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七个月来，两姐妹把自己关在诺伊达的住所，生活在一种非人道的环境里,于周二被当地警方救出。这对姐妹都四十多岁，据悉她们被紧急送往医院时，其中一人已因严重营养不良和脱水导致病情危重。
两姐妹都有博士学位，而且之前都事业有成。据说，她们的父亲是一名军官，一年前过世，她们因此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她们还有一个久未联系的兄弟，独居在德里。据报道，在过去四年里，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和她们联络过。据说两姐妹家里的一只宠物狗几个月前去世了，这也因此加重了她们的抑郁。此外，她们的母亲也在更早之前就去世了。
医院的一位医生说：“这对姐妹被送来的时候极度消瘦。姐姐没有意识，体内和口腔都在流血。妹妹对时间和空间都严重丧失了辨知力。”
——新闻，2011年4月[1]
在全球市场的老牌中心里，观察家们觉得他们完全了解遥远印度的发展意味着什么。科技公司、咖啡店、下班后一起喝酒的男男女女、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一眼就认出来，这些都是美国的东西。熟悉印度的出版物，如《纽约时报》，通过卡布奇诺咖啡饮品的盛行，向读者“解释”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巨人是什么样的：卡布奇诺越来越流行，这个国家正以飞快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印度是如何变成美国的”[2]，文章里这样写道：
最近，星巴克和亚马逊都宣布将进入印度市场……如一家印度报纸所写，这将是“全球化的最终标志”。对我来说，尽管这两家公司的到来不仅象征着美国的消费主义，也象征着美国西海岸科技文化已经渗透进印度自身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之中，它们的到来其实标志着一件更加不同寻常的事，即印度超凡的美国化进程的最新篇章。
2000年3月，印美两国间的冷战猜忌归于平息。彼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访问印度，这是自1978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正值纳斯达克科技股一派繁荣的巅峰之时，克林顿迅速认可了印度人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这个非凡时期的贡献。他说：“现在，仅仅在硅谷，印度裔美国人负责运营的公司就超过七百五十家。”他还特别提到并赞赏了印度的科技教父们，其中包括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他从德里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后就去了斯坦福，然后和别人共同创立了Sun Microsystems[3]；还有维诺德·达姆（Vinod Dham），之前就读于德里工程学院，后来移民美国，是英特尔奔腾芯片背后的开发主力。但是这位总统又补充说：“印度正从人才流失转向人才回流，因为很多人正在回国发展。”他引用成功公司的例子比如印孚瑟斯，认为印度“正在飞速成为计算机软件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这证明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不仅能成功，还能领先”。[4]
克林顿的祝福不像是来自一个冷淡的置身事外的超级大国，更像是来自一个情绪激动的老大哥。毕竟，美国和印度的DNA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也是从英国赢得独立（虽然比印度早一百七十年）；而且事实上现在两国间非常紧密的商业联系也部分源于这段殖民历史留下的共同语言。两个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都极度多元化，其统一都基于一部自由宪法，而且两个国家似乎都同样表现出对自由企业的先天倾向。在一份声明中（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不可或缺的兄弟情的宣言），克林顿总结道：“我们未来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和印度建立了正确的合作关系。”
这是一个印度理论家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精心发展的主题。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和伊斯兰的战争使美国涉入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事务，印度的精英们热忱地为自己的国家和这个超级大国间的“天然”伙伴关系做出证明。“在政治实验的规模和雄心方面，只有我们是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的。”印度历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对《时代》杂志如是说。[5]当然，这个论点可能完全服务于自私的目的，其最引人关注的结果——2008年的印美核协议就是一个证明。由于印度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美核协议实际上与美国现行法律是相冲突的，但在那段亚洲局势动荡的日子里，印度很有技巧地把游说的基础建立在印度的利益即是美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上。“核协定被印度视作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著名的印美关系促进者法里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如是说，而且即使协定打破了全球核平衡，也不需要因此焦虑，因为“印度的目标和美国是完全一致的”。[6]
随着美国的全球优势受到越来越多方位的挑战，美国也发现把印度想象成“美国第二”能有所安慰。如果全球力量的中心要转移到亚洲，如果美国的霸权将要衰落，也许印度能保证美国的价值观可以继续盛行。未来，管理世界的经理人可能看起来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内在是完全一样的。换句话说，将来的世界不会有不愉快的惊喜，将来的世界会和现在一模一样。
但美国报纸田园牧歌式地描写商场里的情侣，还有企业高管喝着波旁威士忌听着爵士乐，这些描写的重点似乎对于真正身处印度转型中的人来说，完全是外国人的视角。“全球化”不是同质化，更不是美国化。事实上，印度是一个远比美国贫穷的国家，它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充满了和历史相关的矛盾情绪，美国品牌的出现不会对这一事实有任何改变，而且现在印度正在萌发的东西是从来没有在美国出现过的。那些在商场里喝咖啡的印度人获得的满足感和地球另一边在商场里喝咖啡的人的满足感，是非常不同的。商场只是印度割裂景观的一部分，这种割裂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因为商场里面的世界和它墙外的世界没有连续性。顾客们走出商场，等着他们的是小贩、棚户区和堵塞的交通。此外，商场本身就是作为贪婪的经济洪流的一部分出现的。这条洪流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摧毁了人性和神性，把各种东西和能量搞得散乱不堪，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放下了舶来品和外来仪式。全球资本主义也许在其古老的中心地带显得宁静而文明，但这与它在某个新的地方突然壮大的感觉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系没能在其边缘造就出平和温良的公民——西方人往往假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的一部分。
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简单生硬的唯物主义叙事认为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们的快乐也一定会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任何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从新的自由市场获益的中产阶级往往太晚才意识到，尽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们的生活比社会中最穷的人都更脆弱。
我把车停在德里一家新商业医院的停车场，然后朝医院大楼走去。在大楼前，我被吓到了。在大门口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妇女，脸朝下躺在担架上。门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绕过她进去。她身材敦实，是个中年人。我在候诊室坐下，等着见几个人。他们还没来，我透过玻璃看着担架，一直很担心，于是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站在死者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男人——她的儿子。
“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他们让她出院后，我们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恶化，今天早上过世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把她带到这里来了。”
他一直在哭。他摆弄她身上盖着的围巾，帮她把脸遮起来。
“我们要了一个担架把她从车里抬了出来，但我们要把她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让。他们说她已经和医院没关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们两个都为她担心，因为她正躺在早晨炙热的太阳下。
一辆车在入口前停了下来，下来了一个人，是这个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车，两人一起把母亲从担架上抬起，试着把她放进车子的后座。她块头很大，这辆车却很小。这两个苦恼的男人没办法弯曲她的腿，他们不能硬把她塞进去。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承受的场面。
就在这时，他们家另一个亲戚开车过来了。他匆忙拥抱了这两个男人，然后思考着眼前的场面，感到非常愤怒！他冲进医院，接着和医院的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出来。他们大吵起来，期间医院的代表一再重复：“她不是医院的病人。我们没办法为她负责。”
“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了！”那个亲戚大喊着。“他们需要你的帮助！你要他们怎么搬得动她？”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变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很不利，他们只好认输让步。几分钟后，开来了一辆救护车，死去的女人被装了进去，一小群人离开前往火葬场。人群散了，我继续回到候诊室坐着。
房间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这样的候诊室一样，这里有精良的设备，但挂着很糟糕的画。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标语（每个印度医院都有这条标语），告诉病人“产前胎儿性别检测”是违法的。尽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这是反对妇女堕胎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这里是一家私立医院，所以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有用的企业风格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意见箱，还有一个信息咨询台，上面放着一个友好的标志写着“我能为您效劳吗？”，有个显示屏上滚动着能在这里购买的医疗服务。海报上的广告有关于激光矫正视力的，还有各种对疤痕、妊娠纹和皱纹的治疗；海报上的照片里是快乐健康的家庭，就像许许多多当代印度广告那样，是个白人家庭。
像这样的私立医院在印度是一个很显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医院都由国家运营。印度的医疗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好几家优秀的公立医院，比如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学院（All-Indi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简称AIIMS）。这家医院由尼赫鲁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作为国家的旗舰研究机构，在全世界以极高的医疗水平闻名。这些相对较老的机构仍然为大部分人提供医疗服务，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无法提供中产阶级从医疗主题的美剧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医疗仪器。为了获得这种“一流的”医疗服务，富人们转向新的私立医院，这些医院几乎都由那些商界的亿万富翁家庭所有。这些家庭都是权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在政府有关系，能够获得在城市建造不动产的必要土地。三个这样的医疗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属于同一个旁遮普家庭。这个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数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样，因为分治而变成难民来到德里。他们同时拥有金融公司、保险公司、临床研究公司、电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还有数以百计的医院，不仅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这些私立医院为印度的中产阶级创造了焕然一新的医疗健康体验——时髦、设备齐全，当然价格也很昂贵。不仅如此，这些医院还通过巡诊和远程医疗，成为全球医疗健康市场上的先锋。
候诊室里挤满了人，到处都能看见虚弱的登革热病人，身旁陪着一脸焦急的家人。现在雨季刚刚过去，正是蚊虫高峰期。我对面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他的太太正拿着手机打电话，儿子轻抚着他的手，在耳边安慰他。我旁边是三个澳大利亚妇女，穿着印度服装，脚上的脚环叮当作响。她们在争论应该什么时候到机场。
有个样子很显眼的女人从前门进来，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纱丽，戴着很大的眼镜。我只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她叫阿尔蒂（Aarti）。她带着两个年轻人走过来，大声地为我介绍：
“这是阿米特（Amit），我和你说过的，”她说，“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Shibani）。”
我们互相问好。希巴尼礼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议一起去医院的咖啡店，于是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我们经过所有等在门诊室外面的人时，阿尔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看到一个穿着长袍的阿拉伯家庭，心想总是在医院里才会让人意识到，这座城市里住着多少外国人。我们去了一间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弥漫着和其他分店一样恶心的味道——这是麦芬的味道，他们会用微波炉把它加热到发烫，然后配上刀叉端来。
电视静音了，放着MTV台。每个人都点了卡布奇诺。
“你们都是在这个医院认识的，对吗？”一边问，我们一边坐下。
“我们是在重症监护病房认识的，”阿尔蒂说，“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
我觉得她快六十岁了。她是德里有钱的旁遮普精英，说话声音很大，而且很自信。和她相比，阿米特讲话的声音就和老鼠一样。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再到这里来。”他说。
我问他，他的母亲怎么了，他让表妹来回答。
“他母亲去世以后，他受了很大的打击，”她说，“好几个月不能工作。现在他工作很努力，因为他不想再待在家里了。”
她开始讲述细节。几年前，阿米特四十四岁的母亲开始觉得吞咽困难，他就带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医院。他们在那里的两个月做了各种检查，还是查不出问题。医生建议带她去看全印医学科学学院的专家，但那里没有病房了，而且专科医生也没有时间，因为一半的专科医生都辞职去一家私立医院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坐着的这家）。有一位专科医生让阿米特来这家医院挂他的号，阿米特照做了。医生花了三天时间做各种检查，做出诊断说他母亲得的是多发性肌炎，一种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和阿米特大约二十四五岁。希巴尼安静严肃，穿着修身的“莎瓦尔克米兹”（salwar kameez）[7]。阿米特穿着衬衫和牛仔裤。希巴尼说话的时候，他默默地给我看手机上一张他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纱丽，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继续之前的故事，“医生马上告诉我们他要给她做注射，要花40万卢比。阿米特没那么多钱，所以他给他叔叔打电话，问能不能借钱。医生告诉我们注射这种药物能恢复他母亲的肌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同意了。”
他建议的是静脉免疫球蛋白注射，这种注射有助于多发性肌炎的恢复，但医学界对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类固醇药物之前就做这种治疗。注射后，医生让阿米特的母亲回家，并告诉阿米特和希巴尼通过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他们害怕她会噎死，半夜马上把她送回医院。医生给她戴了氧气面罩，并且诊断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验表明她的肾脏也感染了。她马上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那个医生一直很镇定。他说：‘我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们就不会做了。’”
他给阿米特的母亲做肾脏透析治疗。最后她手臂上一根临时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医生开始处理她呼吸系统里的唾液。他又给她注射了一剂免疫球蛋白，增强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开气管把唾液从气管里吸出来。
“他们说只需要治疗十五天，”希巴尼说，“但是十五天以后，他们说她需要装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现在只是临时性的。永久性的还要再出7.5万卢比。
“我们花了很多钱。重症病房每天收费是1.6万卢比，氧气和透析每天4.5万卢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亲戚家借钱。有亲戚把准备用来结婚的钱都借给我们了。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当那个抚养你长大的亲人躺在病床上，你会非常激动，没办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得逞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说，‘你母亲正在好转。’我们就会燃起希望。然后他们又说，‘她没有好转。’”
我们几个很安静。希巴尼的声音很软，我们都围着凑近听她说。阿米特一边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边听，阿尔蒂则注视着外面这个炎热的清晨和修剪过的花园。
“同时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唾液还没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说话了，更不用说自己吃东西。医生建议用另一种药，要17万卢比，号称能恢复她的身体系统，控制唾液分泌。但结果还是没用。医生说，‘当然没用。所有的药都被透析冲走了。’”
“那里像地狱一样。重症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时时刻刻都很慌乱，没人照顾阿米特的母亲。医生从不去看她，他们和病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不能进去看她，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任何事，只会说‘她需要用更多药’。我们除了付账单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们会收到白天的账单，然后用从亲戚那里借来的现金付清。你去会计部的时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卢比的钞票被送去银行。”
阿尔蒂一脸挖苦地大笑起来。希巴尼继续说，“我们要求带她离开重症病房，那里太贵了，所以他们就把她安排进普通病房，我们总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况非常差，得了褥疮。她一直在哭，说的话只有一句，“带我走！”
“我们问医生要怎么办。他们说，‘她不吃东西，我们要在她胃上开一个洞，这样就能喂她了。’就在我们和医生讨论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告诉我们阿米特的妈妈走了。”
希巴尼回忆这段的时候，阿米特泪如泉涌。
她说：“然后你知道那个医生说什么吗？他说，‘也许如果我们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给她用呼吸机，她就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试试。’然后我说，‘有个条件，我要一直在她旁边看着。’医生说，‘家人是不能进重症病房的。’于是我们说，‘那我们不做了。’医生说，‘没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你们的母亲活过来……我是说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过来。你们是什么人，能决定她不应该活下来？但是如果你们没钱了……’”
“但我们不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这么告诉医生，他就走了。
“我们进去看阿米特的母亲，马上有人来收剩下的治疗费。他们隔着她的尸体对我们说，‘你还有20万卢比没有付，请先付清。’没有表现出一点尊重，他们在她的尸体前就这样说。在印度，我们尊重死者。你知道吗，他们很无礼。”
阿米特插进来说：“火葬我母亲的时候，祭司告诉我们，她的骨头都变成粉末了。”
随着这些回忆的涌现，希巴尼开始变得非常愤怒。
“人们无缘无故地死去，”她说，“至少我们还有点钱。我们遇到过有些人保险金用完了就被赶出医院，医生连刀口都懒得给他们缝上。当然，一点钱都没有的人连一点机会也没有。”
“这些医院完全就是腐败，”阿尔蒂说，“病人只是他们获取利润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诊断不了的病，他们都说是癌症，因为这样就可以给你用最贵的药。人性正在从这个崇尚宗教和灵性的国家消逝。现在这里行善少，作恶多。”
“你丈夫怎么了？”我问她。
“他也是在这里去世的，在阿米特母亲去世之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现在很少有人能这么说了。我嫁给了一个一直都为我着想，而且照顾着我的男人。”
我意识到阿尔蒂的年纪肯定比她看上去的要大。
“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记者和学者，还有电影明星。他事业很成功，我们也进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权贵我都认识。”
阿尔蒂得花一分钟来讲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为她是有来头的人。
“我家这边也很有名望，”她说，“我外公和祖父都是有爵位的。祖父来自贾郎达尔（Jalandhar），后来成了国家铁路的首席工程师，被封为爵士，还获得了大英帝国官员勋章。他们家族在德里很有名，以前和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8]很熟。我母亲的家庭来自拉合尔，1974年他们失去了一切，随后搬到了德里。我外公在商界非常成功，在使馆区买了一栋很气派的房子。”
她太德里了。我都快疯了。
“我丈夫从来没生过病。他身高约一米八五，很魁梧。他从来不戴眼镜，这辈子没看过牙医，所有牙齿都是自己的，没一颗义齿。他打羽毛球，七十岁的时候，连三十五岁的年轻人都经常不是他的对手。他从来不午睡。我们结婚的四十三年里，除了几次感冒，还有一次严重受伤，我不记得他生过什么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乱套了。11月4日，他开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到底他是什么问题，一直都没弄清楚。我把他的报告给很多医生看过。一开始说是病毒性发烧，后来他变得很虚弱，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低热。我们做了很多检查。他们让我们去看内分泌科，医生开了很贵的药。他吃了药以后一开始是出冷汗，然后就中风了。
“你看，他这辈子从来没吃过什么药。以前如果一定要吃阿司匹林，他会切一半吃。他不能吃那么多药。他们开始往他身体里注射抗生素，一天四次，就因为每次要5000卢比。我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只知道用药赚钱，但是我爱他，我能看到这些东西在他身上起什么作用。’”
“他们没做诊断就开始化疗！他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医生们都很有名，我觉得他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但是每次听他们的话，我丈夫的情况就更差了。只有我不听他们的时候，他才好一点。
“我把他从那家医院接出来，去了另一家医院。我把他所有的报告都带过去了，但他们仍想把每个指标都重测一遍，绝对是很夸张的过度化验。他们说想给他做淋巴结活检，结果因为用了太多药，他的淋巴肿起来了。这个检查应该就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简单操作。
“做那个检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里。中间我忽然醒了，病房里很暗，肯定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看到房间里站了一个很美的护士。如果你看见她，你会说，‘多美的一个女人！’我睁开眼睛，看见这个美丽至极的女人站在我丈夫床边。她拿了一张表格给他签字，让他同意医院用全身麻醉做一个贵得多的检查。你能想象吗？我丈夫因为那些药几乎都神经错乱了，他难道能在半夜醒过来看见房间里这位天使并在一张纸上签字？我让她走，我对她说医生不是这样说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带着我丈夫离开那家医院了。”
印度医疗体系阴险地结合了价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点，导致病人们极度恐慌，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病人们会去看二十个医生，因为他们哪个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他们中断治疗，更换医院，结果就是无法获得持续的治疗。
“我们去了另一家医院，我丈夫开始好转。他们开的药少一些。我们来这里之前，他的血小板降到了每微升四万五，正常值应该高于十五万，但是他的血小板又开始上升了。过了几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们想从他身上赚更多钱，于是就在验血结果上造假。
“他已经准备要出院了，他在戴围巾。他讨厌在医院里，很高兴可以走了。往常，验血结果会自动显示在房间的显示器上，那天早上却没有。他已经穿好外套，化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不能走。没理由担心——在那家医院，他的血小板已经从四万五升到了九万。
“我去问结果为什么没出来，没人能回答我。医生说：‘我来给化验室打电话。’他看着我，完全没有听电话那头在讲什么，然后就告诉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万三了，他需要紧急输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时里降了那么多，那接下来还会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话，他肯定会昏迷的。‘对不起亲爱的，’我说，‘但你要输血。’我很慌乱，完全没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我得马上找一个献血的人。我侄子从古尔冈赶过来献血小板。他太贴心了，尽全力赶过来。知道要献五升血的时候，他脸都白了，但他还是献了。现在他就像我的第三个儿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的这件事。
“到了晚上，所有献血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开始前，他们按照流程又验了一次血。这次我坚持要看结果，结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他的血小板就没有降过！那天早上他们不给我们看化验结果，这样他们就能卖掉一次要5万卢比的输血疗程。
“整个过程中有一个在德克萨斯的锡克教医生一直在监控我们的情况。他是一个癌症专家，给我的一个朋友看过病。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把我送去的报告放在心上的医生。每天晚上，他会自己花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情况。他的声音非常善良。他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给我建议。他说：‘他可能会开始肺部积液，你们要当心一点。’于是我告诉这里的医生们，但他们一点也不在意我们说的，这群混蛋——后来他的肺部就积液了。德克萨斯的医生告诉我一定不能给他用类固醇药物，但这家医院给他用了很多，造成他整个生理系统衰竭。
“是这家医院杀了他。他们太喜欢乱开药了，就这么杀了他。之前，他已经开始好转。他来这里的重症病房之后，这个病房（也就是我认识阿米特和希巴尼的地方）了结了他。我就离开了几分钟，回来的时候他浑身都是管子。他大声呻吟，喘得很厉害，脖子两边都有烧伤的痕迹，这些我从来都没得到过解释。我把他从重症病房带出去，我说他会死在我的怀里，而不是在这些盯着他的陌生面孔前。他们给他做中心静脉置管，因为他们没有耐心处理输液造成的水肿。我查了病历，发现管子放进去两分钟后，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他走了以后我自己展开调查。开始的时候，每次只能做一点，因为会痛苦得要崩溃，但现在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做这件事，我研究每样东西。知识是从来不会被浪费掉的。钱会被浪费，派对狂欢会被浪费，但知识从来不会。
“二十年前，我丈夫的姐姐说服他们的父亲签字把家里的房子过户给她，这样她不用我丈夫同意就能把房子卖给开发商。当时我就进入了战备状态。那时候我自己的生意经营得很好，但我把工作都放在一边，投入到这场法律纠纷中。我丈夫没办法做这件事，看到姐姐和父亲背叛他，他已经准备放弃。整整两年，我别的事都没做。我看教科书，自学法律，学会了整个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学会了从法官和律师的关系入手。我自己打了那场官司，对方是一大帮建筑商和地产商，但是不到两年我就赢了。那段时间，我把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弄得一团糟，最后他们一起求我放过他们。没人相信这种官司能在两年内结束，一般都需要二十年。没人相信我拿得出那些很久以前在旧德里就已遗失的产权文件。
“那时候我学会了法律，现在我也能学会医学的。我自己的官司之后，我已经帮助了至少二十个人打官司，一旦弄清楚我丈夫的事以后，我会帮助更多的人。我渴求知识，崇拜知识。对我来说，只要能回答困扰我的问题，不管是谁，他都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没有医疗保险，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出的。医院想让他用一个月呼吸机，这样他们就能收费300万卢比。他们还想让他做透析，因为他们有一个新的透析机——但他的肾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我遇到一个妇女，她来看心脏病。由于做了各种化验测试，她的两条手臂从手腕到肩都发青。一个心脏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验？但你不能问这种问题，法律上医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们让你在每个阶段签各种表格，好让自己免责。他们经常给你开些奇贵无比的特效药或者其他什么万能药，你花了四五百万卢比倾尽所有之后，他们交给你一个死人，让你滚出去。”
我们的咖啡凉了。
希巴尼和阿米特在一旁点头。这对表兄妹的默契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很引人注意。希巴尼外表很温顺，给人感觉很有力量，印象深刻。
“你们已经为母亲、为阿姨做了一切能做的，”我对他们说，“这些对她来说一定很有意义。”
希巴尼看了阿米特一眼。
“实际上我们不是表兄妹，”她说，“我们在恋爱。但因为还没结婚，没人觉得我在阿米特母亲的事情上能扮演合法角色，所以我们说自己是表亲。一开始那些医生和我说，‘她不是你妈，你们也没结婚，所以你是什么人要这样照顾她？’但是我得照顾阿米特的妈妈，因为他要工作。”
听到他们故事里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阿尔蒂很惊讶，但她没说什么。背后咖啡研磨机轰鸣了几秒钟。我们的对话沉默了，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没人愿意先开口。
阿尔蒂说：“我丈夫以前跳探戈、跳华尔兹，还是个运动员。他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热爱生活。刚开始生病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腿没有了，我就不想再活了。’我对他说，‘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一起过了四十三年的健康生活，如果现在我们其中一个生病了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能在一起过很多年，我会放下一切来照顾你。’”
“我们那样过了三个月，我从来不留他单独一个人。我从来不让他们把他的病床停在走廊里，他们经常那样做。我说，‘他不会睡在床上在走廊里排队，让每个人都能盯着他看的。他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医生准备好了才会下来。’”
“但最后，当我在这里的重症病房看到他浑身都是管子时，我的精神垮了。我说：‘走吧，走吧，亲爱的，不要再多留在这个世界了。这不是你要的生活。’我把他带回自己的房间，放着我们锡克教优美的传统祷告音乐，整晚为他按摩头部。他很安详，没有喃喃自语也没吵闹，他只是静静地走了。我一整晚都在他旁边，但那个时候他还没走。他知道，如果他走的话，就只剩我一个人了。他一直等到第二天下午，所有的人都来了，围着我们的时候，他知道可以把我交给这些爱我的人。甚至连死亡他都那么周到。
“我给了他一个美好的离去。所有这一切里，这是我唯一满意的一件事。”
阿尔蒂说这些的时候态度非常实事求是。没有外露的情绪，除了（也许）某种热忱，因为她是一个在逆境中反而被激起能量的女人。
“这四十三年里，”她说，“每年情人节他都送我玫瑰。有一年我们在孟买，买不起十二支，他就买六支。其他的时候他都会买十二支甚至二十四支。
“今年，有一次我和在伦敦的姐妹聊天。我说，‘我得要习惯情人节没有玫瑰了。’但是14日那天，我晚上到家的时候收到了她送来的很大一束玫瑰。她在卡片上写道：‘阿尔蒂，他从来没有离开你。他会永远爱你。这些是他送你的。’”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大病医疗是财务危机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医疗成本相对低了好几个数量级，不仅因为医生收费较低，还因为整个医疗体系相对地不那么依赖于科技。比如说核磁共振造影设备非常少，大部分医生在没有这种昂贵检验的情况下做出诊断。药品也是相似的情况。在经济自由化允许世界各大制药公司进入印度前，药物只有基本的品种，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时间免不了遇到财务压力，但对于中产人群来说，开销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财力范围内解决的。
那时候医疗体系运转顺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们有很高的声望和信誉。尽管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通过晚到病人家私人出诊来赚外快，但他们在医院的工资是固定的，收入不会和诊断治疗挂钩。在病人眼里，他们的医疗判断是毋庸置疑的。病人看病时有充分的理由觉得有安全感，相信医生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
自由化以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公立医院那时的资源已经变得非常匮乏，中产阶级全都涌进了新的私立医院。但在私立医院，如果病情非常严重或者耗时很长，其收费水平可能让一些人倾家荡产。尽管在同一个时期中产阶级开始投资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新型健康保险产品，但这些保险通常只能覆盖范围相对较小的治疗项目。即使最全的保险也不涵盖几种慢性病，包括某些癌症、所有HIV引起的疾病以及被保人六十五岁以后发生的疾病。而且单一病人一年内的最高理赔额度也很低，通常在5000到2万美元之间，完全无法保障最具摧毁性的那部分支出。
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危险，而私立医院明显的盈利动机带来了新的疑心，使情况更加严重。毫无疑问，这些医院是企业，它们看上去像企业，以企业的速度扩张，互相收购卖出，而且还由这个国家的一些主要金融寡头管理经营。这些医院里的病人完全能感受到大型印度企业运营时的侵略性。他们也知道公司类似于封地，其所作所为基本上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审查，因此自身遭遇中的不确定性令他们深受折磨。花的钱是治疗必要的吗？还是说这个企业就是想榨干他们的钱？
众所周知，搬到另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新的医疗体系往往是最后才能习惯的事。在印度，医疗体制的转变本来就可能会引发疑虑，即使其正当性无可挑剔。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新体制确实引起质疑。医疗机构内部也有很多不安，许多医生也承认了病人心里所担忧的并不是无端臆测。一家一流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认为，自己的职业完全受到新的私立医院的威胁。
“它们都是赚钱机器，”他说，“它们追求的是收入最大化，简单纯粹，而这已经导致了医疗判断和伦理的危险沦丧。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工作的公立医院有个主任外科医生离职去了一家大型私立医院，给他的年薪是2400万卢比，是他之前薪水的十倍。但他要负责为医院每年赚取1.2亿卢比的收入。现在，即使他把一年的手术量做满，也还是没办法达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所以其他业绩要由诊断化验来贡献。这就是化验数量大大增加的原因。病人被要求反复做核磁共振，这样医生才能完成指标。有些病人因此受到了极大剂量的辐射。
“有些病例根本没有需要手术的迹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上腹疼痛，就会被做胆囊切除手术。这些手术中的四成是不必要的，但病人不知道。基本上，病人不可能发现任何不当治疗的迹象。
“看看剖宫产手术率吧，有些著名产科医生接诊量的七到八成会采用剖宫产。这座城市几乎很少有医院提供顺产服务了。为什么？因为剖宫产比正常生产赚的钱要多。更重要的是，这样医生就能安排日程给更多妇女接生，这样更有效率。
“医药器材行业在选择治疗方案的决定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因为很多医生直接为这些公司工作，而病人们并不知道。医药公司会给肿瘤科医生10%的化疗费用回扣，一个月疗程的常见回扣金额是1000万卢比。胰腺癌是医生最喜欢的，因为如果是已经到了需要化疗的地步，无论如何你都只有六个月可活了，那医生爱怎么给你治就怎么给你治。
“这些医院很黑，甚至在商业层面也是如此。政府为这些医院征地，付出极高的征地补助，通常还为医院的建立捐款，条件是医院要为穷人保留三分之一的床位。但医院从来不会兑现承诺，他们肯定会把这些好处一笔勾销。随后，他们把公司股票卖给公众，获得数亿美元，于是报纸歌颂他们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共财富之上的。”
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但充满了愤怒。
“你应该整本书都写这个，”他对我说，“这件事我不能做，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同事，但得有人把这些写出来。你假装成病人，看看会怎么样；去告诉别人你要买个肾，看你会被带去哪里。在我工作的医院里，有个麻醉师和德里一个很大的肾移植黑市有牵连。肾移植很简单，在普通公寓里就可以做了。而且印度是世界糖尿病之都，很多人不可逆转地向晚期肾病发展，非常悲惨。同时有很多穷人希望卖掉一个肾，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整个行业已经变得非常邪恶。比方说，到哪里去找医用尸体？有了这些新的制药公司和研究实验室，对尸体的需求大幅增长。组织库需要尸体，移植公司也需要在尸体上做测试。根据1958年迈索尔解剖法（Mysore Anatomy Act）的规定，只有无人认领的尸体才能被用作医学实验。但大规模商业制药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合法尸体的数量，所以现在到处都有尸体被偷。尸体从办葬礼的人家消失，最后出现在外科医学院和公司。”
我告诉他，最近我遇到一个人，他给口腔医学院提供尸体。我问他是从哪里获得的尸体，他告诉我，是从亚穆纳河（Yamuna）的一条叫欣登河（Hindon）的支流钓上来的。他每天就坐在河边，等着尸体从上游漂下来。
医生笑了。
“那条河流经加济阿巴德（Ghaziabad），那里有很多人在财产争夺战里被对手杀掉，尸体最终被先进的牙科行业所用。这也是对如今医药行业的恰当描写——利用我们社会的混乱，把它们变成利润。”
注释：
[1]The Hindu, 12 April 2011.
[2]Akash Kapur,"How India Became America", New York Times, 9 March 2012.
[3]原中文名为“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现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译注。
[4]引自 "Clinton Urges Indian High-Tech Leaders to Help Poor",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2000.
[5]"Obama's Passage to India: What He Needs to Do", Time, 2 November 2010.
[6]"The Prize is India" Newsweek, 20 November 2009.
[7]印度传统的三件式的日常服装。上衣“克米兹”（kameez）是及膝的宽松长衫，下身“莎瓦尔”（salwar）是上宽下窄的裤子，另配一条披巾。因源自旁遮普一带，故也称为“旁遮普服”。
[8]尼赫鲁的女儿，1966年成为印度史上首位女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