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唐军在辽东、百济等地频繁战斗的同时，对朝鲜半岛有极大野心的日本开始渐渐浮出水面。相对于高丽，新罗，百济这三国来说在海峡另一边的日本一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在日本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联合政权，史称大和政权，从三世纪后半叶起，这个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到四世纪的前半期，它不仅统治了北九州岛，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关东地方。到了公元四世纪中叶，大和政权的势力终于侵入了朝鲜半岛的南端，大和政权出兵征服了当时新罗的弁韩之地（庆尚南道），建立任那地方，设“日本府”统治之。
此时新兴的大和政权的实力相对于朝鲜半岛南端的新罗和百济来说是强大的，并且此时的大和政权正处于奴隶社会，因此朝鲜半岛南端就被大和政权视为殖民地，大和政权不断地从朝鲜半岛掠夺大量的技术人员和劳动者（奴隶），并且在朝鲜半岛南侧进行大规模的铁矿开采。对于大和的侵入新罗和百济无力抵抗，对此百济采取了对大和臣服的态度，正式成为大和的属国，企图借助大和的势力对抗北方强邻高丽国，侵吞新罗国。与百济相对的是新罗联合了高丽与大和进行对抗，对大和的入侵势力作出了坚决的抵抗。大和的数次侵攻也在高丽的广开土王（亦称好太王）的率领下被击败，“倭寇”这个词也从此被发明出来。不过大和虽然北侵失败但是实力依然不容小窥，大和在朝鲜南端的势力也破坏了当时高丽统一朝鲜半岛的进程。
在日本势力侵入朝鲜之后，日本国内也在谋求对朝鲜统治政治上的合法性，而当时东亚的唯一国际准则便是中国的官方认可，因此在日本在朝鲜半岛上势力达到鼎盛的“五王时代”，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南朝要求对朝鲜统治权力的册封，可是均没有达到日本预期的目的，南朝虽然对于东北亚鞭长莫及，但是也没有将百济的统治权拱手划给日本。
到了公元五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国力衰退，随之而来的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力下降。公元476年，高丽占领了百济的首都，而把百济作为属国的大王政府不能挽救百济的危急。新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倭国不难对付，乃侵入倭国的根据地任那。任那的一些豪族也起来反抗倭国。百济也有百济的想法，企图用任那补偿它在北方因高丽侵入而丢失的领土，向倭国（大王朝廷）提出割让任那的要求。大王朝廷最后不得不于公元512年把四个县割给百济。在六世纪，大王朝廷为了挽回势力，曾几次远征朝鲜，但均未成功。到公元562年，设在任那的日本府终于垮台，被新罗所灭。对朝鲜的无力化在日本激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变乱，后来上台的圣德太子进行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改革，并在公元600年为了恢复任那府派兵一万征伐新罗，战争虽然胜利，但是却没有取得多少实际利益。两年后又发兵两万五千人企图再征朝鲜，可是中途失败。此时日本国在朝鲜的势力已经是昨日黄花，风光不再了。
日本当然不会就这样死心，军事力量不足那只有政治力量来弥补，于是日本搞了一个平等外交的把戏，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这封国书在中日关系史上面非常著名，其实这封国书的内容很普通，不过是要派人学习佛法，可是在互相的称呼方面却用了“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这封国书一般认为是日本第一次表现了要和中国展开对等外交，力图克服倭“五王时代”接受中国册封的姿态。就当时的东北亚政治局势来看，日本方面这样做是有两种考虑，首先是企图借助这种平等外交来向新罗示威，让新罗对日本也能毕恭毕敬。其次在日本看来，周边的新罗，百济都是其下的朝贡国，所以当然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就不可能继续接受如同新罗，百济一般的册封。
可是这种企图对于隋朝而言显然不可能被接受，历史上的中国向来都是唯我独尊四夷朝拜，一个统一的中央帝国如果承认了与另外一个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平等的，那这个国家的身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强大的敌国，中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敌国，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样的对等关系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日本想达到这种程度的关系在当时显然不可能，因此日本当时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举动当时就被炀帝直斥为无礼。
要知道在古代无礼这个评价可不像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内臣如果无礼可以直接刑杀，外臣（属国）无礼的话下场严重点的就是被灭国了，隋文帝击突厥，隋炀帝征高丽，唐太宗平突厥，灭高昌，高仙芝灭石国，罪名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藩臣礼，以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日本因为这封国书遭到征讨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是当时隋朝和高丽之间关系的紧张使得此事仅仅是炀帝不悦而已，而且依然在次年遣裴世清回访日本，就是为了不让与日本的关系影响到对高丽的战争行动。日本这一次的平等外交行动在历史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就当时而言是彻底的失败了，因为隋朝回派的使者所递交的国书当中依然将日本看作朝贡的属国，身份地位根本没有发生一点变化。
日本的企图虽然破产了，但是对朝鲜半岛的野心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野心（在本人看来简直可以称之为怨念）甚至一直延续到了千年之后。就当时而言，隋帝国收复高丽的行动虽然失败，但是新兴起来的唐帝国以更强大的实力延续了隋帝国的意志，当然绝对不允许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染指。而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又不能正确地自我约束，这样的情况下中日的第一战已经不可避免。
日落白江
围攻平壤的唐军撤退之后，在百济的唐军几到了坐困愁城的地步，所控制的地方几乎仅仅剩下了一座泗沘城，完全达不到原本的以百济为基地对高丽实施两面夹击的目的，而且处境困难，很有可能全军覆没。面对如此情况，当时唐高宗下诏，让驻守百济的唐军入新罗，如果新罗王要求，则留下帮助新罗，如果不需要，就乘船回国。此时唐军的兵力是刘仁愿的万余人，加上新罗的七千留军，再有刘仁轨带来的王文度的数千余军，总体数量不过是两万多。兵力可称微薄，形势也不好，所以众将也都希望回国。
可是刘仁轨却和众人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如果进了新罗，就凭这一万多的唐军，必将为人所制，到时候能不能回国就不是唐军说得算了。另外泗沘城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状态，新罗的通道已经被切断，一旦出城，会有什么状况发生更是不好说。还有攻灭百济并不是需要百济的土地，而是为了完成攻灭高丽的最终目标，一旦放弃泗沘城，那么百济基本可以说复国成功，唐军的战略计划将完全破产，所以绝不能撤出泗沘城，不但不能撤，而且还要主动出击，趁着百济上下都认为唐军要西归而松懈的时候，突袭百济复国军的城池，打几个胜仗，将士卒的士气调动起来，再向国内请求援兵。最后鬼室福信之前杀道琛的举动意味着百济复国军中并不是铁板一块，只要唐军坚持下去，敌人必然会内讧，到时候就是唐军全面平定百济的机会。
所谓人老成精这句话一点都没有说错，刘仁轨以他几十年的官场经验，把当时的形势看得极其透彻，不论新罗的小九九，还是百济复国军中的内部矛盾以及心态，再或是朝廷的战略半岛的局势，甚至是士卒的心理，无不洞悉。于是在当时唐军的最高领导人刘仁愿的坚决支持下，唐军不但没有撤退，反而趁其不备，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七月，大举突袭，相继攻克克罗城（今韩国怀德）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歼敌及俘获甚众。福信等退守真岘城（今韩国大田），凭借该城临江高险，又当冲要，严兵守卫。仁轨引新罗之兵，乘夜逼近城边，领众人攀草而登，天亮前从敌人没有想到的地方攻入城池，成功地占领了此城，唐军因此终于打通了通往新罗的运粮道路，唐军自此再不是孤军，形势转眼间发生了变化。刘仁愿遣使归国报捷，又奏请增兵。高宗诏发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今属山东）、莱、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诸州兵七千人，以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主将，增援百济。
而丢失了真岘城的百济复国军的内部果不出刘仁轨所料，矛盾越来越大，扶余丰依仗背后有日本撑腰，并不甘心回国只能做一个傀儡国王，而军中鬼室福信专权，迎回扶余丰不过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绝不想扶余丰掌握实权。因此这两派矛盾越来越大，双方都在暗中策划，要置对方于死地。后来鬼室福信以退为进，装病不出，企图在扶余丰前来探病的时候一举将他擒杀。可是扶余丰事前得到消息，因此将计就计，调集亲信，掩杀鬼室福信，一场大火并下来，最后的胜利者是扶余丰。就我们事后分析，当时实力占优势的无疑是鬼室福信，可是他对扶余丰太过掉以轻心，以为他在日本数十年，国内并没有自己的根基，因此全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可是就在鬼室福信杀掉道琛的时候，那些支持道琛的部下肯定有不少人对鬼室福信心生不满，扶余丰无疑很好的团结了这部分人。而扶余丰回国之时，不但有陪同护送的五千日本军，另外还有后来为了扶余丰夺权的万余援军，袭杀福信之时这批日本军必定就是冲锋在前的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