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心态积极
所谓积极，一方面是我们要尽量看到社会、工作单位或者自己小的科室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就像晴天一样，当太阳最好，阳光最充足的时候，阴影也最多。我们进到这个行业，进到这个单位之后，可能遇到的人和事有很多的不适或不顺利，有时候有一种无名的怒火会突然而生。这时候我们要慢慢的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下去，毕竟人生还是自己的，学者为己而非为人。因此，抱着这样一种从容的心态去研究，去思考问题，慢慢地我们就能够走到正道上。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面临的诱惑很多，有时候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让我们跟他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很容易把他自己该走的路或者想得很好的问题，甚至坚持了三五年研究的一个课题放弃了，但最后发现我们还是应该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
刚参加工作，我们可能是资历最浅的，怎么与那些资历较深的人进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比如说在课的分配上，刚开始我们教的肯定都是边缘课，慢慢才能教主干课；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得到承认，慢慢才能得到承认。每个人都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做起，教一些最边缘的选修课，甚至刚开始教这些选修课的时候，学生都不一定去选，这个时候不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时间长了，人都能看出来。这就需要去与人合作、配合、协调。
我们现在要养成一种习惯，要意识到有时候发展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只有少做事，才能做大事。学问这个东西，也是一种精气神，它是需要养的，养了很长时间之后找到一个突破口，一下子就进入正途了。做学问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需要虚静才能有兴会标举。人的欲望多了，心胸就狭窄，心术也容易不正，总想不停的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变得非常忙碌，甚至被别人所控制。欲望少的时候，人心就宽广平和，能够沉静下来，变得非常的清闲。心事多了则忧思忧惧，少了就能够体验到快乐。人的心气也是如此，做学问要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态度，看到同事取得了好的成果，要替他高兴；看到自己的同学比自己的职务发展得快，要由衷的高兴。因为他可能早走了一步，就要坚信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做学问的路子就像长跑一样，总是有的节奏快一点，有的节奏慢一些，把心态放得平和一些会更好。
医生和教师这两个行业是做不了假的。做医生，一服药开下去，三五天以后能不能见效，马上就验证出来了；做老师，到讲台上一讲，学生马上就能知道这个老师的学问有多深，思考问题的思路和视角是怎么样的。这些老师要想得到单位同事的承认，或者得到单位里面资历比较深的教授的承认，恐怕也是要抱着很谦虚的态度从头做起，从最基础的事情一点一点地去做。尤其是前几年，每上一门课一定要备好课，要从低的地方开始入手，要把心态归零。虽然可能以前研究过这个领域，但每一节课仍然要好好的准备，至少在课前要想一想课案，大到自己的知识提纲，小到一个结论、一个细节，哪怕引证的一条材料都要去思考。即便是这个课很熟，也要尽量把这些问题想得清楚一点。只有这样不断地积累，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把他能够上的课准备得很好，往精益求精的地步发展，才能够真正地站稳讲台。
四、态度庄重
袁行霈先生曾总结前辈学者的学问品格时说：他们有敬业的态度，对学问十分虔诚，一丝不苟；他们有博大的胸襟，不矜己长，不攻人短，不存门户之见；他们有清高的品德，潜心学问，坚持真理，堂堂正正。而我们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与那些先生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没有颠沛流离，没有国破家亡，无须逃难，无须饥寒。而我们却没有视学问为事业的精神，西南联大的瓦舍怎能和眼前的高楼相比？战火中的辗转无法与发黄的善本相提并论。他们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写出一篇篇奠定现代学科的论文，完成煌煌巨著，靠的既不是科研经费的多少，更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对学术持之以恒的坚持。当我们把自己没有成为一代学者的原因归咎于时代时，实际是在为自己的懈怠开脱。术业有专攻，学海无涯，学问没有穷尽时，科学没有止境，只有对学问抱着虔诚的态度，才能实事求是，才能不断自新，逐渐达到至境。
一个学者要想成长起来，谦虚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博采众长，兼善诸学的人，才能不断提高自己，在学术上左右逢源，最终超越师长，自成格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知识如水，学者如器，唯有卑下者方可聚成汪洋。做学生时要如此，做教师要如此，做教授时更要如此，任何人都无法穷尽一切学问。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新知识、新学问、新手段不断产生，稍有保守，便迅速落伍。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改变了传统的文献描述；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校雠和辑佚不再成为高深的学问。生长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是幸运的，我们能看到连孔子和司马迁都没有看到的甲骨文和简帛金石，这使我们有机会超越顾炎武、王夫之*和钱大昕**，更有机会超越处在动荡不安中的民国学人。如果我们心存疑虑，那就是我们对新学问的畏惧，对新研究方法的陌生。真正的学术研究，本无所谓师法家法，学术是靠兼容得以发展，学问是靠博览而成格局。要形成兼容并包的品格，要改变“文人相轻”的恶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让别人把话说完，再展开滔滔不绝的评论？
*王夫之（1619—1692），又称王船山。《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后，约历经十年所精心撰写的史论。
**钱大昕是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研究领域广博到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多方面。
有人羡慕大师都成名于现代学术建立的民国时期，他们一本专著就奠定一个学科，一篇论文就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而我们虽然著作等身，却赢不来尊重和承认——人文社会学科著作的价值，需要时间沉淀才能显示出来，当堂博得喝彩的是歌星而不是学者。真正的学问研究是孤独寂寞的，是要坐冷板凳的。太学是“带发头陀寺，无官御史台”，正道出了学者的清苦和责任。自古大学问家都有憔悴的过程，才有灯火阑珊的热闹。现在看那些声名赫赫的大师，有几个能像现在的学者那样，电视里谈天论地，杂志上说古道今，会议上高谈阔论，网络上评头论足，教室里指点江山——如此宣传，仍不能成名，那只能反思自己的学问和人品了。*
假如我们把费孝通、启功、张岱年、钟敬文、程千帆、张中行、季羡林、任继愈等先生们的故事集合起来，总会在字里行间读到他们在资料使用上的严谨，在论点发表时的谨慎，没有华而不实的高谈阔论，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读他们的论文，仿佛在思想的园林中游览，曲径通幽，错落有致；又仿佛与智者对话，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深奥的道理在浅显的白话中一览无余，杂乱的头绪在清晰的思路中井然有序。有个学生说有些论著，读时硬着头皮，读后直挠头皮，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他，不要以为让别人看不懂就才是真学问，别人看不懂说明你没写清楚，没写清楚实际是你没想清楚。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东侧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所谓“联大”，即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
一个大师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一代学人，他们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我们无法替代他们，但我们总要超越他们。学术是累积中发展，文明是在演化中进步，我们感叹大师离开的同时，更要相信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出现未来的大师，如果我们不是，那我们更要努力，使我们的学生中有人成为大师。我们何等幸运，有机会作为大师的学生，还有机会成为未来大师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