种意大利香肠，从蔬菜店里买了一些西红柿和胡萝卜。这已经够了，我心怀感激。不过就一般波兰人的薪水而言，这些食物的价钱令人咋舌。在我暂时栖身的小区里，光是买这几样东西就要跑几家商店，它们分散在各处，很不方便。加上我忘了这里是不提供提袋的，所以没带当地人采买时都会带的“网兜”，结果就是必须跟几个笨重的、几近松脱且随时可能滑落的包装奋战。回家途中，在一条几乎空荡荡的街道上，一位身穿军装和高筒皮靴的军人从容而行，两手令人嫉妒地提着两个差不多重的提袋，规律地在他双腿两侧晃动。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位弯腰驼背、包着头巾的老妇人，朝我的方向走来，重复着单调的悲叹：“我到处都痛，”她用甜美的声音埋怨着，“我的脖子痛，我的背痛，我的腿也痛……”噢！恒久的东欧，我心想，你毕竟还在啊，虽然也许不会太久了。这老妇人对自己身体的疼痛并不怨天尤人，她直视我眼底的眼神是信赖的，眼睛是湛蓝的，她知道她可以对我诉苦，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一样。
我去参加了“作家联盟”（Writers' Union）的一场会议，做个短暂的访问。会议在旧城举行，位于华沙一处风景优美的区域，那里算是从灰烬中重建的地区。初次漫游其间，宛如来到一座保存良好的典型欧洲都市，蜿蜒狭窄的街道，两旁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连栋建筑，整齐地围绕着一个方形大广场，其间包括不可或缺的教堂，还有一座皇家城堡，宁静地伸展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悬崖之上。尽管古意盎然，其实除了少数几块古老的石头外，旧城其他部分全是新近所造。
希特勒的野心之一，是让华沙成为“第二个迦太基（Carthage）”。在1944年华沙接近两个月的暴动期间，他几乎如愿以偿，任由德军将华沙炮轰成废墟。当时苏联陆军在维斯图拉河的另一端袖手旁观，因为德国人是在为他们两国征服波兰人。
旧城的重建工作几乎在战后就立即开始。其实在这饱受创伤的城市，华沙居民更需要的是基本住宅和医疗院所。但是这粉碎的砖块瓦砾与顿失的古老历史，必然有让人无可忍受之处，因此奋勇抵抗纳粹、牺牲惨重的波兰人毅然展开重建部分城市的工作，让自然积淀了数世纪的城市风华再现。这项工作的意义，是让这页历史不只活在人们的想象或党派的论战中，而且要用一砖一瓦具体呈现出来。
老实讲，我一开始并没有为旧城的风采所倾倒，也许因为我知道它是新盖的建筑，让我联想到舞台的背景。或许是它的精心保存，以及置于华沙的砂砾和尘垢之中的不协调与优美精致，令我有这种感觉吧。总之，我对于方形广场内的俗丽艺术市场，以及一些观光小店内的仿古装潢并不感兴趣。不过当我开始注意到装潢的细节，像有竖框的窗户、铸铁的门把手、纹章装饰和拱形地窖时，当我开始思索这种种造型所需要耗费的人力与心力时，这座旧城便开始呈现出层次感了，主要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此举所代表的意义。这种对过往的献礼，对被珍惜过也被摧毁过的文明的坚定忠诚，唤起了我的浪漫情怀，一如我在这里成长期间所被反复灌输的有关波兰英雄事迹的民族情怀。
这项工程规模浩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外观和哥特式教堂的重建得根据照片、印刷品和绘画进行。为了准确重现城堡，完成其中的大理石画廊、精致的木质镶嵌地板和挂毯、当代家具和闪耀的水晶吊灯，成群的波兰工匠必须重新学习早已被遗忘的技艺，废弃的采石场也重新开放以采集与原来一样的石头。那些战后建筑师所参照的画家之一是贝尔纳多·贝洛托（Bernardo Bellotto）[2]，也就是卡纳莱托（Canaletto）[3]的侄子。贝尔纳多·贝洛托之于华沙相当于卡纳莱托之于威尼斯。他那几幅以18世纪华沙为主题的作品目前就悬挂在皇家城堡内，城堡的重建部分就归功于这些画作。如果历史持续得够长够久，一个文明的生命和其相关的艺术便会开始融合，如同相互滋养的古老堆肥。
这项浩大工程所激荡的情感甚至穿透了所有党派的界限。城堡的重建工作是在战后二十五年才开始的，当时签署合约的是一名共产党官员。对他而言，致力于重建皇家官邸的工程或许有些讽刺；但是大概很少波兰人，即令是国际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徒，会完全抹杀自己体内所残留的爱国情操。他们必然也感到对一个饱受蹂躏的国家来说，能够衔接与延续过去的标志，绝对具有超越象征性的价值。
“文艺俱乐部”（the Literary Club）本身是幢舒适优雅的建筑，对波兰的前瞻者或文人而言，是少数能让生命跳脱凡俗、可以忍受的庇护所之一。像处于这个重要时刻的任何事情一样，这次会议也别具历史意义。这是动荡后第一次会议，就连会议地点都有深层的含义。当1981年戒严令下达时，作家联盟内部分裂，有些决定和政府合作，有些坚决不肯。那些异议分子，当然也就是代表波兰大部分正统文学的成员，被禁止涉足文艺俱乐部的舒适领域。十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重返此间，而且深具历史意义地获得平反。
这些在友善的主席那庄严低调的致辞中都提到了，他是个如橡树般稳重坚毅的人。所有声明、对话和走廊上闲谈的极致谦恭有礼，都标示着这次会议本身的正式程度，完全没有西方开这种会议时唇枪舌剑中通常展现的古灵精怪、淘气顽皮或愉悦快活。波兰作家从来不以任性孩子或反资产阶级恐怖分子的风格出现，或许是因为反资产阶级的立场专属于共产党员，所以在这里它不具有西方世界那种自负的吸引力。或许也因为波兰大量的重要作家都受到同等重视，所以在中产阶级的庸人和精选的少数艺术先锋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作家本来就该为国家讲话，本来就该一本正经，而绝不该是放荡不羁的嬉皮，或是淘气的破坏分子。
但在这非常时期，成为作家的条件却几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室内的派头无可挑剔，却几乎没有提及文学，谈的都是生意经。波兰的文化界差不多要被丢进自由市场这既可怕又可敬的怪物的肚子里了，而会议上作家的议程就是要搞清楚那只野兽是想要喂食他们，还是吞噬他们。
后者似乎更加可能。“你的意思是写同样多的内容，有些人却可以拿到比较高的酬劳？”当讲台上的人说明了资本主义出版业的规则后，有人困惑地问道。“预付款呢？是按页计算吗？不是？那是怎么算？”“然后有时你还可以拿到两次报酬，一次是在书出版前，一次是在出版后？”
一位来自罗兹（?ód?）的年长人士显然刚刚弄清楚了这一切的含义，起身用震惊的声音宣称，在新体制下，言之有物的好书可能会卖得比二流甚至是非常差的作品更不好。
不是“有”可能，而是“很”可能！我真想直接告诉他。因为对此我不但深刻了解，而且饱受其害，所以内心不禁涌现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我短暂的恶意很快就被同情心取代了。这个会议厅里一些端庄威严、文质彬彬的人，一些比较没有适应力或领悟力的人，那些过分倚重陈旧的固定写作模式的人，还有那些假借政治严肃的罩袍掩饰自己欠缺文才的人，都将经历一段非常严峻的时期。
而且，尽管会像很多波兰人一样深受其苦，他们所失去的将远比他们的同胞更多。因为虽然有审查制度的困扰，但写作在社会主义波兰受到高度尊重，而且实际上享受补贴。当然，为了避免审查制度的干预，作家必须以迂回隐喻的方式写作，那段时期也有可敬的作家拒绝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大半时候他们的写作——不管质量如何，是否受欢迎——都会像勤奋的劳工一样得到报酬，方式统一，相当优渥，以页数来计算。而且，为了弥补出书品种的稀少，至少就西方标准而言，波兰书是以大得惊人的规模来发行的。另外还有在西方世界举办的现场活动，像是在德国接受专访，在丹麦演讲等等，所支付的珍贵外币，也可在波兰黑市以优渥的汇率兑换。
所有这些都失去了。会议在一上午的议程后，终于迎来高潮，文化部的副部长，团结工会[4]的成员前来为政府的政策辩护。他的演讲在这场文明的聚会中几乎引发一场动乱。会场内陈述和质询来回飞舞，虽然内容都大同小异：政府怎么可以删减文化方面的津贴呢？当初在一切都崩解的时候，是文化保留了波兰的本质啊！
副部长恳请与会的文化人跟他一起考虑这件事，一起谋求解决之道。政府已经没有钱，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支持文化产业了，这点他们应该了解吧？不过市场机制可以创造出它自己的繁荣景象，重点在此。这的确是重点所在，真正有才情的人总会脱颖而出，而如果畅销书真的畅销，有谁规定不应该如此呢？总之，在一般正常国家，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不是吗？
不过可惜的是，团结工会是无法掌控全局的。这位副部长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胡须修剪齐整，动作轻快敏捷，俨然不习惯官方角色或西装革履的穿着，倒是长于唇枪舌剑，在此之前或许从没有过什么面向公众的经验，甚至没有正规工作的经验。眼前这批群众中一定有许多是他的好友，不过如今他已经越过了权力的壁垒，而权力的规则及其所带来的分野马上以惊人的速度取代原有的立场。依照文人们非正即邪的逻辑，副部长突然站到了和他们对立的一方。除此之外，尽管双方都没有恶意，但按照这个逻辑，宏观和微观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互不兼容的，顾及整体利益和维护特定团体的利益之间也有区别。因此尽管副部长恳求大家考虑大局，这群文人的焦虑仍然无法平息。
幸亏午餐时间到了，对许多会议而言，午餐经常扮演及时雨的角色。这次午餐安排在楼下布置典雅的餐厅，几代文学巨擘都曾在此用餐。餐厅的女老板兼服务员是克莉西亚（Krysia），我在波兰许多机构中都见过她的“分身”：面孔姣好严肃，灰发整齐后梳。由于已在文艺俱乐部任职多年，所以她已然成为中流砥柱，对待俱乐部所有知名和半知名的会员都直来直去。
“要有耐心，谦虚一点，”当有人因肚子饿和长久的等待而显得烦躁时，和我同桌的一名女士劝诫道，“最好不要惹恼克莉西亚。”当食物终于被端上桌时，其味道意外地可口，有雅致浓郁的酸黄瓜汤，爽口的奶酪卷，还有软浓美味的苹果甜饼，而且价格极为便宜。这显然是给作家们的优待和特权。
餐后，我上楼在一间舒适的客厅喝茶，里面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剩下我和一名早先结识的作家。
“他们不会通过尊重波兰价值的决议案，你能想象这种事吗？”他告诉我。
我默默地摇摇头，接下来是一串令我惊愕的长篇大论。这位作家的个子不高，从我的角度只看到了他从深扶手椅中冒出的脑袋，一颗就波兰标准而言蛮漂亮的大头——方正规则又有棱有角，眼睛深邃，胡须修饰齐整。双唇在他慷慨陈词时略微扭曲，给他平添了几分疯狂的意味。不过他的用词精准节制，只是语气有些阴沉强烈。
“我们为什么要自以为耻？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这么愧疚？为什么要因为生为波兰人而捶胸顿足？”他发出一连串排比的质疑道，“我们为什么要代替全世界受罚？我们为什么要同意受罚？我们就比别人坏那么多吗？我们做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我们从出生就被谴责为反犹太分子，我们被指控在战争期间表现恶劣。但天晓得，当时我们国家的处境多么恶劣！我是个工程师，也是个作家，数字是我的语言。我做过研究，我知道从统计学上讲，波兰根本没有办法拯救所有犹太人，何况任何藏匿犹太人的人都会被处死。但是拯救犹太人的大有人在，像是我的家人……好吧，我不想谈论自己的故事。我非常难过大多数犹太人都离开了。相信我，当我的一些犹太朋友觉得他们必须移民时，我的心都碎了。我研究过波兰犹太人的历史，那是独特的完美‘结合’（他使用了法语发音），波兰文化精髓和六千年犹太智慧的结合。我最喜爱的文学是波兰的犹太人写的……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结合！”
“但你必须承认……”我开口道。在言谈间，我曾向他示意我是犹太人，让他有机会停下来或转换话题。不过他太诚实，连暂停一下都不肯。
“对，我知道，有很多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为什么所有批评都只是单方面的？如果双方真心想要对话，你必须让我有说话的机会！再说立陶宛（Lithuania），现在我们又被指控给立陶宛带来灾难，因为在开战之初，我们帮助苏俄保卫立陶宛，不让纳粹占领。我们到底给立陶宛带来了什么伤害？我看连指甲刮一下都不曾有！”
我为这场精力充沛、义正词严的论战折服，但还是决定打断他，这回更加坚定些。“如果要维护波兰的名誉，”我问他，“你具体会说什么？”
他的回答令我颇为惊讶。“我会维护我所知道的，”他说，“波兰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工程成就，还有很大程度被误解的1939年9月的抗战。有人说我们的军队表现得像滑稽的小丑，那绝对不是真的。”
然后他又继续说：“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个由没有理性的笨蛋组成的国家，我们是肮脏、喧嚣的野蛮人。你在我们街道上看到的是这种情况吗？我最近去新泽西（New Jersey）找我的一个阿姨，她现在可得意得很，因为她觉得自己挤进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相信我，许多波兰城市的城市化或漂亮程度都不输给纽瓦克（Newark）！”（这点我相信。）“再说说这个旧城，我们所在的地方。我并不常来这里，我住在罗兹，但是昨天我四处逛了一下，天晓得，它真的能让你感到温暖，包裹你整颗心……不过我该打住了，”他突然说，“我大概让你厌烦了。”
“一点也没有。”我真诚地回答。
“很高兴能跟你聊天。”他毫无笑容地说，只直视着我，行礼如仪地跟我握手，然后就这样离开了。一个受到围剿、饱受折腾、骄傲的波兰爱国主义者，一个致力捍卫国家荣誉的骑士型作家。我环顾四周，客厅依旧空荡无人，不过眼前更添上一层沉沉暮色，不禁纳闷：那人是回到今天的会场，还是回到19世纪波兰史诗或历史长河中。
文艺俱乐部建筑前面的大街上，摆有几张堆满了书本的长桌。这类摊位吸引到的，通常都是些表情坚毅的年轻人，在华沙随处可见。在我看来，他们是这个新鲜资本主义国家唯一真正值得高兴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文艺俱乐部里那些文人的担忧。由我在美国扎在书堆里的生活中，我知道书本是最轻便、最容易生产，也最去神秘化的现代商品。就某种程度而言，文学也是一样。在这些摊位上，去神秘化的进程正急速向前跃进。琳琅满目的标题，高雅与通俗杂陈，这都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有刚出道的明星的自传、烹饪书、轻佻的色情作品，还有重口味的惊悚小说。那些惊悚小说多半从美国引进，被统称为“勒德拉姆系列”，显然是对畅销书作家罗伯特·勒德拉姆（Robert Ludlum）[5]的礼赞。这些书全部由几十个独立出版商发行，他们动作迅速，很快就捕捉到了当下流行的口味。垃圾作品就如垃圾食物，有着迅速的吸引力，只需要最少的心力，便能提供最难以抗拒的满足。由于带着新鲜事物的魅力，西方的垃圾作品此时更令人难以抵挡。在旧有政治社会体制下，或基于上层命令，或为了回应官方立场，委实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胡言乱语，不过那都是热切严肃的谬论，几乎毫无阅读的价值。
这个嘛，对于文学失去原有的崇高位置，我当然也不无遗憾，但同时对于西方饱学之士恣意批评东欧这种迅速吸收西方垃圾的情况，我也觉得不耐烦，仿佛东欧人就应该表现得比我们好，好于我们贫瘠却高尚的良知。
新兴的通俗作品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严肃作品，虽然此刻的严肃作品也呈现出多样的面貌。新的小说作品明显缺乏，而多为传记和其他个人文件：在苏维埃古拉格受苦受难的英雄事迹、前内阁贵族的回忆录和原共产主义时期当权者的告白。比如前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6]写的关于其当权期间事迹的著作便独占畅销榜龙头。在这种新时期，人们的第一需求似乎是追求新潮，第二是还原历史真相。这些纪录性作品是动乱年间的基本写实和记事。在新时代中，叙事型的记录经常比小说先行问世；想象、创新的加工作品，则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与此同时，基本的事实是书本的多样化和令人困扰的选择。在集体化的年代，一旦有热门书问世，人们都排长队争相购买。每个人都读同样的书，热切讨论书本的内容，如此形成了一个阅读共同体，而且我猜想，可以获得更深的体验。但是现在面对一堆没有区分、五花八门的书，到底要怎么选择才好？要读什么？什么时候读？要怎么读？有那么多书，要买哪本书好？再者，为什么要买书？还有那么多其他的好东西可以买啊！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读同样的书？数量——这当代最有渗透性的力量——已经开始展现它的威力了，而阅读也注定成为更消费者导向的、更个人化的投入。
华沙的星期天。新世界大道上的教堂人潮汹涌；有人站在教堂外面，努力聆听布道内容，还有人跪在人行道上祈祷。我搭乘出租车前往华沙城的绿洲之一：瓦津基公园（?azienki Park）。出租车司机就像这里的大多数司机一样：坐姿端正，说话有礼，开车平稳。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司机收了计价器的金额乘以两百。街道上，一家人走在一起，身上穿着最好的衣服，手上捧着花束。尽管局势不好，出门访客时还是少不了鲜花。瓦津基公园是我所知道的最漂亮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宽广，风格多变：有池塘、图画般的小桥、起伏的山坡和正式的林荫小径，还有可回溯至18世纪的各式皇家建筑，包括凉亭、露台和其他美丽的梦幻式建筑物。在一尊极其戏剧化的肖邦雕像前，孩子们正快乐嬉戏。一片宁静。相对于一般人对波兰人喧闹、无礼的刻板印象，这种安静是华沙令人惊讶的一点，甚至和我所预期的任性易怒的民族大相径庭。事实上，我很少在公共场合听到有人拉高嗓门说话，我也开始留意到波兰人仪态举止中十足冷静的一面，不过这冷静究竟是源于所处环境的压抑，还是通过学习而懂得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镇定，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拜访了波兰共产党政权结束后的第一家报社《选举日报》（Gazeta Wyborcza）。这是团结工会在圆桌会议时所创办的报纸，正因为当初圆桌会议的召开，才得以产生今日的过渡政府。[7]报社位于一座宁静的庭院，一个毫不醒目的招牌指向一扇不易发现的门。入门后只见一幕几近杂乱的景象。由于仓促，《选举日报》用的是一间昔日的幼儿园。而那办公室——虽然叫办公室，但正如此间许多用语一样，都只是从比较富裕稳定的地区输入的名词而已——既有儿童用地不成比例的狭小，也带有临时搭台的魅力。人们三两成群地挤在造型小巧、没有涂漆的书桌旁，共享计算机、电话，还分享香烟。当然，墙面上挂着团结工会的海报，但也有教皇的照片等等，其中还有一张列宁的照片，衣领上别着一个团结工会的徽章。这幅图像出现在这个场景，仿佛在狡黠地眨眼，好像在说：记住我，我可是每个人读幼儿园时最熟悉的啊！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地穿梭其间，这本身就值得一书了。我记得以前拜访过一些毫无生气的办公室，其间每个人其实都在进行小规模的罢工。访客的出现，立即成为大伙儿喝咖啡的借口，然后悠闲地怠工老半天。但在这里，年轻人神采奕奕地来来往往，一副严肃的表情，全神贯注于工作中。在举行编辑会议时，人们走进走出，几条看门犬也进进出出。一眼望去，没有人穿西装或其他有点正式的衣服。编辑会议由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8]主持，他是位真正的地下英雄，如今担任《选举日报》主编。在种种贡献之外，他还是个极有魅力的人，在主持会议时也不拘形式，轻松幽默，没有美国类似机构常见的等级焦虑感。会议中笑声不断，日常新闻业务也同时进行：新闻标题该怎么拟，报道的重点在哪里，行文该如何保持客观等等，每件事都按部就班地决定，而且整个过程没有吹擂炫耀，只有波兰人所标榜的犀利与睿智。
但这种随意自在的态度其实是骗人的，因为尽管才成立几个月，但《选举日报》已成为一个极为严肃的组织，也是一份极为成功的报纸。报纸有好几页广告——广告这种东西在波兰已经销声匿迹好几十年，此外，报社也正在计划扩大规模，并打算提高薪资，让员工拥有股权。我对这一切进展的速度和老练程度大感惊愕，但或许我根本不该有这种感觉。《选举日报》是由一群与时俱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所经营的，我为什么会认为他们不能适应新的情势呢？西方普遍存在一种想法，认为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必须经过笨拙而漫长的成长，才能融入“我们的制度”。但是西方那一套毕竟没有那么神秘，而东欧也不全是跌跌撞撞的青少年。我凝视周遭急促忙碌的情景，心想：这就是自由，这种繁复琐碎的声音、这种真正在做事的专注力和蓬勃朝气——不是假装工作、被迫工作或抵制式地工作。从这里展现的活力和智慧看来，我觉得早在那愤世嫉俗的年代，每个人就已蓄势待发，只待解放的一刻到来，他们旋即展翅高飞。
在华沙停留几天后，一个导演朋友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lowski）[9]邀我走访位于华沙北部约一百五十公里的乡下小镇什奇特诺（Szczytno），他打算和一个朋友到那里去完成一桩土地买卖，那块地上盖了他们的乡间宅邸，只是之前一直租给别人。
“你早上五点半就得准备好出门。”当我同意一同前往时，他对我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问。但是他没有，所以此刻我正透过车窗望着笼罩在朦胧晨光中的平坦、沉闷的乡村景致。道路两旁有垂柳，还有白杨环抱的树廊，对我而言这都是“波兰”的象征。偶尔还会出现一辆马拉的犁车，沿着田埂缓步前行。在村庄十字路口经常可以见到路边教堂，那是很漂亮的色彩柔和的民间艺术，中间放置着一尊通常是圣母的木雕圣像，站在一个像巢一样的有顶的小型神龛中，四周装饰有对称的、精细雕刻的图案和花朵。历经战乱和承平，这一部分总算保留了下来。
在这段时期，混乱应该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也同样搞不清楚，各持己见地争论这是否是他们第一次可以合法购买土地，或者早先就可以买了。在克日什托夫的村庄里，我们和他的农夫地主碰面。那农夫身材魁梧，满头金发，还有一双水蓝色的眼睛；他太太则是一身古怪的装扮，紫色花裙搭配蓝色条纹上衣，再加上一件厚重的红毛衣。这显然是她最好的装束，为了来镇上，特意一股脑儿地套在了身上。
在什奇特诺法院里，脸色红润、牙齿缺损的农人正排队坐在长凳上等着办事。助理法官很快就叫到我们了，这毋庸置疑是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优待。这是位亲和、活泼的女法官，她在活力十足、毫不间断地和我们聊天之余，手中不停敲打着一台古老的打字机，填写大量表格，而且每份还附有几页复写纸。
“现在这里完全是一团乱，”她向我们确认，“事情堆积如山，每一天都在变化。人们跑来问我有关卖土地或买东西的问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你以为华沙的人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自己也一团乱，看看他们每天送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她指给我们一堆传真来的笨拙打字稿，内容都是关于某些法律新规定的指导方针的。
“这些呢？”她指着一个书柜，“他们必须也重写所有这些！”我仔细看了整书柜的法律卷册，光是想想要改写，甚至重新阅读这数以千计、印在薄纸上的法律条文和规章，便令人有置身炼狱之感，宛如清理奥吉厄斯（Augean）国王牛舍[10]的不可能任务。但是我们和蔼可亲的助理法官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垮，她是如此充满活力而健谈。
法官约十岁模样的女儿来到办公室，向她报告早上上学的事。法官妈妈高兴地招呼女儿，然后要她乖乖坐好，好让自己完成手边繁复的填表工作。从法官迅速、坦诚而友善的聊天，小女孩像往常一样做事的这个流畅衔接的过程当中，我开始多少领悟到人们在经历这段重大、根本的改革时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就像这样，一步一步地适应来到眼前的事物，而且一路评论，将现在和过去交织在一起，静待未来展现的更大远景。
我们的任务大功告成，克日什托夫的地主想要前往当地一间酒吧庆祝这桩刚刚完成的新交易。克日什托夫有点不情愿地答应了，直待我们踏入酒吧时，我才了解他兴致不高的缘由。拜毫无人性的出发时间之赐，我们踏入酒吧时才11点，但酒吧内部那肮脏、毫无装潢、裸露的水泥地面上已经挤满了醉醺醺的大男人。他们不是微醺，就像英国酒吧里常见的那样，而是横冲直撞、大声叫嚣，牙齿不全的脸上眼神呆滞，不带表情，相互瞠视。这幕情景令人厌恶，却又带点滑稽，大伙儿好像在表演典型的醉鬼似的。不过克日什托夫认为他们只是季节性的醉鬼：农闲时无事可做，因此前来买醉，让女人们在家煮饭打扫。
把农夫地主留给他的兄弟和伏特加酒，我们自己则前往参观克日什托夫和他的朋友刚刚购入的土地。农舍本身状况不错，当初使用的预制建材，房屋比邻而建；此外还有清新的田野，摇摆行走其间的母鸡，外加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溪，现在这些属于他们了，全都是他们的了。
我们回去接农夫地主时，只见他神采奕奕地从酒馆冒出来。到目的地时，他还算清醒地弯腰亲吻我的手，就算历经了共产主义时代，终究还留着永不消弭的骑士精神。这是每个人对共产党同志式平等主义的小小抗衡，而农夫地主也以这种方式表示他和任何有教养的都市佬一样，是有格调的。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我们开过怡人的乡间，撞见一幕奇特的景象。在一片轻柔、天然的田野旁，一群农夫围在一张架放于草坪上的折叠桌周围，桌上铺的小型红毯上，放着一尊浅灰蓝色的圣母雕像。
“我们正打算圣化我们的田地。”一名面色红润、棱角分明、五官端正的农夫回答了我们的询问。
“是回到原来传统的时候了，你们晓得吧。”
“你还记得以前怎么进行的吗？”我问道。
“呃，不，我不敢说我记得，”他高兴地回答，“不过神父还记得，真的，他懂这一套。”
“神父呢？”我考虑是否该留下来观看他们的仪式。
“喔，他还在忙，他每个村子都要去，帮他们圣化田地，还要收钱。每个人都有他的利益要照顾，你们晓得吧。”他爽朗地大笑。
我心想，这也有一点波兰——尽管尊重传统、笃信宗教，但对两者亦抱有根深蒂固的、无礼的怀疑。
回到华沙后，我依约拜访了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aw Geremek）[11]这位新兴的政治核心分子，他的世界地位犹如物换星移，在极短时间内飞速跃升。盖雷梅克是位广受尊崇的中古史学家，原来是瓦文萨的主要智囊，亦即反政府势力的成员之一；如今身居权力核心，担任“公民国会俱乐部”（Citizens' Parliamentary Club）的领袖。公民国会俱乐部是东欧局势急遽转变期间各地出现的众多政治团体之一。这个身份使他成为议会反对党领袖，而且不仅如此：虽然现有政府保障共产党拥有三分之二议会席次，但那些党员都非常低调，因为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2]将军已经明白表示，他在下次选举前将会辞职。因此事实上，团结工会已经掌握了实权。在这次临时选举中，团结工会的许多候选人都是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因此政府结构也极为罕见，虽称不上是哲学王[13]，但至少堪称知识分子的结合。
我在波兰国会拜见盖雷梅克。那是一座舒适而不炫耀的现代式建筑，也是战争期间华沙市中心仅有的没有被摧毁的两座建筑之一，另一座是国家博物馆。国会内部充满了忙碌、嘈杂而刻意压低的声音。盖雷梅克办公室的门厅挤满了等着见他的群众，其中一位是我早先认识的由作家转任的议员。以前他早上可不会出现在国会走廊，而只会待在华沙文人经常造访的咖啡屋。体格魁梧、容貌潇洒的他是令人注目的人物，有一头白发和浓密的粗眉。此刻他却是一脸怒色，酝酿着阵阵杀气。但是当我问他是否喜欢他生命中的新角色时，他只发出低沉的抱怨，还带着意义明确的手势。
“我告诉你，如果我早知道这工作是怎么回事，我是绝对不会接下来的。”他说，语气有着令人卸下武装的坦诚，“我已经迫不及待要结束任期，回去写作了。我筋疲力尽，实在跟不上……啊，事情真的太多了。”
“你办公室没有幕僚帮忙吗？”我问道。
“办公室？什么办公室？”他语气夸张地讽刺道，“我们没有办公室。我所有信件都自己回。你知道我收到多少信吗？当然，你还必须回复地方上领养老金的那些人，他们担心以后领不到钱。幸好我已经请了位很好的女士，到我家里帮我做这些事。我那可怜的太太，她光是接电话就忙不完了。当然啦，有电话已经算我运气好了，不过她并不想把她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
在激烈陈词之际，他的名字被叫到了，于是他大手一挥，仿佛要抛开一切，然后吻了一下我的手，大步踏入了盖雷梅克的办公室。
轮到我进入办公室时，我还以为会见到一个愁容满面的政治家，但盖雷梅克是那种即使承受巨大压力，也有本事让对方觉得他正将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投注在你身上的人。他身材瘦削，动作精准有力，说话条理分明，此刻最关心的是新宪法，目前正监督草拟宪法一事。
他指出宪法委员会需要检视波兰本身悠久的历史。世人一般都将波兰人污名化，视为政治落后愚钝的民族，但事实上波兰人有相当漫长、有时还相当先进的民主传统。在13世纪初始，波兰各地区就已经有名为“瑟姆”（Sejm）[14]或称为议会的组织，运用投票的方式决定重大议题。从16世纪末开始，波兰的君主就是经过选举选出来的，选举权也逐渐从少数权贵团体扩展到所有名为“施拉赤塔”（Szlachta）[15]的阶级，包括低阶贵族和士绅阶级，亦即包括了波兰社会的一大部分成员。在文艺复兴时期，当时领域宽广的波兰联邦宪法，甚至还包括了值得注意的自由条款，保障宗教自由和个人权利。
“当然，还有我们的五三宪法（Constitution of May 3rd）[16]。”盖雷梅克补充道。那是部令波兰人深感骄傲的文献，起草于1791年，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受到举世称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称之为“伟大的美好”，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8]也宣称该宪法是自由的突破性进展。
盖雷梅克表示，在他们编纂最新宪法的过程中，委员会还要研究美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宪法，此外也要考虑保留共产党所遗留的现行宪法的某些部分，例如工作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接受医疗照顾的权利。
我很佩服他在谈到过去，甚至不久前的过去时，态度始终镇定，没有挑起争议的意思。当然，宪法只是关于最好意图的国家蓝图，这部宪法并不比其他宪法更能保障条文中所允诺的权益；但是能有一位史学家主导宪法的制定，应该也算是一个优势。
在离开盖雷梅克的办公室时，我特别留意了他悬挂在门上的一块有凹痕的匾牌。虽然不大，却蕴含着象征意义。匾牌主体是一只老式的、战前的波兰老鹰纹饰，头上仍戴有皇冠，而且是原来的皇冠戴在原来的老鹰头上[19]——这匾牌一定是藏在某个阁楼的箱子里的。匾牌的底部有个古字“soltys”，意思类似酋长。离开瑟姆时，我只希望这种友善的自嘲心态和参议员的热情坦率能在官方政治的框架中幸存下来。
纽约的朋友们让我带一样礼物给我从未见过的一些人，因此一位友人特地载我到那些人所住的华沙郊区。我们置身的建筑大厅铺着光秃秃的水泥地面，屋顶垂挂着一截截铁丝，空气中还飘散着尿骚味，也没有灯光。这显然是一幢衰败的建筑。“哈林区（Harlem）[20]。”我的朋友言简意赅地评论。尽管周遭气氛沉郁，但我仍不禁对把这个名词荒谬地用在这里感到有点可笑。
我进入一个颠簸运行的电梯，跻身四壁凹凸不平、狭窄的金属空间，幸而抵达的公寓还算整洁，主人还端出了波兰式下午茶，有好几种饼干和蛋糕——在波兰饮食中，糕饼甜点可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被牺牲的。索非娅（Zofia）是位身材丰满的女士，编着一条长发辫，态度有些矫作，显然很想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她丈夫尤雷克（Jurek）则身形憔悴，面容疲惫。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向当下每个人最挂心的事：现在情况如何？局势转变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改变？
噢，当然不可能变好的，绝不可能。这些人的财富急速缩水，相对的，另一批人的财富则急速增加。尤雷克刚刚失业，据他形容，他的工作是保护老旧建筑不受破坏。这也许意味着他是民兵中最低阶层的成员，不过他没有详细解释。
“现在倒好，他们文章写得好像很聪明，什么失业的人很快会变得忧郁，”尤雷克说，“早上越来越晚起床什么的。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做研究，他们可以直接来问我，我就能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会失业？”我问他，虽然我并不指望获得完整的答案，“哦，你以为他们对这种事会公平处理吗？我告诉你，这些新人跟旧人一样坏。全都是关系，他们根本不在乎谁比较有能力。这是一批新的贵族。很好，没关系，我去一些以前参加过团结工会罢工的大楼找工作，我想做我的工作。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吗？但不是的，他们看着我，好像我是什么怪物似的。”
“他们也找我麻烦，”索非娅插口道，“我做得很好，至少比有些人好，但是他们想知道的只是：你是不是团结工会的？只要他们不找我麻烦，我也不想惹他们啊。”
“你是党员吗？”我问尤雷克。“嗯，是的。”他回答，“我是党员。我成长在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但我不是什么狂热分子。我参加了一些聚会，就这样而已。他们并没有要我们做什么，过去这些年，这个党根本没有什么了。相对而言，我更信仰天主教，虽然我不上教堂。所以你瞧，我信仰天主教，却不上教堂；我是共产党员，却不相信共产党。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你看，我们只想在这里好好过我们的日子。”他愤愤不平地继续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世界。我们听音乐，我们去看电影。索非娅去过美国一趟，去帮人做事。他们为什么要找我们麻烦？”
“我选举的时候还投票给团结工会，”他继续道，“因为我想有个反对力量是好事，我们不应该只有一个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变得更好，我也要去街头抗议，去打倒他们。”我再度感到惊讶，这次是被他语气的恶意所吓到。
“你准备打倒谁？”我问。
“任何打倒我的人。”他愤怒地回答，我可以感受他苦涩的深切。这是新的底层边缘小人物，原本就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现在又从原来攀附的社会平台往下滑落，正是憎恨、不满与极端主义政治要吸纳的理想人选。
就我而言，我在波兰的娱乐之一，是目睹波兰语言孕育出的新词汇与别有风味的俚语。这是这几天对话中常出现的表达：
比如“迈向欧洲之路”就是个多功能惯用语，比较像口号，而不像俚语，而且就像一般口号一样，带有多种意图。去欧洲无疑是众所想望之事，但是其中真正的含义，就要看你是什么人，还有你想要什么了。对期待及早采纳资本主义的休克疗法改革者而言，它代表全面的自由市场；对希望结合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精髓的“新中间路线”者而言，它代表社会民主；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它代表同种同宗；对革新主义者而言，它代表多元化。我还听到一位主教在电视演说中也提到“迈向欧洲之路”，主张将宗教引入学校。根据他的理论，教会和国家的结合具有普欧洲的价值。
还有“合资企业”一词。啊，形形色色的合资企业！如果“迈向欧洲之路”是意识形态上的必需品，那么“合资企业”便是欲望上的爱慕对象。也许通往欧洲的路上就铺满了这些美丽、耀眼、难以描绘的商业计划书吧。当然，还必须有信誉良好的西方伙伴，不过这里所谓的“西方”其实还包括了日本和中国香港。
“多金男”大概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在合资企业上获得成功的人。基于波兰词汇的变幻无常，这个名词应该泛指“有钱人”，因为女性也开始创造财富。在这里人们提及“有钱人”时，多出于尊敬庄重，绝无侮辱或嘲讽之意，就像波兰人说“戏剧人”或“制服男”（man of the cloth）[21]一样。
和“有钱人”相对应的，是“美丽的灵魂”，就是那些心灵高贵的穷人，那些依然信仰社会乌托邦、知识分子的生活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那些即使昨天还自命为“美丽的灵魂”的人，如今在提及这个短语，或者应该说这个词时，也不再像以往那么心向往之了。在共产主义之后，这里需要的是心智强悍的实用主义者，而不是软弱的超验主义者。
除了上述人物形象外，还有“挥汗追逐权力的人”一词。这个词由一个年轻的政客首创，用以嘲讽那些从政目的与“一般国家”的政客没什么区别的政治人物。我自己认为，这里所谓的流汗的人跟那些手提公文包的美国人构成了很好的对比，那些提公文包的人当然是绝不会挥汗如雨的。
“我们的波兰地狱”这个词一直存在，但也不断融入新义。波兰人所谓的地狱是一个大熔炉，融合了争执与分裂、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与外部生活——这些都多少带有本国的寓意。这是大家早已亲切熟知的，但是当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他/她的想法，且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想法时，人们认为它现在还有些其他的意涵。
另一方面，也有毫无戏剧张力的词“生命中的单调”。是我的想象吗？我总觉得这个美丽的词汇出现得更为频繁。当人们解释某项必须做的日常工作时，他们会说：“这就是生命中的单调吧。”或者当面对眼前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时——毕竟，大多数日子都是这样的——他们会说：“好吧，该回到生命中的单调了。”
开往克拉科夫（Cracow）的快车颇为拥挤，但是非常安静。“你一定要搭搭看，太方便了，跟西方的不相上下。”雷娜塔在我离开前怂恿我。这个嘛，其实不太像，这里烟雾弥漫，好像回到了从前，不过列车座位还算舒适，餐车供应的一些法式开胃小点心也颇为可口。人们聚集在通道上，压低声音聊天。
克拉科夫是我长大的地方，因此难免近乡情怯。这里是我对波兰和有关波兰的一切看法的根源与原型所在，因此我并不希望情势的变化打破克拉科夫数世纪来的历久不变。我希望那里只有适度的改变，或甚至毫无改变。虽然我连在脑海中都不愿承认，但是一股遗憾的感觉却逐渐滋生——遗憾即将消逝的波兰，那熟悉而淡去的现实，那时间缓慢流逝所带来的安全感。也许我只是不愿意失去个人的回忆，但我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人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正如失去某些未必喜爱却熟悉的东西，令人有股无法言喻、难以捉摸的惆怅。
距离上次置身此地已有十四年了，可一漫步在克拉科夫，我很快就寻回了小时候这座城市所散发出的奇特隐晦的魅力。克拉科夫那堆叠在一起的年代、鹅卵石铺设的街道和意外的景观，既有令人舒缓的力量，也是一种释放。联排式石砖住宅可以追溯到14、16和18世纪。历史悠久的教堂，挣脱石材束缚的雕刻。这一切皆令人心情舒畅。这种奔放、这种超越功能与需要的存在！“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我一直想着《李尔王》（King Lear）里的这句名言。物质的吝啬会造成心灵的吝啬，让我们缩小自己去适应环境。
回荡着足音的方场和庭院，老先生们沉思着漫步其间；飘着药草香味的老式药房，还有整齐的彩色玻璃和暗色木材；诡谲多变的白云，璀璨的阳光，以上种种似乎再度掳获中欧的心。在这里，即使下雨也令人神清气爽，雨声洋溢着昔日中产阶级的旋律，而没有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冷漠严峻。
当我四处晃荡时，一阵大雨突然倾盆而下，我只好跑向最近的一处栖身所。我好像直接回到了过去。我驻足的门厅是小时经常光顾的一家电影院，但后来就再也没见了。记得当年十岁的我，曾在这里被一个男的花言巧语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那段记忆突然浮现在脑海，清晰一如昨日。我以前的确在这里住过，在许久前的那个世界。
在古老氛围的衬托下，这里的新事物也看上去更好。街上兜售商品的比较少，更多是19世纪风格的可爱商店，装饰着拱形橱窗和铬合金门把。商店里摆满了德国和奥地利化妆品，显示出这里和原加利西亚（Galicia）[22]的关联，这是我在华沙所未曾目睹的。在两条街道间的拱门处有手风琴手和小提琴手合奏着俚俗的曲调。市中心一处人比较多的地方，成排的俄国女人正兜售金戒指——几十个戒指，有的套在手指上，有的串在木条上。这些女人到这里贩卖商品，意在换取行情较高，兑换也比较容易的波兰币。从她们所持的金饰来看，即使经济困顿的俄国也有不少隐秘的资源。
这些都没有干扰到这个城市宁静的延续。古老的克拉科夫足以吸收这些新的景象而不至于被根本改变。当然，影响深远的改变也在酝酿中。我下午见了齐格蒙特·马提尼亚（Zygmunt Matynia），我们俩上次是在纽约碰面的。齐格蒙特五官柔和，声音轻柔，对他而言，秉性正直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不可或缺的特质，因此虚荣或谎言只会对他的感情造成显著的创伤。在一个将谎言制度化的体制下，我想他所承受的痛苦远比别人更多。他曾考虑过移民，但最后仍决定留下，不过已经辞去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法学理论教授一职，只因无法接受该职位所要求的妥协。
如今，当局要求他参与克拉科夫“自治政府”的筹建工作，他也以无比的热诚和丰富的学识拥抱这个愿景。自治政府是波兰的新创机构，齐格蒙特畅谈这个组织可能的设置和可能遇到的问题，既美好又带有坦诚的理性。他已经思考了法国和美国模式各自的优点；思考了中央政府控制太多以及地方政府太过独立的危险；还思考了克拉科夫的哪些历史建筑应属于私人产业，哪些应属于国家资产。此时此刻，克拉科夫地方政府正处于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阶段，人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思考探讨它的前景，内心也因为有所期待而为之颤动。
我们的部分谈话是在克拉科夫的一家著名咖啡店米哈利克（Michalik）进行的。在20世纪初期，这家气氛温馨、山洞一样的咖啡店是克拉科夫浪荡不羁的文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之所。灯光柔和的墙上装饰着以艳红色为基调的壁画，还有心怀感激的艺术家赠给咖啡馆的讽刺漫画，用来代替现金付款。咖啡店后方有一个小型的嵌入式舞台，旁边展示了昔日用于卡巴莱（cabaret）歌舞表演的成人木偶——后者的样子是对不同阶级和类型的人写实而机智的讽刺。在没有政治力量干扰时，卡巴莱歌舞表演和讽刺作品在波兰一向盛行。
齐格蒙特和我选了一间包厢，里面有大理石桌面的小餐桌，以及造型奇怪、风格独特的座椅。那些座椅的椅背不同寻常地高而弯曲，为入座者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夸张轮廓。在周末，克拉科夫人都特别重视下午茶，我们也在那里享受了片刻悠闲。之后，我们漫步到克拉科夫古老而庄严的主广场。这片铺设着鹅卵石的宽阔空地上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型卖场，名叫纺织会馆（Sukiennice）；有13世纪哥特式圣母教堂（Church of St. Mary）；还有一座钟楼，每天都播放一段断断续续的小号曲，纪念鞑靼大军的进犯。这里是我童年生活的重心之一。鸽子在这里聚集，纺织会馆的拱廊阴郁空荡。如今，拱廊上商店小摊云集，兜售木制民俗艺品、俄罗斯套娃和不入流的旅游纪念品。
这个下午，为了庆祝一个宗教节日，广场变成了一个偌大的户外教堂，游行队伍缓步穿过广场。信徒手上捧着圣徒雕像，正循着古老的传统路线，从附近一所教堂穿越广场而来。孩子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传统服饰紧跟雕像，他们后面则是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年事已高的起义军，穿着挂满勋章的制服，个个弯腰驼背且满面沧桑。战后，他们就被迫从一个地下据点转移到另一个地下据点，这也许是长久以来他们第一次在群众面前露脸。看到这群老战士，我有种奇特，甚至称得上怪异的感觉，因为在我孩童期间，他们只存在于耳语中。如今他们身着制服，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宛如过去和崭新的时代间藕断丝连的传承。波兰保有太多的过去，深锁在门后，靠着对记忆的执着留恋而残存着。毕竟要完全抹杀历史的任何一部分都是非常困难的。
晚间出现的又是另一幅令人瞩目的场景。克拉科夫正大力筹备一场欢迎斯瓦沃米尔·米洛杰克（S?awomir Mro?ek）的庆典。米洛杰克是剧作家、卡通画家和讽刺作家，二十年前因政治压力而离开波兰，现在才首度归国。归来者——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庆典包括表演、接待会和记者会。广场中央古老陈旧的市政厅塔楼还扎着一条整洁的大型领带，那是米洛杰克的标志。可惜不到几天，领带便因污染而被熏黑了。人们在街头等候好几个钟头，就为了亲眼目睹那位个性害羞的作家本人。米洛杰克是当地人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典范，而且他的名气在家乡更大。
我来到史塔利剧院（Stary）——也称作老剧院——观赏《屠宰场》（The Slaughterhouse），这部戏是对波兰人崇拜艺术、文化和高尚价值的性格的犀利讽刺。在礼数周全与风度翩翩的外表下，明显隐含着战争的残忍本质——肉块、鲜血、杀戮。这部戏有着优良的制作和精准深刻的表演。波兰人性情中的这一面是我觉得最让人振奋的，这种尖刻、沉郁的怀疑主义，这种穿透虚荣和神秘的力量。
在返回华沙的路上，和我同车厢的一位老先生不停地问他太太，他太太也一直用尖刻嘲讽的口气回应。“我们在哪里？”他问道，“这火车有多快？我们什么时候会到？”而每次他太太都毫不留情地责骂他。
快到终点时，老先生打了个盹，然后突然惊醒。
“起义开始了吗？”他焦急地问，“我们赶得上起义吗？”他指的是华沙起义。[23]这一次，他太太没有回答。
历史，它是怎么发生的？部分是急于回归过去，逆潮流而行。摆脱共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倒退的革命。有时候看来，波兰似乎正试图往后倒退一大步，抹杀过去的四十年。数以百万计的皇冠被涂到先前光秃秃的波兰老鹰头上；共产主义时期的街道名称被抹去，换回原来的名称；皇家贵族的官邸也再度被冠以原本屋主的名号。目前对毕苏斯基元帅（Józef Klemens Pi?sudski）[24]的狂热正在升温，他曾在两次世界大战间任波兰国家领袖，在20世纪波兰短暂的独立时期掌权。另外人们对波兰联邦（Polish Commonwealth）[25]的感觉也在增强，在14世纪到18世纪，波兰联邦覆盖广大领域，涵盖多个国家，目前很多人都将那段时期视为波兰的黄金年代。
“他们想回到的波兰，根本是迷思。”我的朋友雷娜塔以轻蔑不耐烦的口气评论道，“他们以为是在回到传统，或者回到历史，其实只不过是迷信神话而已。他们给老鹰戴上皇冠，自己戴着好笑的帽子，以为这些很有意义，其实只是幻想出来的怪物，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但我想他们只是在寻找某种认同，某种象征……”
“你以为在老鹰头上漆上皇冠会给他们认同感吗？”
“呃，不然是什么呢？大家正在竞相探索作为波兰人的真正意义。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四处寻找这种标志。”
“哈，他们在波兰联邦是翻不到什么东西的，”雷娜塔打断我说，“其实波兰联邦并不像他们想象得那么伟大。他们想回去的那个波兰，打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就我而言，作为波兰人此刻意味着回到工作岗位，而不去烦恼老鹰头上的皇冠或对死去英雄的崇拜。专注于当下，这才是意义所在。过去的一切自然会解决。”雷娜塔傲然作结。
不过雷娜塔的见解是少数人的观点。波兰人有一个传统的传统，一种保留历史记忆的天赋——或许因为在太长一段岁月里，他们仅能活在历史记忆中。波兰人是通过对波兰的记忆而保留下他们的认同的。尤其是在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瓜分，真正的波兰已经被从地图上抹去时，他们的认同完全是靠着对波兰的理想才被保留下来的。这是波兰人自我意识强烈的原因之一——源自顽强地保存昔日记忆。在共产主义时期，当官方版本的历史企图扭转人民对波兰的认知时，他们是靠着非官方的历史撑过来的。我还记得在我成长期间，老师如何在令人厌烦的政治必修课中，偷偷掺杂片断的真正历史，而那些冒险获得的片断资讯，日后又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后来我还记起了从夜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讨论会，亦即波兰人所谓的“同胞夜谈”。在那些讨论会中，有关波兰的问题从来没有缺席过。
但是每一个朝代的开始都需要塑造它自己的历史。历经种种变革，所有波兰的过去都被放在一个崭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如同车辆转过弯道，先前经过的景色以完全不同的角度与样态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报纸报道和日常的辩论中，关于波兰的不同观点都被激发出来：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波兰历史有各自的解读，也有新的论点强调波兰的商业史，还有种说法，认为波兰是正常国家，一向属于欧洲民主传统的主流。
不过除了对古老过去的再造、移借和修订外，刚刚发生的过去也有它的问题，这是由对“前”和“后”的最新划分产生的。这正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核心，亦即将过去四十年直接归入历史范围。这是一段大部分人不想要的历史，因此究竟该对这段历史采取何种立场，也已经掀起了一场论战。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第一位总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26]要波兰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画一条“粗线”。后来“粗线”这个词大为盛行，许多文章、对话和图像都重复使用这个表达。这个词本出于好意，目的在于杜绝苦涩的心态，忘记过去，继续前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主张对过去展开报复行动的人，所幸那些声音目前都被压制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显现着将那段不幸时光抹去的明证：比如推倒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Feliks Dzier?yński）[27]雕像，还有极力恢复早期的符号、仪式和想象中的荣光的尝试。事实上，这种回归更早历史的做法，也是一种压制新近历史的表现。
在此同时，关于这段黑暗时期的被埋葬的知识也持续地被挖掘出来。几乎每一天，报纸都会刊登一些基于档案发现的报道：比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占领东波兰，战后苏联和波兰的关系，以及波兰共产党的历史等。
不过当然，记忆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把过去从人为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固然产生了光荣，但也制造了恶魔：比如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各种令人不待见的社会潮流。至于共产主义本身的遗存——不论是有形的基础建设还是内化的传统，例如日常习惯和思考模式——也不像雕像那么容易被推倒。各方对这些问题多有建设性的讨论，也有很多温和明智的诉求，而在目前，狂热的人似乎还处于边缘地位，处于中心的是几乎令人讶异的平静。
我和一位认识的老太太一起住了几天。由于经济改革的关系，她的收入紧缩，养老金只有原来的一半，不过按照波兰的生活方式，还勉强过得去。海外的亲戚会寄点钱给她，这也是波兰经济的秘密来源之一。她有个帮手每星期匆匆造访一次，送来一些以极低价格购买的奶酪和肉制品——显然，她也有自己的路子，或许有在农场的亲戚之类的吧。不过我的女主人兰妮卡太太（Ranicka）还是非常俭省地享用她的低因咖啡和火腿的。
公寓有位男房客，来去都非常安静，每次出现在我们周围时也非常有礼貌。他是位电影技术人员，而且就像所有人一样很担心失业，没有了津贴的电影业是受创比较严重的行业。他所就职的电影“合资”公司目前还勉强支撑着，可是薪水实在很难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因为只有我的房间有电视，所以某个晚上，他们两人都来到我的房间看电视节目《质询》（Interpellations）。这是一个辩论节目，会邀请一位重要的公众人物，接受反对党和友党人士，以及一般群众的质询。节目现场很快成为大家辩论的场所，套用雷娜塔的话，成为“我们新的大型咖啡店”。每个周四晚上，《质询》几乎将全国的人都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节目中讨论的节奏快速、犀利，而且每个来宾都能言善道，相比之下，美国政治辩论性节目的节奏就显得缓慢许多。到目前为止，辩论都不是毫无成果、陷于两极化的争辩。节目的重点似乎是在思考怎么做对国家最好，而不是煽动群众，或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托神的福，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知道政治正确是什么。
这一次，节目请来了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28]，即当前波兰剧烈而艰苦的经济改革的工程师。讨论主题为：是该进一步加速所谓的“休克疗法”还是减缓速度。这是目前波兰最火热与最重要的议题，因为一旦失败将影响重大。这项改革的目的在于快速朝自由企业发展，展现经济活力，创造财富；可是一旦失败，将导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将百废待举的国家推入更加绝望的深渊。我的女主人和她的房客已经深受改革之苦，但他们两人仍以哲学上接纳的态度面对这一情势。
“难道继续加速推进不会让你们感到紧张？”我问道，心想那一定会搞得我很紧张。
“哦，亲爱的，我还记得1920年代的改革，”兰妮卡太太回答，“那才更糟糕呢。”接下来，我惊异地听到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有时对自己昨天所做的事还糊里糊涂——居然能够如数家珍地记起她曾经历过的各次经济改革的细节，还包括通货膨胀的速度和薪水的变化。1920年代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于是每逢发薪日，她一领到父亲的薪水，就立刻去采购，只因吃个午餐的工夫，币值就会下滑很多。当时还在打仗，所以问题更加复杂。“总之，”她收起回忆，“我想他们总不至于让我们饿死。”
“当然，我并不喜欢这样，但是不这样做也没有办法。”年轻的房客坚定地说，“总之，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资本已经开始流动了。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你晓得的。”
这是我在这里和人交谈时最常感受到的情绪：一种清心寡欲式的冷静节制。当然，其中也不乏悲观的评论、自我批评，或专喜欢泼冷水的人，但是我交谈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是惊慌、愤怒或苦闷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撑过去，这是我一再听到的说法，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里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没有大规模的暴力。更让人意外的是，尽管政府宛如在没有使用麻醉药的情况下替国家进行一项痛苦的手术，却至今仍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
这种平静虽然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里不曾发生过任何事，但对我而言，这才是此地发生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毕竟一个国家必须具备相当的政治成熟度，才能在恶劣的情况下展现出耐心和节制，才不会为了不可避免的病症责怪自己选出的代表。但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时刻，这种奇特的安宁或许是动乱不已的波兰历史所孕育出来的。我的女主人一生经历了战争和其他种种大风大浪，因此钞票上多几个零还不至于让她动摇；年轻的房客不但经历了日常生活的艰困，也经历了波兰战后时期有如格外活跃的火山一样一再爆发的动乱：1956年、1970年、1977年、1980年、1981年，当然，还有1989年。
事后回看，我们或可推断那些暴动也许正为目前的境况奠下了绝佳的根基。没有一个国家像波兰一样，反对“体制”的浪潮遍及全境且历久不衰。一种反对文化从草根运动中，从地下刊物、非正式教育和形形色色的地方策略中，从直接的政治教育中滋生出来。这是有功用且可以运用的过去。在波兰群众不一般的耐心等待中，这样的过去得到了回报。
这无疑只是一个暂停和缓冲，不可能持续太久。但是我想说的是：“请注意这个。请注意这里所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一切。请注意，有这么一次，即使持续的时间很短，这里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也许我的要求太高了。不过我在想，如果我是女王，可以放下严肃的分析而有一点沉湎于愿望的满足的话，我会让波兰往前推动到某一点，然后停下来。我会让它多一点霓虹灯，但不要像纽约时报广场一样多到俗丽的地步；我会在街道上多放点车辆，但不是多到产生交通阻塞；我会鼓励私人企业，但不至于产生令人瞠目的社会不公；我会在更民主，无疑也更分裂的未来，维持若干此刻的清心寡欲，以及对一般局势的判断能力。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共进晚餐。雅努什·格沃瓦茨基（Janusz G?owacki）是这里的剧作家，过去几年住在纽约。但回到自己故乡的雅努什却显得比平时还不安，站在街上环顾四周，想要找找在晚上9点这种非常规的时间，我们还能去哪里吃晚餐。我们先去了一间外国人经常光顾的饭店：维多利亚（Victoria）。我们明明看到有几张桌子还空着，餐厅侍者却冷漠地说没有座位，我们只好愤愤地前往另一家。小餐厅都客满，我们干脆去了间大的，欧罗普斯基酒店（Europejski）。它不只大，简直堪称巨大。天花板太高，餐桌太大，全餐厅都沐浴在昏黄的灯光下。餐厅前方还设有一个舞台。雅努什和我坐下来，准备好了长久的等待，因为那些侍者好像并没有提供服务的意愿。“他们收外币小费，收入是一般人的十倍，所以干吗理我们？”雅努什告诉我。不过还有一项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只见餐厅前方的灯光突然大亮，电视摄影机也被推了出来，一个民间舞团循序登上舞台。他们艳丽的服装、浓重的妆容、虚伪的笑容和欢快的音乐在在令人不快。雅努什和我互望一眼，随即不约而同地起身往门口走去。
回到街道上的我们再度驻足而立，不知道该转向何方。“我们可以去某某人的家，那里总找得到吃的。”雅努什建议道。波兰的社交生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造访别人的家。但是因为我不太愿意，所以两人只好开始在黑暗空荡的街道上漫步。街上没有车子，没有霓虹灯。我们唯一碰到的人醉得东倒西歪。又有两家餐厅已经打烊。最后雅努什终于想到有家餐厅也许还在营业。餐厅确实还开着，当然，菜单上的大部分都已经卖完了，幸而还有烤羊肉串可以点。“请注意这已经很好了。”雅努什似乎真的很满足于这项小小的胜利。我心情不好，所以喝了两杯伏特加。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波兰人会酗酒了。“你瞧，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雅努什说，“这些就是我们的成就和胜利。只要能好好吃上一顿，或者把破的鞋子补好，就感觉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非常高兴地回家了。不然，你以为自己还能做什么？”
某个晚上，我花了些时间和海伦娜·武奇沃（Helena ?uczywo）交谈。她和亚当·米奇尼克是《选举日报》的共同主编。一名报社“司机”载我们到海伦娜的家，虽然那辆车的凌乱状况实在不符合这个冠冕堂皇的头衔，他和海伦娜的交谈也缺乏老板和职员间的正式态度。不过，尽管享有这种片刻的特权，海伦娜几乎和这里每个人一样过得很朴素，只是她所住的区域算是华沙几个比较好的区域之一，甚至有个小小的庭院。她曾告诉我，人们现在开始指责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知道波兰生活的实际情形。“不过坦白说，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我看来，她的说法应该是对的。逐渐式微的共产主义式平等主义，确实对平等化有真正的贡献。而东欧的知识分子不像西方知识分子，并没有被一般民众排除在外的感受。
刚在她家的小客厅坐定，她女儿立即为我们端来白兰地。海伦娜长舒了一口气，《选举日报》在过去几个月成为波兰最成功的报纸之一。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她负责，因此她每天都得高速运转，忙个不停。
海伦娜是最近从地下组织浮出台面的新知识精英之一，在塑造新近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她和其他一些我认识的人，他们这个大群体或许才是一直吸引我返回波兰和东欧的真正力量所在。每个移民都有另一本想象的自传，在我对自己历史的修改中，我会留在波兰久一点，久到足以参与和我同一代的政治反对势力。波兰战后的知识分子以更丰富的内涵、更强的精神力量应对历史的巨大挑战。他们所体验的种种，是同时代西方知识分子所向往，却无法实现的浪漫传奇。他们塑造了一场革命，或至少成为革命的先锋。他们所发起的社会运动，就我而言，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最鼓舞人心的运动。其后的推动力量，是无数的智慧和创新，还有一群毫不妥协，也绝不狂热的政治精英。
总而言之，他们表达异议的方式，构成了我最喜爱的波兰传统。过去几年间，我跟他们碰面，聆听他们充满活力和机智的谈话，讲述他们共同享有的历史：共同行动、秘密学习团体、策略研究会议，还有不定期的被捕入狱。不过在这些讽刺与活力的背后，可以窥探到只有若干古老名词才能描绘的情操，诸如正直、勇气和道德承诺。
当然，海伦娜自己也冒过极大的风险，做过关键性的决定。她是位个子小巧、五官柔和的女士，脸上经常挂着温暖的笑容，讲话却如同机关枪，态度坚决而毫不浮夸。海伦娜的父亲是共产党核心分子的一员，或至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曾处于核心集团的外围。海伦娜说，在成长过程中，她并不太了解父亲工作的特质，父女间对于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也没有过多讨论，部分是由于她父亲是个有原则的国际主义者，对他而言，这些事情并不重要。在她父亲眼中，族群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倒退的行为。不管怎样，海伦娜认为这些事没有涉及也好。“我不相信美国每件事都要追根究底去分析的那一套，”她轻快地评论道，“毕竟，那不是重点。”但她自认是个坚强的人，并将自己的乐观以及基本的安全感和力量归功于父母对她的爱。
然而海伦娜对一些事毕竟心知肚明。她知道自己是犹太人，对于自己在夏令营企图掩盖这个事实的做法也深感嫌恶。这个插曲是她自我认知的重要转折点之一，让她下定决心，永远也不要再坠入这种错误的迷思中。
她也很早就感觉到波兰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已经腐蚀。比如她震惊地发觉家里有些情况和她所受到的教育并不一致，因为，不管在家里讨论什么，她受到的教育毕竟还是充满意识形态的。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她注意到的某些情况总是显得格外刺眼，格外让人难以承受。比如理论上讲，平等应该是普及的，但是她家却住在相较于波兰的标准属于豪华奢侈的、特别保留给要职人员的住宅区。除此之外，他们还享有种种其他特权。另外，一些历史的发现也令她倍觉沮丧。比如她上高中时，曾听到一个崭露头角的异议分子谈到斯大林针对多个民族的政策[29]，对她而言，这根本是一个令人惊恐的真相。还有一次，当她首度踏出国门时，接触到一份由移民所发行的出版物《文化》（Kultura）[30]，其中公然抗议的文字也震撼了她，当时这种评论仍有亵渎圣物般的威力。此外，意识形态偶尔也会在她家里抬头。海伦娜记得她已经很大时，父亲还当街打过她一次，因为他发现女儿在投票亭里把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都打了叉，以抗议选举的虚伪。“其实他是最疼我的，”海伦娜告诉我，神情间没有一丝对父亲的怨恨，“他只是一时气疯了。”
海伦娜直到1967年她二十二岁的时候，才真正下定决心投身政治。那年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大事，塑造了她那一代所有人的良知与意识。一是苏联入侵了捷克，二是波兰政府开始展开反犹太人和反知识分子的运动。波兰人习惯于将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月份作为该事件的名称，所以那次运动便被称为“三月事件”。
“我认为三月事件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表演，”海伦娜尖锐地评论道，“不过也逼得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不投入其中。”也许迫使他们无法置身事外的原因是反犹运动的惨无人道吧。许多犹太人在那时离开了波兰，其中大部分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海伦娜则属于那些未曾考虑过离开的人。这种选择总是部分出于理性考虑，部分源于偶然因素。海伦娜从未亲身经历过反犹主义，加上她后来完婚的丈夫不是犹太人，且定居波兰。就像许多那个年代的波兰犹太人一样，她深受波兰文化的熏陶；而且——或许海伦娜会讨厌我选用的字眼——如果不是受到团结一致和对国家的热爱的激发，没有某种爱国精神的话，她后来的许多行动都是无法真正得到理解的。
不过她的投身政治应该也受到出身背景的影响：海伦娜毕竟成长在社会参与的环境中，对她而言，某些理想虽然不时受到背叛，但仍然是她所认同的。事实上，她首次从事的政治活动，虽然内容不同，形式上却重复了她父亲约四十年前所从事的活动。当年她父亲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因印制和散发非法传单，很快被扔进监狱；同样的，海伦娜也和一个朋友印制传单，呼吁工人和学生的团结，并在乌尔斯（Ursus）的工厂住宅区散发。
海伦娜的小小煽动逃过了法律制裁。在第一次的尝试后，她抛下政治去结婚生子，在银行工作，然后在沉闷的工作之余学习英语。直到波兰再次天摇地动，再度面临道德的转折点。1976年，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31]这位日后成为极有魅力的反对势力领袖，还出任国会议员的朋友要求海伦娜协助“劳工保护委员会”（Komitet Obrony Robotników, KOR）。那是个新成立的组织，目的是回应对工人的迫害，日后成为团结工会的萌芽之一。
库隆希望她担任一家瑞典电视台采访团的英文翻译，前往乌尔斯那家她曾散发非法传单的工厂拍摄纪录片。
海伦娜起先拒绝了这项会带来相当程度危险的行动，尤其她很担心“新闻里那些反犹太的屁话”，她不想承受那么丑陋的罪名。后来，她和另一个日后也成为团结工会重要领袖的朋友“仔细商议了”该怎么做。“我考虑了整整三天，”她说，“到第三天，我开始觉得反感透顶，对我自己、对我朋友都是。如果我同意为劳工保护委员会工作，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我失业，然后展开抵制我的行动，不过我已经做了无法拒绝的决定。做人就应该这样。乌尔斯的那些人的确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我知道我不能视若无睹，那不是做人应该有的态度。而一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绝不会回头。”
从那时起，海伦娜和她丈夫维特克（Witek）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劳工保护委员会。后来雅采克·库隆在他精彩的自传中还曾述及劳工保护委员会时期的积极参与、无畏无惧，以及支持反对阵营的高明策略。劳工保护委员会最大的突破是有效地让案件曝光，以纯粹法律的立场就所有对劳工的迫害提出抗议，因此迫使当局遵守他们自己制订的规章，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他们。就是在这期间，数以千计的人都知道库隆的电话号码，一旦在公众场合有逮捕行为，马上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而他则可以通知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或其他有用的组织。这段时期有周末四十八小时拘留的规定，后来还形成了惯例，即库隆和其他人会告诉他们的朋友，待星期日晚上他们获释出狱后，记得打电话过来回复。
只要有需要他们的地方，海伦娜和她的丈夫便提供支持，包括整理劳工保护委员会最新资讯或联系西方媒体等。“事实证明，不论做什么我们其实都做得很好。”海伦娜的语气客观，心态持平。她习惯把自己和其他人一样看待，在称赞或批评自己时，没有矫饰的谦逊或浮夸。
波兰的特点在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神话似的联盟，这是波兰“革命”独一无二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劳工保护委员会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至善竟在此刻真正实现——当然，是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立场上的。团结工会刚起步时，海伦娜担任《新闻快报》（Information Bulletin）的编辑，维特克则负责生产。海伦娜说，当时她的工作负担“沉重得难以想象”，比她在《选举日报》担任编辑时辛苦得多。“消息大约有两百页，每个星期出版两次，还得毫无差错。”
在1981年的镇压行动中，海伦娜和维特克侥幸逃过逮捕。12月12日晚上宣布戒严令时，他们刚好看完电影，顺便绕道办公室。“这是一年来我们第一次看电影。”他们抵达时，办公室的电话线已被切断，电报传送机也是。往窗口望去，只见一群群民兵正从前后包抄而来，办公室里的一些同事已经准备好要抵抗，但海伦娜认为那只是“没有意义的”英雄主义作祟，逃跑是唯一的出路。海伦娜和维特克即刻逃走，前往附近一栋建筑寻求庇护。门房立即让他们入内，与此同时，军队也闯入了办公室所在的建筑。
随后两年，他们一直生活在逃亡中。那是地下组织活跃的时期，只有透过海伦娜的描述，我才开始了解那种阴暗而辉煌过往的实质含义。海伦娜和维特克不能回家，否则马上就会被民兵带走。他们只能躲在其他人的公寓，而且每两个星期就要换一间，如此才不容易被追捕。当年才七岁的女儿露西（Lucja）被托给海伦娜的母亲照顾，他们每星期探视一次，通常选在一个公园散步。他们的婚姻因为维特克和跟他一起藏匿的女子有了感情，也于这期间破裂。尽管做不成夫妻，他们的政治活动却没有受到影响。两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和几个朋友共同创办了《马佐夫舍报》（Mazowsze）这份主要的地下报刊。海伦娜和两个女性朋友藏匿在一处。三人同睡在一张沙发上，腿就只好伸到椅子上。“我睡中间，因为不管任何情况，我都睡得着。”海伦娜说，“我的适应力在那段时间还真的通过了考验。其他人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我却可以。”她可以通宵工作，当其他人在桌上打字时，她也可以在桌子底下呼呼大睡。
对海伦娜而言，东躲西藏的生活最累人的地方，是必须一直扮演客人的角色。他们藏身的公寓很小，公寓主人都是一般民众，很希望和他们聊聊天，了解最新的发展。“他们对我们很好，”她补充道，“我真的觉得欠他们很多。”当我询问他们的短暂居留是否需要负担房租时，海伦娜对于我竟然会有这种想法深感惊讶：“不可能，当然不用。我们根本不会想这种事。”她机关枪似地抗议道，“那是美国人才会问的问题。这里没有人会考虑这种问题。”
显然，也没有人想过能不能信赖收留他们的主人，或者彼此，又或者他们自己。“这是在这里做地下工作的特点之一，”海伦娜说，“在这个国家，我们知道谁可以信赖。我们认为不会有人告密。”
的确，这应该是波兰异议分子的典型处境，和东欧其他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由于反对势力广泛，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团结在一起，再加上至少在这方面，人们相互是可以信赖的，许多民众都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勇敢的精神也深植于波兰的传统，形成了一股信念的力量。海伦娜虽然没有被逮捕过，但是她和她的大部分同志一样，也有过公寓被搜查以及被秘密警察审问的经历。海伦娜说，到头来，每个人都发展出一套独具风格的应对技巧。“雅采克·库隆会和警察一直讨论某件事情，让警察觉得无聊之至，不过他本来就觉得我们应该跟每个人沟通。亚当·米奇尼克则会冷嘲热讽，或企图说服警察他们错了。我则什么都不说，因为我根本不想说。我知道他们所有的把戏，又臭又长且毫无戏剧性，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警察知道我们不是重要人物，跟我们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
尽管海伦娜对自己非法行径所冒的危险显得若无其事，但确实有那么几次，她也觉得自己就像置身电影《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32]中一样。比如有几个晚上她去报社上班时，会换乘好几辆车，或绕道而行，或在高架桥下面奔跑，以便摆脱她认为形迹可疑的跟踪者。后来这段秘密岁月终于接近尾声。政治气候开始转变，海伦娜和其他人判断应该可以现身了，不过还是必须聪明机变，以免招来对自己的指控。19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总算恢复实力，又开始和政府展开谈判，只是绝对没料到他们会大获全胜。
“我们完全缺乏想象力。”海伦娜说。因为团结工会当时所要求的不过是作为工会的官方地位，但当局已经看到了墙上的抗议涂鸦，准备交出部分权力了。
尽管事情的发展在意料之外，但他们却很快心领神会。早在1989年讨论过渡政府组成的圆桌会议期间，《选举日报》便开始发行了。亚当·米奇尼克要求海伦娜加入报社。从那时开始，她便担任发行人和副总编一职。对于这个新角色，或者踏入资本社会丛林，海伦娜显得毫无所惧。我看到过她在《选举日报》凌乱的办公室主导全局时的自信，还帮她的职员从一家美国银行取得房屋贷款。在一部关于《选举日报》的纪录片中，她也用她柔和而坚定的声音表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一件事，那么艰困的环境并不是障碍，因为你绝对可以利用你所能掌握的方法和资源找到出路。海伦娜对报纸的规划远大，不过我可以感觉到，她的野心不纯然是自私的，仍是为了理想。对于《选举日报》，她希望能成就和世界上最好的报纸相互抗衡、平分秋色的“甜蜜的小奇迹”。
尽管这种态度好像是标准的美式想法，但在跟她交谈后，我能看出其根源多半还是本土的。就某种意义而言，地下工作为海伦娜此刻所踏入的更开放的世界提供了最好的准备。虽然抱持着高度理想主义，但在历练的过程中，异见分子也训练了承担巨大风险、迅速做出困难决定，以及肩负困难责任的能力。海伦娜是比较幸运的那群人之一，对他们而言，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几乎做到了无缝衔接，不但工作上如此，在某些更珍贵的方面也是——比如一直未被扰乱的良知。她无需背负自责的包袱或藏匿羞于启齿的秘密，也没有需要放下的遗憾。
处于一个拥有如此巨大权力和责任的位置，她有没有感到作为一位女性有什么特别困难之处？“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海伦娜回答，“在我旅居美国那年，这也是我无法理解美国女权主义的原因之一。不过你知道，在波兰，女性的情况不一样。一方面，女性处于更恶劣的情况——所有那些下班回家后排队等着你的事；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境遇比较好。”她认为波兰女性的境遇比较好，是因为波兰的传统，女性在参加社会运动与参政当权上始终没有缺席，有着悠久的渊源。的确，在波兰面临危难时，许多起义和秘密活动中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加入反抗力量，后来还潜入地下活动。这种为了维护共同的脆弱理想而产生的同志情谊，远比两极化的性别刻板角色更有力量。这也部分揭示了我在海伦娜等人身上所目睹的令人敬佩的女性力量。
天色渐暗，海伦娜的女儿露西原本一直在做功课，此刻进来问母亲一个有关英语文法的小问题。海伦娜告诉我，逃亡藏匿最痛苦的一面，就是“想到露西，担心自己会扭曲了孩子的一生。不过露西成长得很好，那段经历也强化了她的某些个性”。的确，露西不像是个生命被扭曲的年轻人。她是个纤细高挑、非常迷人的十六岁女孩，面容俏丽，动作轻盈。海伦娜对自己女儿的美貌、经历种种困难的适应能力，以及在《选举日报》担任助手时的乖巧能干十分自豪。不过此刻海伦娜却忙着教训露西：“来吧，露西！不要这么懒，你自己想得出来的，请你稍微动点脑筋好吗？”她的语气犀利但充满疼爱，我看得出来露西也并不介意遭到挑战或被布置任务，她们之间并没有敌意或代沟。从这段短短的互动中，我可以想象露西正被导向我童年记忆中那套波兰的人际关系体系。在那套体系下，人们互相喜爱却并不感情用事，因为大家都平等地接受某种共同的期待，对于自己和对方应扮演的角色有着某种共识。或许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和荣誉感才是团结工会和海伦娜力量的核心所在吧！
当海伦娜陪我下楼帮忙叫出租车时，我又问了她一个“美式问题”。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一切，为什么在明知随时可能遭到惩罚，而且几乎无法获得报酬的情况下，还要承担这些沉重的压力和艰险？
“喔！伊娃，饶了我吧！”她回答，正如我所料，“其实，你知道的，”她有些尴尬地停顿片刻，“基于一种责任感吧！为维护我自己的尊严。人是不会自己走进粪坑的。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语气略有变化，仿佛终于解释到重点，“这里的实际情况就是那么讨厌，让人完全无法接受。是啊，有些人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以前干过什么脏事。我不干那种事，我既不想说谎，也不想过双重生活。也许人天生还是有点正义感的，知道自己何时不正确，何时正确。所以有些事是一般人不会做的，仅此而已。”
我在波兰长大期间，在克拉科夫周遭的社交圈中，海伦娜说的“他们”是遥远的一群人，而且人们就希望他们维持那种形象：毕竟“他们”是那个意图掌握我们生命、为所欲为的体制的一部分。后来我阅读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回忆录，看过他们对良心的叙述、对灵魂的探索，以及对上帝失败的分析，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和“他们”碰过面。在我居住的波兰地区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是见不到他们的。除了铁幕以外，波兰内部也有一层屏障。
那当然是个有孔的屏障，在某些圈子中，人们会定期穿梭于屏障两侧，不过他们也会感到自己真的跨越了一层无形的边界，或在一层面纱后面，带着偷窥的刺激心理往外窥探。他们是国家中的国家，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是被隔离的少数分子，是困在自己城堡里的蓝胡子[33]。
不过当我和我那群异议朋友交谈时，却发现这个框架下有个有趣的转变，因为这些异议分子很多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孩子。在这方面，海伦娜也不例外。在波兰异议人士领袖中，父母属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物者的数目相当惊人。精英中的精英引领某种反精英的风气，或者相反。
我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通常模糊其词，也许他们宁愿不知道。不过当他们发自内心地厌恶他们年长一代所支持或代表的东西时，就会打趣地谈及自己父母的一些轶事。
比如我的朋友玛尔塔（Marta）提到的1968年她入狱时的一段趣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也许因为她是一名重要共产党员的女儿，所以当时波兰总理写了一封信给她，信中说明愿意释放她，不过她得做些让步，并且发表声明。当她正发愁该如何回复总理时，父亲前来探监，告诉了她一个有关他自己父亲的故事。在大战前，玛尔塔的父亲因为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入监服刑，她的祖父前来探视。当时玛尔塔的父亲如果答应类似的条件，也有获得特赦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玛尔塔的祖父告诉她父亲，“你也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你的意见也不一样。不过对于这种恩惠，我们是不会去乞求的。”在知道这个故事后，玛尔塔知道该怎么做了。她拒绝了总理的提议。
当然，这批异议分子的父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多都在理想主义的激发下挺身而出，虽然后来踏上了腐化和滥用权力的不归路。有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他们”中的一分子——海伦娜的父亲。刚见面时，不知为何，他立即让我联想到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一个小人物：一个落后于时代的、过气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者，丝毫不理会外面的世界早已超越他，依旧逗留在他的私人实验室，以极其清晰的理智、乐观健全的心态操作毫无意义的科学实验。
海伦娜的父亲费迪南德·哈博（Ferdynand Chaber）个头矮小，因为年岁已高而身形消瘦，不过以八十四岁高龄而言，他仍旧行动敏捷，声音也很爽朗，对于自己的年纪和活力甚感得意，“我的生活方式很理性，”他愉悦地告诉我，语气明显带有教条主义的意味，“我吃得很健康，每天都运动，早上半个钟头，晚上半个钟头。我管理自己的花园，从来不看电视，因为电视就像心理上的口香糖。我跟别人相处得很好。为了维持健康，一个人必须有思想，也必须有行动。还有，我应该再加一句，我的个性非常乐观。”
讲到兴奋处，哈博的声音会提高到雄辩的分贝，还会规律地用手势加强语气。有时他似乎在对群众演讲，或在对一群需要激励的无形观众演说，而不只是面对一个坐在一旁、接受茶水点心招待的客人。
不过，哈博的眼神始终宁静，无论是谈到理想、人类的本质还是点心和礼物。我们才开始谈不久，他的声调便扬升到雄辩的高度，每讲一句，手指便在桌上敲一下，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窥探未来。“现在，我们正来到长期革命的转折点。美国已经赢得了冷战，但我们面对的战争将更为严峻——一场对抗霍乱、亚马孙河丛林被毁、饥饿和饥荒的战争。我不想夸大其词，不过这是最后的时刻，我们需要共产党协助我们塑造新的良知。我很希望能活到2000年，届时共产主义会重新获得它的历史使命。”
政党的命运始终塑造着哈博的生命叙述，赋予它意义。他的故事具有全景式共产主义长剧的所有元素，苏联史诗性电影经常从中取材：秘密聚会和慷慨激昂的非法演说、入监服刑后又侥幸脱逃、在战争期间前往苏联朝圣、党内地位提升，以及最终遭到驱逐。和许多过去的活动家一样，他有令人肃然起敬、充满热情的历史记忆，连五十年前的派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都能清楚地回忆，言词间带着澎湃的党派热情。
海伦娜的父亲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原因同战前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则因为当年和富有的双亲前往乡下度假，深深为他所目睹的穷困景象所震惊；二则因为在动荡、工业化且贫穷的波兰，他认为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和其他社会弊病的答案。他在1928年加入了当时还属于非法组织的政党，不到一年即开始撰写非法的宣传册，正如四十年后他的女儿也撰写宣传册反抗他随后出任要角的政权一样。他很快遭到逮捕，被判刑四年，这是他一生六度被捕中的头一次。
海伦娜怀疑她父亲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做了一些“可怕的”事，而她也用了大半生来抵抗她父亲始终笃信的教条；但是他们父女的境遇，或者命运，仍有着某种延续。费迪南德·哈博认为他之所以被从位高权重的党内职位赶下来，是因为他的子女从事地下活动。在1960年代末期，海伦娜和她的兄弟都参加了一个名叫突击队（The Commandos）的共产党改革派青年组织所领导的学生抗议活动。正如对待家庭异议分子的常用做法，那个组织成为党内宣泄怒气的锁定目标，哈博的上司要求他公开清算突击队。在当时，“清算”是个带有强烈情绪的字眼。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该致力于“自我清算”，然后迅速接受惩罚。他们也必须接受命令去“清算”其他人；如果拒绝“清算”，很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哈博拒绝“清算”，而且在自己的同志面前为儿女辩护。他说他就是这样教育自己儿女的，而且为儿女和他们秉持的理想精神而骄傲。“说心里话，”对他而言，内心显然是另一个独立而次要的现实，所以他说，“我很高兴我的孩子能为理想而活。”
为理想而活，这对现今许多重要异议分子而言，显然跟对早年笃信共产主义的人一样重要。只是上一辈将其信仰转化为严格的教条，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有原则的温和主义者，对所有好战的意识形态均抱持怀疑的态度。我曾问过费迪南德·哈博，他认为自己曾经的信仰到底哪里出错了。“我告诉你我从中学到的一件事，”他回答，“我绝不会再用武力强迫任何人快乐了。”
然而，他们两代都牵扯进同一出戏剧里，所卷入的斗争，其本质他们早已熟知。这出剧目前已经步入尾声。不过正如父母传递给子女的通常并非他们原本的面貌，而是经过美化的、想象中的自己，那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也传递给下一代某种政治道德和社会参与的理想化的社会自我。只是讽刺的是，他们传递下去的理想，却携带着反抗的种子，使得他们终于走向溃亡。不过那理想性和戏剧化，多少可以解释我在许多当地人身上所看到的坚定的个性、挺直的腰杆和沉稳坚强的性格。只是这些特质能否在更为分化和复杂的新时代环境下存活，就不得而知了。
有个下午，我去拜访了一个算命师。这是我平常绝对不会做的事，不过我告诉自己，去看她是反映当前社会现象。在波兰，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去算命、去请教灵魂导师、去尝试另类疗法。最近这方面的需求更有激增的趋势，或许是拜其他的解释方式都彻底失败所赐吧。
我求教的算命师住在人民军街（Avenue of the People's Army）。这位干瘪的老太婆弯腰驼背，没有牙齿，身上裹着围巾和毛衣。她拿出短秃的铅笔、沾有油渍的纸和一打古老的纸牌。“你会发一大笔财，小姐，”她以平稳的声调缓缓说道，“不过首先，你得先撑过这该死的休克疗法才行。”真是个政治消息灵通的占卜者！“你的心脏没有问题，”她说得笃定，“不过去照照心电图也无妨。”我没有透露关于我的任何信息，直到算命结束后才告诉她我是个移民。她愤怒地瞪了我一眼。我骗到她了！出于报复，她狠狠敲了我四倍的费用，不过就国际标准而言，她还算是便宜的。
一进入万豪酒店（Marriott Hotel）我就惊住了，刹那间宛如置身旧金山或康涅狄格州或美国中西部。大理石地面、反光的表面、长形皮质沙发，还有精心设计的插花，在在散发出一种经过仔细琢磨的、不偏不倚的豪华，让人觉得这里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也没什么可发生的。这家酒店是几年前才建成的，为本地屈指可数的典雅场所之一。
我来这里和一名美国记者小酌。饭店酒吧里全是外国人、自由化之后重新归来的波兰人、高级陪酒小姐，以及新兴的有钱人。一杯伏特加，而且只是波兰的伏特加，我的老天啊，就要花十美金。在光线昏暗的大厅，穿着俗丽西装的男士围坐在小矮桌的四周，讨论着合资企业的问题。其他的则坐待合资企业之类的机会来临。对这种人已经有个特别的称号：万豪酒店坐客。
和我碰面的记者很庆幸来到万豪，对他而言，这里也许是华沙唯一能待的地方。在这里，他的行为举止也宛如在自己家中一般充满自信。他和一位来自加州的女性朋友一起现身，对于波兰人之所以不太聪明，她自有一套理论：因为波兰人的饮食不健康。尽管她并没有和任何波兰人交谈过，却好像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我自己也会不时来这里，以离开景象破败、气氛尖锐的华沙，暂时沉浸在饭店平淡、单纯的舒适中。不过今天晚上，饭店的气氛却有些诡异，令人窒息，宛如冷不防地甩了外部世界一记耳光。一名女歌手唱着一组国际歌曲，包括几首犹太曲调。今年夏天，犹太歌曲似乎颇为流行。一些打扮过度的波兰人昂首而入，仿佛刻意要吸引旁人的目光，随后又出现了一群穿着邋遢的以色列人。更多美国记者加入我们，抱怨波兰是如此一个难以忍受、乏味沉闷的地方。出乎意料地，我竟然有些抵触，隐然对波兰已有所牵绊。
团结工会的破裂，并非开始于一声巨响或一句抱怨，而是轰动的崩裂。很偶然地，我几乎在事发当时就听说了，当时我正好再度造访《选举日报》，与亚当·米奇尼克见面。
米奇尼克个头矮小，而且意外地，有着温和的面貌。他的头发和衬衫一样凌乱，灰蓝色的眼睛闪烁着警觉与讽刺的光。对我而言，他著名的个人魅力部分是种优雅的谐谑，部分则来自直言不讳的天性，能毫无戒心地叙述简单的事实。或许这也是他借以展现道德权威的手段之一，就是以迷人轻松的方式传递深刻的道理。米奇尼克的故事已经成为波兰政治神话的一部分。在大约十四岁时，亚当创立了一个名为“矛盾探索俱乐部”（The Club for the Quest of Contradictions）的组织，虽然不过是一个高中生的玩意，但日后却成为波兰成熟反对活动的一粒种子。这个组织探讨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波兰历史与意识形态，让当时的政府有如芒刺在背，因此被时任波兰总理指名谴责；但对十几岁的亚当而言，此举不啻无上光荣。
从那时起，原本只想当一名历史学家的米奇尼克，毅然踏上了激进主义、坐牢和写作之路，而执笔写作主要是拜关在监狱里无所事事所赐。他的许多英勇事迹和言论已经成为传奇。有则米奇尼克的轶事不断被传颂，就是发现自己置身情绪失控的群众中时，米奇尼克如何跳上临时搭建的讲坛，尽管有口吃的毛病，却以言词让骚乱者安静下来，阻止了他们攻击夹在人群中的警察。虽然他本身对警方并无好感，但是他却更加厌恶暴力和报复心理。他曾写到在戒严期间，政府如何准许他前往蔚蓝海岸欢度圣诞节，政府宁愿摆脱他，也不愿面对他的存在所带来的尴尬。他以一连串隽永的语句回绝了政府的好意，其用词遣字在我看来，真是在压力下仍不失优雅。他写道：（1）“如此公开承认自己玩弄法律，只有笨蛋才会这样做。”（2）“向一名入狱两年的囚犯提供前往蔚蓝海岸的机会，以换取他的道德自杀，只有卑贱者才会这样做。”（3）“相信我会接受这种提案，等于相信每个人都是警方的同伙。”
在团结工会成立早期，米奇尼克曾是瓦文萨的主要顾问之一，两人也成为私交甚笃的朋友。那段友谊具有高度的象征意涵，代表了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间一种格外迷人而纯净的联盟关系，从而使得团结工会在斗争期间成为一股独特的现象。有很多关于米奇尼克和瓦文萨紧急会商、窃窃私语的影像，而总统、总理或其他代表权力的人物则守候在一旁，静待他们的决议。
他们的搭配可谓大团结的最佳代表：两人都精力充沛、个性幽默，而且非常聪明。他们的机敏和魅力各异其趣，那也是传奇的一部分。瓦文萨自称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一口浓重的农民腔波兰话，公开表示自己信仰的虔诚，在面对紧急情况、危机和群众时，经常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和准确无误的直觉。米奇尼克的举止则带有若干古老波兰的拘谨，是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有着良好的历史观和大局观。据说他是瓦文萨许多政策后的智囊人物。
米奇尼克和瓦文萨的友情，当然是极为浪漫的；不过正如许多浪漫关系一样，让他俩结合在一起的差异性，此刻也正在打破二人的关系。就在这个下午，米奇尼克收到瓦文萨的一封信，要求他——或者应该说是命令他——要么辞去《选举日报》主编的工作，要么撤下报纸刊头上团结工会的标志。米奇尼克迅速向我解释了这项令人吃惊的举措的背景。导致这次决裂的裂纹早在过去几个月便已逐渐显露。这个决裂部分是私人的，《选举日报》刊载了几篇批评瓦文萨的报道。根据一项舆论调查，有些人对于瓦文萨的行为和他不会讲法文颇有微词，这点让瓦文萨感到十分不满。这是“知识分子”对出身群众之人的毁谤；而瓦文萨的虚荣心很容易受伤，是众人皆知的事。
尽管如此，命令米奇尼克辞职仍是一个相当专横的举动，令人怀疑瓦文萨是否认为他就是团结工会的化身和帝王。他的信函所实际表达的就是“团结工会，c'est moi（即我）”[34]。而这讽刺不单只是可笑而已，更会对波兰产生许多潜在的影响。
我必须承认我实在不想失去瓦文萨在我心目中有如天才的地位，他不仅为自己而战，也为整个波兰而战。我脑海中仍存有种种关于他的鲜明画面：在最混乱的局面中挺身而出，机智地挑衅他的对手，寻求最佳应对方式和最有利的立场，为所有工人阶级而战，汇集群众的愤怒和智慧而发出怒吼——否则他是在为谁而战？在领导方面，瓦文萨似乎从未有过自我主义倾向，不过就像有些人会被权力所腐化，或许有些人也会因为没有权力而腐化吧？在这个过渡时期，瓦文萨已经失去了战斗或表演的舞台。在圆桌会议上分割他曾拥有的权力时，他没有替自己安排任何角色。过去几个月，他过着平民的日子，显然也萌生了怨气。这位终其职业生涯从未在政治上失去平衡的人，竟第一次表现出如此笨拙的姿态，似乎仍无法把自己在波兰生活中所实际具有的莫大重要性与此刻的无能为力联系起来。
米奇尼克把他草拟的回函拿给我看。语气充满尊严，却不过于正式，仿佛想要唤醒他俩之间曾经拥有的情谊。首先他以遗憾而坚定的口吻表明，他——米奇尼克本人，没有意愿，也没有权利达成瓦文萨的两项要求。他提醒瓦文萨，《选举日报》是个合作企业，编辑由他的同事们共同任命，有关标志等重大决定也必须共同决定。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米奇尼克问我。对于自己完成一篇强而有力的文书，米奇尼克带有一丝作家的得意之感。但是对事态的转折，他看来还是相当难过，我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沉重。毕竟，这项争执不单是两个老朋友之间的争论而已。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裂痕远比这起事件更加严重，而且在过去几个月不断加深。这是“格但斯克”（Gdańsk）[35]和“华沙”之间的分裂，是团结工会的平民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这是相互谴责的开始，是双方角色两极化的起点：在这新的一幕中，格但斯克的人们所代表的是民族主义分子，具有煽动群众的倾向，把教会和国家混为一谈，而且缺乏外交常识。知识分子则受到一贯的指责：自我优越感、和平民百姓脱节，还有想当然的，对共产党过于软弱。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这些发展明显具有某种结构性的逻辑，是一种政治上的必然。如今他们共同的敌人已被击败，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已经达成，因此团结工会的走向分裂，几乎可以用数学逻辑推算出来，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巨大的磁场足以将他们团结为一体。一旦没了统一的力量，人们自然会有不同意见、不同个性和不同意志，这些都是人性的一般特征。
但是不管是否难以避免，我仍可以理解为何这段友情的破裂，亦即团结工会的破裂，对米奇尼克而言特别痛苦。“瓦文萨是我孩子的教父，你知道的。”他说着，神情间再度流露出真切的悲伤。这段历史使他们变得如此亲密，也带来了许多好的方面：彼此并肩作战的能力、勇气和对权力的成熟批判。但是那恐怖、英雄式的章节已经落幕，接下来的是多元的利益和彼此难以避免的争执：竞争、选战、呼喊口号与权力的斗争，亦即民主的写照，生命的写照。
几个月之后，我亲眼见到了瓦文萨，那是在电视台员工的一场聚会上。在这个夏天，他已宣布将角逐总统一职，事实上，他在电视台的出现便是竞选活动的第一炮。聚会厅内人山人海，充满热烈的期盼。当瓦文萨出现时，他一上来就说自己得了感冒，喉咙痛，而且一个钟头内就得离开，以便赶赴另一场预定的活动。他面容苍白、疲倦，人显得矮胖。而他的演说，在没有针对问题表达立场的时候，就是辩解和吹嘘的奇妙组合。还有个人魅力——这最重要的神秘因素。他的魅力体现在他的精力、生活智慧，甚至是吹嘘本身中；而一旦得到回应，他的魅力也展现在与观众的互动中。这是他最机智、最敏锐、最有自信，也最不正经的时刻。这明显是他所热衷的。他表现冲动，甘冒不韪。他不时有意无意地提及他所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接着又自我调侃地加以评论；他言词尖锐地嘲弄听众，还说些不正经的笑话。这是一个还不算谨言慎行的政治人物，在演讲中他指责新的团队对他过于严厉；电台的新首脑则解释他们只是在扮演立场公正的媒体角色，不能区别对待，只把瓦文萨当成宠儿。但是我看得出来，在波兰的环境中，所谓立场公正的概念，也许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毕竟收敛个人的激情、意见和偏好这点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只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激烈战斗和高举党派旗帜之后，对波兰人而言，这种想法是不自然的，还需要时间适应。
在此同时，聚会厅内仍然充斥着激情和投入。一个钟头后，瓦文萨的助理提醒他该离开了，但瓦文萨不予理会，表示还要继续下去。他就爱这一刻。他再次活动起来了。他高谈他将成为什么样的总统：“一个手中握着斧头的总统”，清除前朝的权贵。这项政见完全针对立场温和的对手马佐维耶茨基而发。距离瓦文萨指定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理还不到一年，此时这两人却极有可能成为竞选对手。新的战斗已经集结，另一个阶段即将展开。
注释：
[1]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
[2]贝尔纳多·贝洛托（1721—1780），意大利城市风景画家、蚀刻版画画家，以创作德累斯顿、维也纳、都灵和华沙等欧洲城市的风景画闻名。
[3]卡纳莱托（1697—1768），意大利画家，以描绘18世纪的威尼斯风光主题知名。
[4]团结工会，原名Solidarno??，即波兰工会联盟，创立于1980年，由瓦文萨（Lech Wa??sa）所领导，主张非暴力的反抗模式。1980年代，团结工会结合波兰国内的天主教徒及异议人士组织，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最终击败当局，成立波兰共和国，瓦文萨亦在1990年成为波兰首位民选总统。团结工会的成功事迹引来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各种反对团体的仿效，最后导致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并促成了19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
[5]罗伯特·勒德拉姆（1927—2001），美国作家，著有二十九本谍报惊悚小说，有“现代惊悚小说之父”之称，《谍影重重》系列电影即翻拍自他的小说。
[6]爱德华·盖莱克（1913—2001），1956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担任第一书记，和西方政治家关系良好，曾创造出经济奇迹。后因经济恶化，被迫于1980年下台，并曾入狱服刑。
[7]波兰圆桌会议于1989年初在华沙举行，目的在于抑制社会动乱，规划国家未来。会议分为团结工会所领导的反对派和统一工人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派。同年6月进行半自由选举，统一工人党被彻底击败；8月底团结工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成立；12月波兰结束共产党统治。1990年初，波兰共和国成立；同年底，瓦文萨成为首位民选的波兰总统。
[8]亚当·米奇尼克（1946—），波兰思想家，致力推动民主化进程，其政治代表作是《通往公民社会》。曾担任团结工会顾问，并在瓦文萨执政期间短暂出任议员，1992年起负责主编《选举日报》。
[9]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具有广泛影响的波兰电影导演、剧作家，以作品蓝白红三部曲和《十诫》等闻名于世。
[10]古希腊神话中，奥吉厄斯国王牛舍饲养有三千头牛，三十年来从未清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为了赎罪，接受了这项挑战，于一日内引入河水，将牛舍清洗干净。
[11]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1932—2008），波兰社会史学家和政治家，对波兰第三共和国的形成贡献非凡。在欧洲大学长期任教，是欧洲实体的信徒。
[12]雅鲁泽尔斯基（1923—2014），波兰政治和军事人物。1981—1989年间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81—1985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1985—1990年担任波兰国家元首，并在波兰民主化之后将总统职位交给瓦文萨。
[13]哲学王一词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理想国》一书。书中借其师苏格拉底的言论，认为理想国中的国民可分为平民、军人、哲学家三等，其中哲学家必须具有高超的智慧与强健的体魄，是国家的统治者。
[14]20世纪前，这个词指的是由三大议院，即下院、上院以及国王所组成的整个波兰议会。后来直到波兰第二共和国，瑟姆这个词才开始被用于专指下议院。
[15]指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他们在1569年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波兰化的地方的贵族。
[16]波兰立陶宛联邦在1791年通过的国家宪法，编纂时间仅次于1788年正式通过的美国宪法。这一宪法的通过，惹恼了强邻俄国，因此在施行一年后，即1792年，于俄波战争时被废除，波兰亦旋即遭到瓜分。五三宪法影响了后来的民主运动，在亡国期间成为复兴波兰的标志。
[17]埃德蒙·伯克（1729—1797），爱尔兰的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
[18]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及激进民主主义者。
[19]波兰老鹰纹饰最早出现于公元10世纪波兰第一王朝，后迭经修改。共产主义时期，皇冠作为反动标志从老鹰头上被移除；民主化之后，才又恢复原有的设计。
[20]位于曼哈顿北部，以混乱的治安、奇异的路人、街头篮球和涂鸦艺术著称。
[21]这个词原本泛指各行业穿着制服的从业人员，后来专指神父。
[22]加利西亚是中欧历史上的一个地区名，居民西部为波兰人，东部为乌克兰人。该区长期为俄国和奥匈帝国的争夺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属波兰。
[23]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
[24]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第二共和国领袖。被普遍视为让波兰在经历了一百二十三年的瓜分后，于1918年重获独立的功臣。
[25]指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nian Commonwealth，1569—1795），在17世纪达到鼎盛，是当时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雏形形成于1386年立陶宛大公国君主约盖拉（Jogaila）迎娶波兰国公主。
[26]马佐维耶茨基（1927—2013），波兰作家、记者、慈善家和政治家，前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二战后中欧和东欧第一位非共产主义政府总理。
[27]捷尔任斯基（1877—1926），波兰裔白俄罗斯贵族，苏联克格勃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创始人。该组织在俄国内战和红色恐怖时期，因拷打及处决大量人员而恶名昭彰。
[28]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1947—），华沙经济学院教授，历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波兰国家银行总裁等，被誉为“波兰自由市场之父”。他以所谓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抢救奄奄一息的波兰经济，借由货币政策及市场改革的强力药方，迅速将波兰经济导入正轨。
[29]斯大林在1940年代集体迁移和流放诸多少数族裔，其中包括波兰人和犹太人等。
[30]1947—2000年由自由协会先后在罗马及巴黎出版的文学政治性杂志，为研究波兰文学的重要文献，出版期间深受波兰境内外知识分子喜爱。
[31]雅采克·库隆（1934—2004），杰出的社会和政治人物，被封为“波兰反抗势力教父”。
[32]警匪剧情片，是好莱坞第一部拍出都市内飞车相互追逐效果的电影，1972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33]法国诗人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所创作的童话。故事主角蓝胡子是个有钱却样貌丑陋的贵族，在城堡中独居。
[34]此处用法语表示，显然是对上一段说的瓦文萨不会讲法文的嘲讽。
[35]格但斯克是团结工会的发祥地，德文名为但泽，Danz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