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邻铺的情形也差不多。他从南方的深山老林里来，一个像大元这样的伙伴对他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无论如何，像北京这样的巨大都市处处都是未知，而未知则意味着凶险。对未知的恐惧绝对需要一个像大元这样的来自城市的伙伴。
对彼此的需要连同命运的眷顾，让两个天南海北的男孩成为失而复得的终生朋友。他们居然在绝无可能的情形下找回了对方—须知那是在有着三百万男孩女孩的无边无际的北京的大街上啊。看到彼此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地拥抱住对方，两人都落泪了。
进了西直门，行进速度明显放慢了，而且时不时停下来。天不冷，又兼走远路，大元觉得热，身上的半大衣显得多余了。他的邻铺原本就没备厚衣服，走热了身子刚好让他神清气爽。两天以后大元和他的邻铺认识了林琪，如果早两天相识，半大衣就可以寄放在林琪家里，不至于丢了。住宿处人多且杂，白天出来，什么东西都随身带着。丢东西是家常便饭，不是昨天张三背包没了，就是今天李四茶碗丢了，谁都不把东西留在住处。
所有公共汽车、电车都停了，只有些不知好歹的卡车还想活动活动。结果它们常常给拦在路口等队伍，而队伍根本没有尾，最后只得卡车掉转头，乖乖地爬回车库。
交通规则素来要求人等车，可现在是车等人了，这一点也使大元的邻铺心情舒畅。可是队伍太慢了，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停下来。大元想起了馒头香肠，他一气干掉了一半，说不上是进了早餐还是午餐。他的邻铺有点舍不得，只吃掉了一个馒头。天亮多时了，无表阶级一员。
几天以后大元和林琪去了八宝山。大元的邻铺没有受到邀请，只能独自行动了。
山前那两大棵银杏树过分粗大，一棵树上竟有好几个老鸹窝，老鸹聒噪着，给这块亡灵憩息的墓地添加了额外的凄清。灵堂也冷，大元记住了林伯渠老爷爷和刘亚楼将军的骨灰盒是最精致的，他也想起了碧云寺的水晶石棺。
“林老是爸爸的老师，每年清明爸爸都带我到这里来祭林老。我已经熟悉这儿了。”
林琪低声说着，带着大元转过墓地。
“琪姐，它太粗了。”
“听说它可以活上千年，它和水杉是世界上最老的树种呢，你看它枝干一直朝前努力，而且它的叶子是扇形的，黄了仍然柔软。”
他们和另两个女学生试着抱了一下，四个人合抱不拢那棵粗的。走时大元捡了几片金黄的扇叶。
林琪轻轻喟叹了一声，“主席七十几岁了，咱们能够见上他老人家一面，得知足啊……”
回去以后，林琪送给大元一枚戴着军帽的毛主席像章，周围镂刻着精细的麦穗，像国徽周围那样的麦穗。大元自己排长队买的四枚都小，而且只是红地金像，并且没戴军帽。那还是亏了大元出来时多长了个心眼儿，介绍信上开四个人的名字才买到四枚呢。
路过天安门时已经是下午了。广场挤得要命，他们列着方队通过，结果方队挤得七零八落，大元披着的半大衣被挤掉了。他的邻铺比大元还要着急，努力想挤进压过来的人群抢出大元的半大衣。没有作用，继续逆潮流只会被踩成肉泥。
再说他和大元同样不愿放弃这千金一刻的时间。这样，大元的邻铺断定中间那位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他完全不在乎泪水在脸上肆意飞迸，大元也完全不在乎那件给百万人踩烂了的半新大衣。
一路上，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好多人都丢了鞋，可是没有人因此惋惜。当队伍在北京饭店前面经过时，好多好多的外国人挤在阳台上挥着各式各样的旗子，他们也在祝贺大元们。
走出很远了，大元的邻铺问他：“那些花里胡哨的旗子是他们各自的国旗吗？”
晚上很黑时才通车，大家回到铁道科学研究院又在食堂乱了好一阵，不知不觉就过了午夜。明天有时不知不觉就来了。
大元这时候想起他的邻铺。他已经躺下，蜷在毯子下面的身体就像只大虾，他睁着眼。
大元伸手摸他的额头，“天啊！你好热。”
“我冷得厉害，浑身都在发抖。天气预报说今天气温在零度以下，对了，昨天。”
“今天我吓坏了！忽然看不见你，我想这下完了，我怕我一个人根本没办法找回到这里。你看要不要我去找医生？”
大元的邻铺脸上露出一丝诡异，“找哪门子医生？我已经自己处理过了。”
“处理过了？你什么意思？”
“我自己带了药，我自己就是医生。”
“你是医生？”
“我跟医生学过。我带了我们山里的草药，已经用过了。”
“真的不要我去找医生了？”
“不用。我刚才听他们说，有人根本没参加集合排队，直接去天安门广场了，七点钟就到了，等到十一点半毛主席出来了。他压根就没随着队伍离开，独自抱着金水桥的栏杆，一直站到接见结束。后来他又跟着人群往天安门前挤，那时主席已经回去了。这家伙真有头脑！我太佩服他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步呢？”
“真可惜，你要是想到了，我们就可以几个小时一直盯着毛主席看！以后所有人都会羡慕我们。”
“半大衣丢了你不心疼吗？”
“我当时热得够戗，披着来的，要不也丢不了。我妈肯定会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身上冷，压我的毯子吧。我不困，还不想睡。再说天大概快亮了。”
“也好，你替我压好。说是明天还要接见。你听说了吗？”
“是今天。现在已经是二十六日了。”
“我忘了已经过了零点。”
“没听说有通知明天怎么样啊……”
今天大家太累，连续参加接见恐怕谁也吃不消。要是通知来了，明天还接见的话，大元和他的邻铺也许还会去。那块零公里石碑他俩终于没能找到。对于两个男孩来说，假如找到它，此行可算是尽美了。这虽然是唯一的，毕竟也是微不足道的遗憾。
以常识作三问
三问就是三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基本问题。实际上，这个文章的大方向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你都会有一个比较便捷的路径走进这个难题，从难题中走出也会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我第一是要做一个绪论，是三个问题以外的，也就是0部分。
二、革命
大元以自己的方式进入
大元终于摆脱了妈妈，平躺到这列直达列车的行李架上的时候，长长地嘘出一口气。现在是收敛好奇心的时刻，妈妈也许已经到了站台上，挨个车窗地寻找。
她甚至可能上车来的，她是个老铁路了，她有办法找到自己的儿子。可是他忍不住还是要俯下身子，朝车外张望。心跳没有平息下来，激动，紧张，奔跑。拥挤上车……心跳再没有平息下来，直到回家……
汽笛吼了，再吼，列车到底移动了。
忽然，“大元，大元！”
他上半身倒悬，得意地向妈妈挥挥手。
妈妈急得跺脚，整个站台一定响彻她跺脚的共鸣，因为他在车里，耳鼓还嗡嗡作响呢。
“大元，马上来信！马上！”
他大声应着。她跟着列车小跑着。
“上去！上去！小心掉下来！”
他一定很可笑，因为大家都在笑他。妈妈给闪在窗后，大方格的水门汀变成黢黑的带棱带角的碎石，然后是楼房，烟囱，红旗，写在墙壁上的大字块儿，以后就是树林，收割后的田野，落日和喧嚣。这是一列直达北京的红卫兵专列。他年龄还小，充其量也还是个准红卫兵，但他有介绍信、学生证，还有十二斤地方粮票。
唯一有一点遗憾，因为没有征得妈妈的同意，他上上下下六个口袋，没有……
用个成语吧，一文不名，或者不名一文。
他属小龙，最近刚刚满十三岁。
火车上不像外面那样肃杀。
“十月二十二日 晴“这是一个让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
他的一个红色硬纸面日记本里，煞有介事地记着这一天。火车里面还是夏天，热烈而火暴，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最少塞进二百个急于进京的红卫兵，不用列车员动员，每个三座席长椅都挤着最少四个少男少女，过道也站满了，行李架上和坐席下面也成了雅座。
故事开始得还要早。昨天，姐姐和长征队的战友们坐车回到家，说中央领导接见了她们。她们还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小将。姐姐说，毛主席最近可能第八次接见，据说是最后一次。姐姐说，北京……不，还要早，故事是从……
七月二十日，他从和平小学毕业了，九月一日上了初中，当时大串联早就开始了……
不，不不。似乎该从更早一点讲起，从批判“三家村”，从四清……唉，他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才好。
大元到了北京，并非整天在铁道科学研究院的院子里打转。但有一个前提，出门在外，没钱可不是件很惬意的事。比如北京城满街柿子，硕大金黄，只要两毛钱一斤，可是大元只能瞅着别人吃。正是下柿子的季节啊。于是他去了邮电局，那是住到北京城的第二天上午，主意是同行的李德胜出的。
“同志，我钱包被掏了……”
态度很逼真，一副沮丧样儿。就得如此。
“我是串联学生，家在东北……”
“你有什么事吗？”非常热情。
“我想，想……给家里打个长途电话。可以吗？”
等待判决吧！他终于轻松了。
“你等一下吧，我去问问。”
照实说肯定会被人笑话的。偷跑出来，家里不同意，结果没发津贴，到末了赖着脸皮求爷爷告奶奶，大元可受不了这份奚落。
“哎，领导说了你可以打个电报。”
“电报要好多钱吧？”大元嗫嚅不安地问道。
“长途电话要贵得多呢。照顾串联学生，电报每个字一分钱。按正常收费是三分五厘一个字。用不了多少钱的。”
那么就电报一次。
首先要报平安，不然家里会惦记的。再就是尽快寄钱来，有钱就什么都好办了。
“平安 速电汇款 铁道科学研究院B 栋35 号大元”就这样。
电汇谈何容易，可是钱总算寄来。
附言：“接钱后抓紧回家，不要耽搁。妈妈。”
他首先还了电报钱两角整，发报柜台上的叔叔已经换成了阿姨；阿姨夸他是个好孩子，守信用的孩子一定是好孩子。
出门又买了四个大柿子，他和李德胜一人两个饱餐一顿。
五元钱剩了四元五。妈妈小气。他已经到这里第五天了，第八次接见还没有消息，五元钱无论如何是少了点。
实在说，尽管有李德胜在门口为他助阵，推开邮电局大门的时候大元肯定心跳过速。他把诚实无欺奉为道德准则，他发现，偶尔扯一点小谎其实无伤大雅，它可以使生活来得方便，同时可在其中觅到一份乐趣。
没有钱并不是唯一的难堪，不是红卫兵才真叫大元下不来台，因为住宿处要填登记表。他们这个住室的负责人是军管小组王班长，他顶少有十八岁了，人高马大脸色通红，可以肯定是贫雇农出身，大元顶怕他。相比之下李德胜则从容多了，他是红卫兵，而且出身贫农根正苗红，填写各种身份表格对他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跟大家说个事。这张登记表需要每人填一张，要如实填，弄虚作假我们能够调查出来的。”
王班长难得这样严肃。
后来他找到大元。
“你不是红卫兵？”
“不是。我刚上中学就出来了。”
他为什么笑？他总是在笑，你若觉得他对你是信任的就好了，可他总是笑眯眯的。
“出身这栏你填的市贫？”
“……”
“你家到城市有几代了？”
“不太清楚，我知道我爷爷是个小职员。”
“太爷呢？”
大元摇头，事实上他知道，太爷是地主，爸爸填登记表时他偷看过。但那是偷看，爸爸没讲过。爸爸也没讲过爷爷，只告诉大元和明明在填出身时写市贫。
爷爷是某市政府的主任书记官，应该算是伪官吏，这也是偷看来的。爸爸是职工学校教师，也加入了红卫兵。
大元想，也许市贫算无产阶级吧。但他还是禁不住紧张。自己要是红卫兵就好了，王班长绝对不至于这样追问下去。假如大元知道另一件事，他就不会紧张了—农村孩子王班长根本不知道市贫为何物。
“爷爷早死了，解放前死的，连我妈妈都没看过他。我向毛主席保证。”
他觉得有必要这样补充，他不明白这是所谓的画蛇添脚，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在遍游北京名胜古迹之余，大元也还认真地搞了几次串联。串联对于他原就是个含混的概念，他既不是某一革命组织的联络员，又不是个起码的红卫兵小将，他所能理解的串联就是到大学里去看大字报，不过如此而已。但他是认真的，足足抄满了一个笔记本。反正人们都记得，当年的大字报内容堪称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信口开河天花乱坠，滑天下之大稽。
这个笔记本后来可是派了大用场，大元和另三个好友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几期油印战报，内容都取自这个本子。也就是说大元并非劳而无功，为抄大字报，他捏笔捏得手指头生疼，而且用了四五个半天呢。不过说老实话，当时抄写这些大字报都是李德胜的主意，不过李德胜的笔记本不如大元的漂亮。
大元只是跟在他后面照猫画虎而已。
大元记得，他当时也是热血沸腾。有这个笔记本为佐证，谁也不能说大元是藉大串联的机会凑热闹吧。
他们是带着渴望来的，他们带着满足归去。他们追寻真理也如愿以偿，另外他们确实大开眼界。这毕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严肃而且异常重要的一课。大元一直记着这一课，直到—
凯旋，儿子有时也是胜利者
秋天的最后一场大风一定既刻薄又歹毒，你看，站台蒙上那么厚的黄色灰尘，仿佛是一幢旧房子里四十五年不曾打扫过的角落，但是他仍然高兴得心里头发抖。
他回来了，他不是凯旋而归吗？
“凯旋”是一个字眼儿，一个词汇。
“凯旋”也是一种感受，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