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德里的派对，我看到一对情侣在接吻。我问自己，怎么会有人公开干这种事？我很震惊，但又觉得不错。我明白了这里会有什么样的机会等着我。我将拥有打破陈规的青年时代和事业。
——拉梅什（Ramesh）
企业的出现解除了封印，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中注入了强大的新能量。1991年后，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都需要建设，每个行业都有激动人心的工作。作为印度新闻业的中心，德里成为报纸、杂志、电视台和广告公司爆发的主场。年轻人学的一些专业，比如英国文学或历史，以前被认为是没用的，但现在他们发现自己在管理公司可以得到高收入，于是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很多人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个小时，对自己的孩子晚上11点才从办公室回家，只是为了接不睡觉的老板的电话而感到困惑。这些家长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孩子能不以为意地每年都跳槽，而且每次收入都会更高。他们成长中的信仰是：避险是最重要的准则，如果找了一个好工作就干一辈子。但这些年轻人似乎受到某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就是要亵渎现状，好像只有依靠这样，才能得到资本主义的真正保佑。
很多年轻人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不是因为必须，只是因为喜欢。这个年代，公司似乎常常能用一种家庭做不到的方式赋予人生命的活力，所以很多年轻人转而向公司寻求和工作完全无关的需求，包括（很简单的）一个逃避回家的地方。企业的使命是全新的、英雄主义般的，而且能提供看上去无畏而深刻的同僚关系。年轻人常常会说他们的父母或配偶不理解他们是谁，在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企业热潮兴起的最初几年，公司本身常常变成了家庭，年轻的主管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做作的企业说辞，意在把自己同血亲的气质区分开来。他们有的不再是声誉，而是一个品牌。他们做得好的事叫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进行头脑风暴。他们的DNA来自公司，他们试图越来越多地把公司的特质化为自己的。
人们通过这种来自公司的能量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制度里寻找目标感，而这种能量和过去理想的凋败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人们观察到受这种对企业的狂热影响最大的，正是那些之前最全心全意拥抱节俭、服务和国家思想的家庭。当原来的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失去了遮掩的帷幕，许多那样的家庭最终感到失望，似乎帷幕下没有任何东西能拯救以权力和金钱为追求的挣扎，而且也不再能轻易地蔑视那些看重权和钱的人。许多失望的中产阶级从高尚的尼赫鲁愿景中醒来，后遗症之一就是怀疑理想典范本身。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年的人嘲笑上一辈对抽象概念的信仰，而自己则放心地投身于利益至上原则。这是一个新的现实原则，他们重塑自己，急切地集结在这个原则周围。
拉梅什的父亲在拉贾斯坦邦（Rajasthan）一个小镇的政府部门工作。拉梅什对童年那个保守狭隘的世界感到非常压抑，所以他离家去德里念MBA的时候怀着一种特殊而郑重的心情。之后他留在德里，在几家报社做行政工作，完全没有什么目的性。直到进入广告业工作的时候，他才好像被打了一针兴奋剂。
“我开始做广告的时候才发现了真正的自我。之前，我的工作朝十晚五，而且5点一到你就收东西回家，和家人坐在一起度过一整个晚上。做广告的时候，我凌晨1点才回家，有时候两三天都不回去。我在车里放着毛巾和牙刷。因为我的工作太刺激了。”
拉梅什看上去快乐得不得了，几乎到了荒唐的程度。我几乎从来没见过任何人能这样完全正面地看待世界。而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工作，他说起工作来好像在说一种关乎灵魂的学科。
“唯一有效的（工作）方法就是你把那些品牌当作生活，把它们当作自己。这就像佛教。它进入你的每个部分，也接管你的个人生活。我把自己负责的品牌解释给父母听，解释给妻子和朋友听。这些几乎是从我身体里涌出来的，因为我把这些品牌装在心里。”
拉梅什的妻子怀孕时，希望他俩能离开德里回老家。但他做不到。
“在那里我很受打扰，我找不到任何内心的平静。所以我说服妻子留在德里，否则我会憋屈死的。对她来说是很艰难，她希望我在身边，可我每天半夜才回家。她花了很长时间适应这种情况。我用类比法一点一点让她理解，就像是做广告活动。她怀孕的时候常常抱怨我的工作时间，我说，‘你看，你身体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也有，而且是每天都有。我每天都能感觉到我的广告活动带来的痛，所以我了解你看见生命在自己体内成长的那种幸福。’然后她就理解了，现在她很为我做的事感到高兴。”
毫无疑问，拉梅什工作很努力，但他也有很多时间花在同事关系上。
“我们是个十二人的团队，而且非常亲密。我们互相支持，如果任何一个人在生活里遇到什么事，我们全体都会支持他。我们工作都很努力，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作中有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作为一个团队去喝酒庆祝。”
拉梅什这样的年轻人很快就转向两样世界性的企业资本主义毒药——咖啡因和酒精。
21世纪初最显眼的新消费设施或许就是连锁咖啡店了，因为购物中心建造的速度根本来不及消化那些四处找去处的年轻人。人们在咖啡店里谈论各种话题：家里的、办公室里的；到了周末，里面坐满了欢快聊天的人。和暗示着酒精和深夜活动的酒吧相比，咖啡店对保守家庭的年轻人来说是背弃家庭边界的一个相对无害的理由。家的边界，对于很多这样的保守家庭来说，代表着一种分隔线，线里面是健康和积极向上，外面是有毒腐化；而新的咖啡店交际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一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感觉。像其他印度大都市一样，位于印度北部的德里在历史上和咖啡没有任何特别关系，却突然之间到处都是咖啡。每座商厦和办公楼都充斥着咖啡香，这种棕色的液体涌入缺乏睡眠的新一代人的血管里，他们往往和自己的美国同事一样，不是从一个杯子里“喝”咖啡，而是从一个密封的无臭容器里“吸”，仿佛依偎在资本主义的塑料胸脯里。
但下班以后，许多年轻人确实需要些更让人陶醉的东西。这十年里，对于酒精的犹疑烟消云散，尽管很多年轻人还是选择不告诉父母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20世纪初，一帮年轻人一起在酒吧里公然喝酒仍然会感觉不自然，而且很奇怪——女孩子们坐在桌子一边，互相嬉笑，男孩子们努力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紧张，每人手里都拿着啤酒瓶，不太自在的样子。但这很快就过去了，新的工作和社交文化带来了自己的麻醉节奏。女性也开始直接跳过酒单上原本为她们准备的“无酒精鸡尾酒”。对很多人来说，无论男女，酒精成了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和家庭压力的必需品。那段时间酒吧遍地开花，每天晚上里面都坐满了上班族，这些在21世纪被再造的印度人正在大肆发泄。
在波西米亚圈子里，年轻人正经历着一场对既有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更大规模的质疑。我到德里时，认识的大部分人十七八岁就离开父母独自生活，这在印度北部的中产家庭里并不常见。多数情况下，迈出这一步需要很大的勇气。即使过了好多年，这种做法还是不被接受：那些父母从来不去子女的公寓，那里的生活得不到认可，他们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住在哪儿，和谁住在一起。而在自己的圈子里，父母觉得有义务为孩子不在家编造种种借口。只有结婚能挽回这种情况，可这些年轻人似乎少有结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就是因为讨厌结婚压力而被迫离家。他们渴望做有创意的工作，往往很少获得父母的赞同和理解，而这样的渴望只是更广义抱负的一部分——他们渴望的是重塑生活本身。创造力即是全部，创造力不仅仅是生产出创意产品的职业才能，还是生活的指导原则，指向对伦理、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大规模再想象。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父母并不幸福的婚姻，有些人在家里见过虐待儿童和其他暴力行为，而这些暗地里的行为却不受责罚——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北印度社会的外在体面已经变得伪善，正崩溃瓦解。这些年轻人选择从事艺术工作，以藐视崇尚规避风险的家庭文化，并潜在地放弃了本可在1991年后的经济发展中凭自身天赋获得的物质回报。选择非传统的生活方式，背井离乡并将情感信念置于自己选择的新家庭——显然，他们试图尽可能少地复制上一代的社会风气。他们实践种种随性的浪漫关系，着手建立一个有同性恋的社会场景，探讨“友谊”并向这个问题注入丰富的想法。家庭才是一切，友谊只是暂时、投机的事件——有着如此观念背景的许多德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寻求将友谊作为一种更绝对和原生的羁绊进行重新想象。
这些人中有些在德里长大，另外一些则不是。但是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那些年德里提供了轻松的赚钱机会和便宜的生活成本，这对任何地方的艺术家群体来说都是必要条件。能写作的人从全国甚至很多其他国家来到这里，在新的杂志社和报社工作赚钱，这样他们下班以后就可以做别的项目。艺术家们给迅速壮大的广告业做平面设计，以获得收入保障；做电影的在做电视新闻，那时候新的电视频道要填满二十四小时，却很缺哪怕只懂一点点怎么用摄像机的人。有些人为了支持自己的简朴生活和另类性取向，借用自己的创造力为城里的富人们操办奢靡的婚礼派对。德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另一块吸引这些聪明年轻人的巨大磁石，也能为这些非主流人群提供合适的就业机会，其他能提供就业的还有首都的外国大使馆和文化中心。
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开销很低。在城市最安静的区域，很多房子的屋顶上都建有小公寓留给家里的佣人。这种安排反映了早期富人家庭和家里员工之间的家长制关系。但现在情况变了，这种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单纯。现在德里有很多农村来的移民，他们方便地住在离富人区很近的贫民窟，这样富人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获得需要的服务，而犯不着给佣人提供住宿或承担照顾他们整个家庭的责任。（富人们还常常要求拆掉自己附近的贫民窟；有时候，有些贫民窟真的被拆掉了，他们却又惊又气地发现家里的阿姨不来上班了。）作为替代，他们把这些留给佣人的公寓出租。这些顶楼公寓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太不方便，但很多都带有梦幻般的阳台，是冬天在阳光里抽烟的最完美空间。那时候，这些公寓每个月的租金约五十美元，这个价格对于很多有技能的人来说很容易挣到，同时还能留下多余的时间给自己。所以，这些房子里住满了想要独立地过一种创意生活的年轻男女。
按照定义，这些人属于亚文化群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城市。这个群体能在德里壮大起来的部分原因，实际上是因为没人对他们有兴趣。这个中产阶级城市漠然、冷淡，只顾自己的文化，让那些过去一直生活在过度监视和议论中的人在其热衷于自己想法的飞地里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自由——匿名。
但是这些人很多精力旺盛、天赋非凡。当名气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时，他们的举足轻重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中显得不成比例。如其中一个杰出的艺术家所说，他们是德里的“杂种”，没有立场或传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押在一种不同的未来上，而且确有很多人出人头地了。年轻一点的人尊敬并仰慕他们，因为他们为这座刻板城市的生活增添了一系列新感受和可能性，把荒瘠的官员和移民之城变成了21世纪印度的文化中心。
曼尼什·阿若拉（Manish Arora）[1]现在是一位成功的时尚设计师，但1991年来德里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当时他一心想离开父母在孟买的房子，独自生活。
“在我们家，自己住并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会和父母一直住到结婚。哪怕表达一下我可能想去德里学习的想法都是件很大的事。”
“那性呢？”
“我从十三四岁起就有性经验。那不是个问题。我猜想来德里的话性会更容易。但这不是我来的理由。那时候我十七岁，在孟买学商业，我不太擅长学那个，过得并不开心。当时正好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学校的广告——国家时尚技术学院，然后我想，‘为什么不申请呢？’我有表亲在德里，他们把申请表格寄给我，然后我来参加入学考试，根本没多想自己在做什么。我去了，发现有上千个申请人，他们都带了很多绘画工具，而我口袋里全部的东西就只是一支笔，我甚至不知道考试要七个小时。我记得中途休息的时候，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我还活着。
“后来他们邀请我去德里面试，即使是那个时候我都没多想。我父母也没多想，他们觉得‘这是他去找表兄弟们玩的借口’。甚至面试结束了，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选上。但是当我回到孟买，已经有一封信在等我了，上面说我被录取了。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校区，每年在整个印度只招三十名学生。我非常非常开心。但哪怕到了开学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把学习当回事儿。第一个学期我没及格。但到了学制中间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忽然觉得找到了自己正确的位置。然后，一切就开始了。”
从曼尼什设计的服装，就能看出它们出自一颗异常自由的心。这些衣服灵动而不拘一格——有一种马戏团的感觉，融合了孟买的媚俗和波普艺术，同时让你觉得乐趣无穷。但服装的剪裁、刺绣和缝制都如微缩画一般精致——曼尼什也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对于悠久的印度技术的绝妙运用展示了他是多么深刻地吸收了这些技术的要点。这种自由和约束之间的平衡，在他身上激发出喷薄的生产力。除了自己的品牌“曼尼什·阿若拉”，他还设计了一个叫作“鱼苗”（Fish Fry）的运动服装品牌，由锐步生产，同时他还为其他公司做过数不清的一次性设计。
最近，他应邀到巴黎担任帕科·拉巴纳（Paco Rabanne）的创意总监，他的事业又更上了一层楼。这是法国时尚品牌第一次把创意控制权交给亚洲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品牌选中曼尼什来复兴其衰落已久的时尚财富，不仅很能说明他的原创性，也说明了法国时尚和世界之间正在变化的关系。曼尼什现在在巴黎和德里两头生活。
“虽然说我父母现在在孟买，但他们其实来自旁遮普。他们的家庭都经历过分治。我父亲已经在孟买工作了四十年，但他们完全没有受到这个城市一点点的影响，他们仍然和旁遮普小镇上任何人的父母一样。我的母亲从未出过国。他们非常淳朴。
“我是独生子，对他们来说我的成功非常重要。现在他们不太介意我没结婚，所有结婚的事一下子都被忘掉了。这也是我必须保持事业顺利的一个原因，这样他们就会对我非常满意。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只是很开心看到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比如说，他们不知道我和帕科·拉巴纳一起工作，他们只知道儿子在巴黎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现在你懂了，他们就是这种类型的家长，他们甚至不知道帕科·拉巴纳是谁。这样很好，我也很开心。
“但我小时候有过很糟糕的经历。我父母关系不合，而在我们家根本不会有离婚这种事。就算现在，像我老家那样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离婚，夫妻吵吵闹闹，但还是和对方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当然，现在他们年纪都大了，所以没什么事了，但我的童年毁了。这也是我离开孟买的一个原因，因为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的心理就已失常。我爱德里，因为它使我摆脱那段经历，给我自由，给我友谊，还给我独处的空间。”
曼尼什带着讽刺的意味笑了笑，来缓和这段严肃的对话。他是个小个子，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的长相让人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下巴略尖，收窄的地方有一簇山羊胡，眉毛挑得神气活现，眼睛深陷，隐约显得有点凶相。你会有一种感觉，他的自信来自于生命的某个时刻，他用了很大的自给自足的力量来度过一切。
“但我觉得今天我能说，那就是我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原因。如果童年时代我的家庭一切顺利，或许现在我会成为一个最无聊的人。我可能就在做些蠢兮兮的生意，和一个女人结婚，掩盖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但是不，我想离开，而且我把今天的自己获得的很多荣誉归功于离开这件事。因为我在内心深处告诉自己，我想摆脱这一切，为自己感到骄傲。或许，我不太受父母关注这件事让我去寻求其他人的关注，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领域做出成就，并获得赞赏。你可能就会像这样贪心。有时候，你努力工作仅仅是为了被欣赏。也许那就是我从来都对钱不感兴趣的原因。我对于生活的需要是：人们不断地告诉我，我在工作方面很厉害。并且我已经真正地获得了这种欣赏，而不是因为我在一个电影里演了个角色接着就一夜爆红。我猜这就是我的追求。因为我没能在孩童时代获得很多赞赏。
“我在德里另一段非常极端的经历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好几年，我完完全全地迷恋着一个人。为了他，我什么都可以做，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持续了五六年。朋友们说我瞎了、着魔了，但是事情就这么继续下去。很可怕。然后五年之后的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忽然摆脱了出来，我想着以后的生活，说，‘哇哦。现在……’你懂吗，那种时刻？你需要拯救自己。这些事逼我成功，并追求远远不止是金钱的东西。
“我并不需要很多钱。我没有孩子要养。只要能见到朋友我就很开心。我不是那种想要买豪车的人。典型的德里男人，无论直男还是同性恋，想要的都是开着豪车到酒店，停在门廊，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出来，他们买保时捷就为了这一刻。也许我在法国待得太久了，我不在乎这些。在巴黎，你去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派对，最有钱的人和最穷的人都会有，都在同一个水平。没人关心这些。或者你很有钱，但还是骑着最老式的小型摩托车，因为你就喜欢它。这里不是这样。在这里，如果你有钱，即使不喜欢车，你还是会买，因为你就该买最好的车。我喜欢法国的那一面。他们不会只根据你有多少钱来评价你。而在这里，大家都是直接问你：‘你做什么工作？’这经常是别人会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意料之中，曼尼什是个工作狂。
“我为工作而生。我相信这点，没有别的事能插得进来。我完全专注在工作上，这使我有机会涉入时尚的整体业务，而不只是设计。我有时间做所有的事。在巴黎，设计师是一个工作。这是个工作，就像律师也是个工作一样。在巴黎，我早上6点半起床，从8点半开始工作。我自己拿自己的服装，我带着好几箱衣服去坐地铁。你能想象这里的设计师自己拿服装吗？这里的设计师都觉得自己是大明星。他们忘了自己的工作是每一季做出更好的衣服。这是份工作，非常难的工作。即使你天天上报纸，你也不能忘记，你也不能像个明星一样。你看到报纸上有多少关于时尚设计师的报道吗？他们没别的更好的事可以做吗？
“印度的艺术气息还不浓。没人了解时尚。没人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大家有钱了，开始对品牌有了概念。你在德里遇见那些所谓的时尚达人或者时尚女神，他们手里拿着正确的产品，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像日本，即使那边的时尚历史并不长，但是人们了解时尚。在德里问一个拿着LV包的女生，她会告诉你这是应该背的包。而如果是问一个日本女生，她会告诉你LV的整个历史。
“但我在德里起步的时候，这些无知很有用。现在我在巴黎，我太觉得自己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起步的。那时我在德里给印度的著名设计师们当助理，每个人都很天真。我边干边学会了所有的东西，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比如说（这很傻但这是真的），在我的衣服上《访问》（Interview）杂志之前，我从未看过这杂志。我没有被杂志吓倒是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我的天真烂漫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总是有太多要学的东西。如果是一个伦敦的设计师，他起步的时候已经了解所有的事了，对他来说就更难做出自己的东西，并且要一再证明自己。如果我是在伦敦的话，现在大概早就精疲力尽了。”
他拿出手提电脑，给我看他最新一场在巴黎的秀，这场秀做成了魔术的形式。他给我讲解怎么办秀，怎样构思一个能同时兼顾欧洲、美国、亚洲和中东买家的系列。他一上来就说，“我知道你不感兴趣，但是……”然后他就继续讲材料和质地，讲怎样缝，怎样在电脑上进行设计然后用激光剪裁。他还讲了他给Lady Gaga做的衣服。
“我希望父母能了解我做的事，但这是我和很多人之间都有的问题。因为经历的关系，我成长得太快了，没有人能理解这些。每天获得的知识让我的内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锐，让我能够处理所有的情况、应对各种各样的人。我给Nespresso设计了两百家店铺——想象一下和一家咖啡公司打了八个月交道。我也看过他们参与制造奔驰车。学到这么多东西太神奇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有惊喜。每一天。帕科·拉巴纳觉得我的热情难以置信。我让他们惊喜，因为在印度长大，你对什么情况都习惯了。你知道吗，没有什么事会成问题。我可以听十个人讲他们的观点，然后说服他们，最后还是做我想做的。两年前，我做不到这样。这来自和像Nespresso这样的品牌的合作。他们有各种限制、制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些都让我学会了圆滑处事，现在我什么都能搞定。
“我仍然对自己说：‘天！我是帕科·拉巴纳的设计师！’我就是这么觉得——为什么我不应该分享这种感觉？这感觉很棒的。能有这种感觉是很爽的一件事。没错，我是得像个婊子那样地工作。但是我准备好了。”
他的朋友在别的地方等他，已经给他打了一阵电话。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德里了，”他说，“十年前，我真的很爱德里。或许那时候我不太知道周围都发生些什么事。但现在，你打开报纸，这里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我明天晚上就要飞回巴黎，我都迫不及待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现在这里的同性恋场所非常赞。整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派对，有时候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去参加。我刚来德里的时候，没有这些。男同性恋唯一能发生关系的对象就是那些饥渴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把老婆留在老家的村子里没有带来。没有可以找到其他男同的渠道，能找到的只有那些性压抑的异性恋男人。男同会去康诺特广场的公园，那里有压抑的卡车司机等着别人给他们口活。现在要遇到同性恋就很容易了。没有其他的印度城市在这方面能和德里媲美，而且我会说，这里比很多西方城市都更好。我男朋友是博洛尼亚人，现在如果是要去同性恋派对或者同性恋酒吧，德里的选择比博洛尼亚更多。而且现在这是合法的，大家都更有自信。那些酒吧里会有一些年轻人其实是去不起那种地方的，但他们存下所有的钱就为了去那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去。这太棒了。”
曼尼什准备走了，作为结束语，他告诉我，我穿得很糟糕，并且建议我从头到脚换个新形象。我有点受伤，因为来见这位时尚设计师之前，我还花心思打扮了一番。
我们结账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找到了自己在寻求的那种欣赏。
“我在东京有个粉丝。我爱东京，那里的人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不一样。我的头号粉丝就来自东京。她太疯狂了，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她连呼吸都是为了我。一知道我生病了，她就开始哭。无论我在哪里表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她都会从东京飞来，只待一天就为了看这场秀。去年她生日，我给了她一个惊喜，他们安排我特地飞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她是一个真正的粉丝。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爱我，那就是她。”
有一种说法，有的人只需要一个人爱他，有的人需要很多人的爱，还有的人需要被整个世界爱。但即使是最后那类人，似乎也只有拥有了某个人的单独关注，才看得到其他多数人的爱。[2]
注释：
[1]此为真名。——原注。
[2]采访过后几个月，曼尼什·阿若拉和帕科·拉巴纳因未公布的原因分道扬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