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人生命中所有重要抉择一样，引发这个决定的诱因冥冥中早已天定。当1989年东欧的革命开始如一串强烈拨弹的琴弦回响之时，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亲自见证的历史事件。
“东欧”之于我，是有着私人联结的强烈概念。我在波兰（Poland）出生，在那里上小学，并接受密集的政治及情绪的早期教育。尽管甫一成年就移民，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兰，或者延伸来说，东欧，一直是我心中那片理想大地。因为我爱过它，失去过它，也因为与它草草切割分离，因此无可回避地，它就如同一片牢牢攫住我想象力的大地，承载着童年的欢愉、柔情、活力与人性的温暖。
很大程度上，东欧实际上也始终陪伴在我左右。我在共产主义庇护下的波兰长大，那个系统在四十多年中为世界很大一部分区域提供了，也可说是强加了主导话语。这套既定的“体系”在几代人身上强加了一些不容动摇的限制，把整个社会分成相对极端的“我们”和“他们”。在各式各样的缓和与冷战、自由与钳制之间，这一重要划分的基本元素始终在那里。但在1989年的此刻，这一元叙事戛然而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怎么清楚，只知道东欧将会改变，且是彻底的改变，而我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赶到那里去。这是我长途跋涉背后极端私人的渴望：我想要在“我的”东欧消失前看看它。但这一次，不带我童年的梦幻和偏见。我想要努力一下，至少试图了解它原来的风貌，从比较宏观、比较健全，也比较全面的视角来看。弗洛伊德（Freud）说所谓的幸福，就是童年希望的实现；那么有意义的知识，或许就是童年的好奇获得了满足。
但是在我的远征背后，还有个不那么隐私，但毫无疑问比较任性的冲动。我对那种使世界的眼光突然都集中到东欧的魅力无法无动于衷。很显然，随着1989年重要的事件一件件出现，历史正在那里发生——而我认为这是我见证历史的机会。我想要近距离地目睹它一天天地发生，了解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变对特定人群的生活和心灵有何意义；换句话说，撇开我要去那里一趟的极端私人理由不提，我就是想要在历史发生的当下亲眼见证，捉住活生生的它。
不过想去看任何一个地方原来的模样，从来都是出了名的困难任务，或许东欧还是举世最困难之地。我们的精神构造似乎天生就渴望一个想象的“他者”，不管是闪亮亮、精雕细琢和理想化的“他者”，还是一个黑暗、野蛮和骇人的“他者”。东欧在这方面颇符合我们的需要。好几个世纪以来，它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分割、隔离，而且——考虑到那微不足道的地理距离——对我们而言奇怪地陌生。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作为“他者”、“异国”的替身。当莎士比亚（Shakespeare）想要找个地名来表示非真实的梦幻之地时，便称其为伊利里亚（Illyria，对照实地，应位于当今的保加利亚〔Bulgaria〕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或是波希米亚海岸（Seacoast of Bohemia，众所皆知地理上实际是不存在这个地方的）。而当他谈及某个属于我们政治关系外围的幽暗领土时，他选择在《哈姆雷特》（Hamlet）的最后粗略地提及波兰。
真正的东欧地区，其文明和西方世界一样轮廓鲜明而历史悠久。大摩拉维亚帝国（The Greater Moravian Empire），也就是现代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1]的前身，大约建于公元8世纪；第一个保加利亚王国在7世纪就达于巅峰；即使不算政治，波兰和匈牙利也皆可宣称自身的社会和文化有一千多年历史；而罗马尼亚人则声称是达契亚人（Dacian）[2]的后裔——太过难以征服的一个民族，以至于罗马最终胜利后一庆祝就庆祝了三十年。然而尽管文明存活了下来，并且保住其特性，欧洲这一区域的国界在过去十个世纪里却像在一位特别恣意放肆的玩家重新安排的棋盘迷局中，变化无常地漂移。波兰、匈牙利（Hungary）和波希米亚在17世纪之前都有过帝国扩张的阶段；但最近以来，东欧却成了东西方帝国争胜和扩张的竞技场。部分是因为其在贸易通道上的位置，部分是因为地理结构，即几个国家挤在一个相对小的区域里，于是欧洲这一部分的国家遂成为侵略、殖民、强权谈判、分割和干脆占领的永恒目标。
那也就难怪这一区域甚少获得长期的安定和经济增长，并且在西方世界的想象里，始终都是“另一个欧洲”，相对于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货真价实的欧洲，发展得比较弱，比较不文明，也比较动荡，更充斥着冲突。即便到了现代，在东欧已经变得比较容易进入，也更为人所知时，人们还是倾向于要么视其为原始野蛮之地，要么视其为轻歌剧娱乐的发源。但是，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那些年，东西欧之间的一些隐形屏障开始倒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再度成为民族国家，出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东欧孕育出来的文明成果作为现代主义的突出部分开始受到赏识；而那些地区的大城市似乎也成了可合理造访之地。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紧随其后的铁幕的降下，都让那段间歇中任何可能的渗透骤然缩减，使得东欧在接下来的四十几年间，隐没得比过去更暗不可见。东西之间的沟通和旅游皆大范围地停顿。讽刺的是，在实质距离变得益发微不足道的同时，文化和生活条件的裂缝却渐次加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西方开始沿着物质发展的道路加速前进时，东欧的经济却接近停滞，甚至倒退。而在西方世界不断经历各式各样的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时，东欧却苦于政治煽动和中央集权而陷于实质的停滞。
这几十年来，东欧再度成为测试西方世界希望、恐惧和误解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3]。对某些人而言，它是理想有望的乌托邦宝库；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是英雄战区，挣扎对抗邪恶的反乌托邦社会；不过对绝大部分的人而言，我会大胆地揣测，“东欧”已经变成死气沉沉的单调领土，那里的人民被压在一个沉重的制度下，弯腰而行。
在那里长大的我知道，实情至少不是后者。我知道在东欧，生活就像其他各处一样充满惊喜与多样化，不可能被简略或缩减成少数几个面向。
尽管如此，在踏上旅途之前，对于要看些什么，我还是做了些假定。我当然理解“东欧”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构的，而我旅行所要经过的那些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特性。然而我认为虚构至少是有用的，或许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史实根据。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真实：那段历史大部分出于毫无选择，结果却不得不大家共同承担。苏联的占领时代创造了东欧，即便这样的实体过去并不存在。尽管我很清楚目前对于恢复中欧、中东欧和中南欧间的差异的争论，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这对于我的写作目的来说并不重要。因着单纯和方便，大部分时候我都还是将其称为“东欧”，不过显然有时“中欧”似乎才是比较正确的用语；这同样也适用于“巴尔干半岛”这个概念。
我决定走访的五个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可以合理地被说成古代东欧或者战后欧洲的一部分；同时它们也是在我到达之时已经发生“革命”的地方。我决定不去那些退出共产主义阵营之后走上不同寻常道路的地方，即南斯拉夫（Yugoslavia）和阿尔巴尼亚；我也把东德（民主德国）排除在我的行程之外，因为就历史上而言，即便在战后曾是“兄弟”联盟的一员，但它并非东欧的一部分。
不过尽管我认为将其称作“东欧”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也知道那其实是一个有其社会和民族多样性的区域。一致性是过去四十五年强加在东欧身上，并且被最近的事件迅速抹去的神话之一。如今东欧诸国再度呈现出多元化的族群、阶层和亚文化，其中许多都熬过了同一性的意识形态而保存下来，且认同——通常还有敌意——依然未变。在探险之旅中，我试着公平对待这些分别和区隔。我既到外围的小村落，也到主要的大城市；既造访工厂，也去编辑办公室；聊天的对象既有农夫、工人和自曝身份的贵族，也接触了波兰的犹太人、匈牙利的吉卜赛人和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
尽管并非原先就做好的计划，但从波罗的海（Baltic）到黑海（Black Sea）的行程我走了两次。1990年夏天走了一次，1991年夏天又走了一次。部分是因为我非得旧地重游不可，因为我觉得眼看两次才为实。除了一些特定的印象必须自己再度确认外，也要加深其他的印象，继续尚未完成的对话，充分感受特定地方的气息；但重返也让我得以瞥见一年后“改变”如何在每个国家发生。两段旅程我都平均分配进每一个章节中。
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途中，我倾听人民日常生活的叙述。东欧人虽没有美膳雅（Cuisinart）料理机，可是他们有故事，他们的故事中嵌着历史，与重复扫荡这些小国家的骚动事件紧紧纠缠。在东欧，历史似乎经常更厚实、更紧凑，也更沉重；少有几人能够与之脱离，或者完全不受影响。这在过去几十年共产主义成为一种主导一切的主题时，或许尤其真实。这个主题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充斥于一切，渗透进所有，既是抽象的想法，也是具体的日常现象。无法逃离，也无法忽略在其庇护下所进行的大规模公共事件，或者这些事件对个人所产生的结果。这套体系非常全面系统，其成就之一就是几乎抹杀了个人和政治之间的区分，而这个结果也绝对会让人怀疑这种等同是否真的可取。
不管如何，这都意味着个人经历在东欧往往要比在其他支离破碎得更严重的社会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具代表性。显然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在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观察周遭的社会百态，特定模式的贯穿始终还是让我深感惊讶：讶异于特定种类的故事在每个国家重复发生的频率，以及它们反映每个国家的历史和处境的程度。国家、文化和社会毕竟是有机体，就某个程度而言，部分确实反映了整体。
如果说在东欧，故事比较接近历史，那它也就比较接近道德剧——这是体制的另一项成就，强迫人民经常要在相当大的压力下做出困难、冒险和道德上的选择。几乎每个人都曾经面对这样的抉择：他/她是要支持还是反对；在某一场会议中是要举手赞成让某人毁灭，还是袖手旁观以求自保；是要告发邻居，签下危险的请愿书，在一场反犹太人的战役中默立一旁，还是冒着遭到羁押的危险而抗议。
依我之见，人性在东欧似乎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在这样的压力下，塑型更强烈，畸形也就更强烈。当然，在我碰到的人当中，有我比较喜欢或比较不喜欢的，有比较认同或者比较不认同的；但更常令我感到悸动的，是东欧人在面对改变时的恢复力、冲劲和清醒的自觉。他们苦苦努力以对的障碍是巨大的，人类精力和创造力中的未知因素几乎让一切都变得可能。
整个社会是如何一下子推翻所有制度安排的？人们如何适应或许自己曾深恶痛绝，但生活却又深深受其支配的世界观的解体？他们如何重置日常和长期的生活方式？在我旅行经过的国家里，改变几乎是大家共同的渴望，而除了罗马尼亚外，也几乎都是在全面非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的，鲜少遭到统治力量的反抗。随着历史改变的推演，这是最佳状况的剧本，是披着最柔软光滑外衣的革命。然而在那里发生的更深层的转化，其实是更戏剧化的，也经常是没有方向的。因此我所看到的变化后的场景，就是各种调性和情绪的混合、平静和热情的纷争，既乐观又谨慎；也是不同时代的怪异组合，有点像是新近挖掘和翻转出来的考古遗址，各年代地层的遗骨都在同一场混乱中被翻上表面。如今东欧饱受各式各样的过去的纠缠，记忆、失忆和刻意的删除也在其后紧追不舍。共产时代当然留有大量复杂的遗产，可是早于那个时代的种种也清晰可见。这个系统虚假的统一性一经突破，包纳着种种态度、敌意、习俗，甚至是政党的沉泥便从早前世代整个复活过来——这是“过去”从人为禁锢中挣脱出来后，所做的一种奇妙的重述。
如果说东欧的过去非常活跃，那未来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今天发生在东欧的实验，我们没有已有的词汇来称呼它，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知道其历史的重要性；但一旦靠得更近一些，历史便会分解，粉碎成亿万的日常琐事。除了高潮的时刻外——有时即便高潮也是如此——我们相对于历史，依然是司汤达笔下滑铁卢战役中的法布里奇奥[4]。
在我旅行的时候，东欧虽然身处旋涡的最中心，但从中浮现的模式却还难以探明。而且，任何观察者的经验都会经过他/她自己的视角和偏好的筛选，而所有旅游者也都要仰赖偶然和机遇的垂怜。所以当一本书的主题和范围如这本书这样广泛时，提出的主张就一定要非常谦逊。接下来是对一段特定旅程的记述，也是一个人和一个地区在一个特殊历史交叉点的遇合——一连串的碰面、交谈、反思和印象，如同马赛克碎片一样，我仅希望从中能正确地浮现出更大的轮廓与图景。
注释：
[1]世人习于简称捷克的国家，其实有极其繁复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瓦解，素来关系较为密切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于1918年10月28日合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即Czechoslovakia；直到1993年1月1日捷克与斯洛伐克才又解体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但因本书记录年度为1990—1991年，文中所提及的捷克，仍是两国各自独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只是为顾及阅读方便，此处说明之后，仍统一译为其简称“捷克”。——译注，下同。
[2]达契亚人于公元前约1000年时开始居住在该地区，亦即现在的罗马尼亚民族，所以现在的罗马尼亚人被认为是达契亚人和罗马人混血产生的民族。
[3]罗夏墨迹测验，叫人解释墨水点绘的图形以判断其性格的心理学测验。
[4]法布里奇奥是司汤达所著《帕尔马修道院》的男主人公，误打误撞遇到拿破仑的军队，上了战场，开了枪，受了伤，但直到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参加的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