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批以关中为基础的军事贵族集团，史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身为隋朝开国皇帝的隋文帝杨坚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坚秉承南北朝时代“篡乱相继”的风格，以权臣的身份登上皇位，那么自然会担心自己手下的这些同样是门阀贵族的大臣们是不是有一天同样会篡掉他的杨姓的皇位。而杨广得到皇帝这个宝座同样靠得是宫廷阴谋。靠着结交权臣杨素在最后时刻干掉了认清楚杨广真面目，想反水的老爹。
因此在杨广的心目中，所谓的小民百姓仅仅是一连串的符号罢了，虽然说圣贤书中屡屡有重视百姓的话语，但是在杨广这个目空一切的聪明人眼里这不过都是一些虚无飘渺的空话而已，可是权臣的威胁却让他如芒刺在背。再加上之前杨玄感的叛乱更坐实了杨广内心的恐惧，就让他更加不信任这些臣子。因此杨广觉得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尽快平定叛乱，而是怎么摆平手下这班不听话的大臣。这个主次一颠倒，问题就非常严重。虽然杨广和他老爹杨坚一样对门阀贵族非常地忌惮，但是二者的不同点是杨坚有足够的威望镇得住他手下的大臣，也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来摆平这类对帝国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杨广却什么都没有，他能杀掉一个两个反对他的出头椽子，但是他不可能杀掉所有反对他的大臣，在感觉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赞同他的政策之时，他害怕了，他感觉这个被众多关陇门阀贵族包围着的帝都长安不再安全。于是杨广又干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皇帝置国家的政治中心不顾，却流连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虽然当时的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城长安比起来依然差得太远。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国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乱了之前已经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个上层无力化，简直是变着法子走向国家毁灭的境地。不过如果站在杨广的立场换位思考下，我们会发现杨广下江都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杨广在隋文帝开皇八年为行军元帅，统辖九十路总管，雄兵五十一万八千渡江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统一全国。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陈朝之后，为了巩固对江南的统治，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扬州即江都。《剑桥中国史》中就盛赞杨广对当时中国江南的统一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比起长安，江都才是杨广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远比呆在贵族门阀林立的长安更能令杨广舒心。当然盗贼蜂起也是杨广最终下江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隋末的农民起义，北方比南方严重得多。杨广并不是一个白痴，相反他非常地聪明，苏威的那番关于盗贼越来越近的说法虽然让他非常生气，但是也确实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杨广身前有到处蜂起的盗贼，身后又有众多居心叵测的贵族门阀，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西方有一条著名的“墨菲法则”，大意为“一件事只要有可能会变得糟糕，那就一定会变糟糕。”站在杨广的立场上他做的一切都符合逻辑，但是最后的结果表明他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最糟糕的。在江都他固然可以摆脱关中的那些势力强大的贵族门阀，也可以远离越来越多的“盗贼”，但是同样的他也失去了对帝国北部的实际控制。在前朝北周的苦心经营后，关中大地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点地区，有着整个帝国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杨广离开了长安就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关中的支配权。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秦汉以降莫不如此，觊觎这块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杨广在远离了危险的同时也同样远离了自己的根本，最终与整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
在中国的下层劳动人民在一贯的宣传中，总是被塑造成逆来顺受的形象，好像全世界当中就中国人是最不容易反抗的民族一样。可是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光环最适合的对象其实并非中国人，放到我们的邻居印度人头上倒是出奇地合适。如果说评选最具反抗精神的民族，农民起义无论是规模还是次数均为世界之冠的中国人倒是有力的竞争者。在中国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可无论是在大臣还是在底层的老百姓心中从来就不具有什么神性，倒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这类的话层出不穷。既然皇帝丝毫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那么下面的也只能“拼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造反这玩艺也算一个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带头大哥很重要，一般这类人可不是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能干的，要想当带头大哥首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一呼百应”，没有一帮“小弟”在身边壮声势，人家不但不会跟着造反，八成还会认为这家伙是神经病。因此无论造反的领头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起码号召或者煽动的能力不能差，否则不但造不了反，还很有可能被人扭送官府砍去脑壳。隋末的造反第一人王薄就是一个非常有煽动力的人。他写的那首《无向辽东浪死歌》虽然在文学上并无太大的价值，但是其煽动性却是非同一般地强。他在诗中描述了落草为寇之后那大块吃肉的自由生活，并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隋炀帝的伐辽政策，诗中最后一句“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简直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王薄的登高一呼，整个隋末随即进入了一个“大反贼时代”，各路反王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
皇帝的倒行逆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大动乱，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民被各种“带头大哥”领导起来反抗，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崩溃。人民勇于反抗暴政自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是不是只要起来反抗朝廷就一定是正义的呢？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所有的中国史书里面，农民起义往往被称为“贼”或者“匪”，按照以往的阶级论来看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诬蔑，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大多数的农民起义最终都会变成盗匪，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良好的组织，因此只能靠抢劫维持自己的组织不会崩溃，但是这类起义军往往都是乌合之众，无法与训练有素的政府军和贵族地主的私兵对抗，要吃饭只能抢劫没有保护的阶级兄弟，于是被抢劫一空的农民们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不是变成流民就是被这些盗匪裹胁，所以我们在隋末经常看到很多农民起义军在被政府军打败之后很快就又能聚集起一支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队伍，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成为流民的那部分，饿死往往是他们的最终结局。隋朝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曾达六千万以上，等隋末丧乱后李唐收拾了烂摊子，重新建立皇朝，此时全国的人口仅仅只有一千余万，人口损失近七成。换句话说从大业九年王薄造反开始算，到大唐开国，短短十来年的时间，每十个人就有七个人在战乱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亡或流亡，这就是人民起来反抗暴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什么时候暴力革命永远是一柄双刃剑，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随之消逝。
对隋末大乱，后世编撰的评书小说立面曾有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些造反势力的数量，那就是“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其实不论隋帝国原本的贵族、将领，单单是农民起义军的数量就达一百三四十支，参加起义军的总人数在四五百万人以上，这些隋末的精英们在中原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传奇，为一个大帝国的崛起拉开了序幕。
瓦岗寨
在《隋唐评书》或者是《说唐》当中，瓦岗寨(今滑县南)，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地方，最主要的英雄豪杰都出身在这个地方，比如书中的主角义气无双的秦琼秦二哥、神算无双的徐茂功，还有混世魔王程咬金等等。在真实的历史上，瓦岗寨中的重要首领在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论名臣有魏征，论名将有初唐二李之一的李世绩（李世绩本名徐世绩，投降唐朝后赐姓为李，之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名为李绩，为全文姓名上的统一，因此统称为李世绩），论勇将有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但其实在瓦岗寨发展的初期，也不过就是一支非常普通的农民起义军而已。他从籍籍无名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可以逐鹿中原的大势力，其中的过程可以说是极尽曲折。
瓦岗寨刚刚创建的时候首领叫翟让，他是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做过东郡（治白马，今河南滑县）法曹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司法局局长，犯了法要被杀头，结果当时有个狱吏叫黄君汉觉得这人非常骁勇，是个人才，于是晚上偷偷地跑到狱中跟翟让说：“翟法司，世事难料，怎么能在监狱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说：“我翟让，现在如同关在圈里的猪一般，生死就看黄曹主的了。
”黄君汉当即给翟让打开枷锁，翟让边哭边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得以幸免，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黄君汉发怒道：“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黎民百姓，所以才冒死来解救你，你怎么却象儿女子弟一样以涕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就努力设法逃脱吧，不要管我了！”这番对白按照现在的网络流行写法就是翟让的“王八”（王霸）之气让黄君汉认为此人乃是大大地豪杰，于是在一番互相谦让吹捧之后黄君汉就把翟让给放了。其实历史哪有这么简单，从之后翟让的作为来看，黄君汉吹捧翟让的那些话压根就不靠谱，几乎可以说是胡说八道，那么为啥黄君汉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私自放走翟让呢？我们知道翟让是法曹，分管司法公安这块。而黄君汉则恰恰是狱吏，如果翟让不犯事，其实是黄君汉的上司。翟让虽然谋略兵法都非常一般，但却是个厚道人，对属下很不错，黄君汉可能平时就受翟让的恩惠不少，因此才甘冒风险义气为先，私放了翟让。不过历史是很有趣的，别看这个黄君汉此时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狱吏，以后的命运可要比翟让强得多，最终他坐到了夔州都督、虢国公的高位，是日后唐帝国平定南方的得力干将之一。所以说“人品决定命运”这句话虽然并不全对，但是对某些人还是非常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