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之前，我曾致电阁下，抗议雷震被捕之不当。我如此做，是希望由于他之迅即获释，而能平息美国方面对于一个受人尊敬之发行人被指控虚构之罪嫌，而引起之愤慨。雷震之释放已拖延甚久，目前我经考虑过之意见以为（电文不明）始能恢复政府已经低落之声誉。……无论阁下之部属如何作相反报告，但美国舆论界认为雷震之被捕是一种不顾后果的举动，如《纽约时报》及《时代杂志》之社论所反映者。假使对雷震之指控具有任何正确性（或合法性），则不会隐忍了三年，而在他宣布要组织一反对党以备向国民党之一党统治挑战之后才予公布。阁下似乎忽视世界各地对于雷震案的不平所作的抗议，关于此事阁下至少是始终赞同的。（电文不明）在处理国家军事、财政、外交事务方面，阁下已铸成几乎难以令人置信之错误，而不屑接受有关国家或民众福利任何建设性的建议。……（下略）
张君劢的态度较之胡适先生更为坚决，他大声呼吁台湾当局“迅速释放雷震”，而不仅仅是将“雷震案”移交地方法院受理。在这位宪法专家看来，雷震根本就是无罪的，何有移交之说？9月9日，左舜生、李璜、黄宇人等人以雷震老朋友的身份，在香港格兰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左舜生在会上说：“有一部神圣的宪法，关于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以及人权保障，均有详细的规定，现在公然有这一种极端严重的不法事实出现，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要使所有人完全明了这一事件构成的真相，同时，我们也要使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国际友人，对这一事件的发展，能有完全正确的认识；必要时，我们准备向国际有关人权保障与新闻自由的机构提出我们的控诉。
” 10月5日，左舜生、李璜、许冠三、黄宇人等十五人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当局此等迫害言论出版自由及蹂躏人权的不法行为，实为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三、第九、第十一及第十九各条款的公然蔑视，倘不及时予以制止、则人权宣言必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不过，左舜生等人对此案前景并不乐观，凭藉他们与蒋介石打过数十年交道的经验，深知这次蒋介石绝不会轻易罢手。当有记者问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雷震会不会被释放时，左舜生坦言“恐怕不容易”，但舆论若能继续下去，当能生效力。记者又问当局会不会枪毙雷震时，左舜生对这个问题不愿深想，只是表示：雷震无罪，当不致被枪毙，除非当局不顾一切，如果这样，后果不堪设想。李璜后来也透露：雷震先生被案所累时，他与张君劢、左舜生等人曾致电张群转呈蒋介石，请其“能长远着眼，审慎处理，不料蒋介石却说：‘三位是老朋友，若造反另当别论，但雷做我的官，就是我的部下，怎可造反？’”
三位编委的“共同声明”
虽然人们并不知道在“雷震案”背后有着隐微复杂的政治因素，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一个“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自由中国》半月刊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好友宋文明在报上看到所谓“白皮书”之后，深感纯系政治上的一种构陷。为了减轻雷震的“罪名”， 9月27日，三人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青年党籍的《民主潮》半月刊社社长朱文伯也于10月6日在《公论报》上发表《我曾“煽动本省人民背离政府”吗？》一文，因为朱文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过《为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再说几句话》一文，被当局指为《自由中国》在“煽动本省人民背离政府”；台湾省议员、新党人士郭雨新也曾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过一篇题为《民选省长此其时矣》的文章，也被当局指为《自由中国》在“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的感情”，郭雨新于10月18日在《公论报》上发表《主张省长民选也犯禁吗？》一文，针对当局对雷震及《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诬蔑和指控，作出强有力的反击。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读书人一向是重视‘文责自负’的观念的，而在轰动如雷案的现况下，这几位写文章的人，敢于不避任何可能的困扰与不利，挺身出来为自己的文章辩护，同时，也表示愿意为雷震分担一部分文字叛乱的罪责，这适足以说明读书人对知识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道德勇气。有人认为，如果再稍深刻一点观察，则几位耍笔杆的文人，在事实上已经使雷案初审判决责令雷震一人独负文责的基础，发生了问题。同时，他们的这几篇文章，也很有希望替雷震在复判时获得减刑铺下了某种程度的可能途径。” 殷海光等人的文章虽然未能直接影响当局对雷震的最后审判，但这些文字却勾勒出在“雷震案”中一代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铮铮风骨，尤其是殷海光等人这篇“共同声明”，紧扣“书生论政”和“言论自由”这一主题，让时人敬佩不已：
举世惊震的雷震先生等人“涉嫌叛乱”疑案，终于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经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起诉了。这一起诉书有涉及《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地方。那些地方在“基本精义”上，与紧接着雷震先生等人被捕后经官方散发但旋即收回的“白皮书”之“基本精义”，若合符节。这样看来，警备总部认为雷震先生“涉嫌叛乱”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言论，有互为表里的关联。警备总部的这一表示，十分值得全自由世界关心言论自由的人士注意，更值得我们为那些言论而执笔的人注意。
我们都是读书人。我们没有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兴趣。被指控的那些文字，除了读者投书以外，大都是我们撰写的。我们写那些文字，只是书生论政。我们来到台湾，正和所有纯正知识分子一样，只有一个大的目标，那便是……救国。在这一个大的目标之下，十几年来，我们奋笔直书，……无一不是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读者负责。我们坚守着“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我们读了警备总部的雷案起诉书，和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获知我们这些言论竟被认为是“违法言论”，因而是雷震“叛乱罪嫌”的一个构成层面。这真使我们惶惑万分！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然而，不幸得很，我们细读警备总部起诉书中有关《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的部分，和那本一现即隐的“白皮书”，我们发现其中尽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张冠李戴，和改头换面之词。这一编织的结果，与我们的文章原义完全不符。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这篇“共同声明”的最初动议，是宋文明与夏道平等人在编委戴杜衡家中形成的。当时，戴杜衡满口答应参加签名，后来没有参加。据宋文明回忆：“当我们从他那里加到《自由中国》社不久，他就来电话说不参加了。他事后对这件事情，一直感到内疚，甚至在他弥留之际，仍为此深悔不已。我想他在当时，一定是听了他夫人的话，女人家怕事，遂铸成终生之憾。” “雷震案”后，殷海光心情十分痛楚。他的名字本来也在被捕的黑名单上，只是警总在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 。这一段时间内，即便在一些非常有限的场合下，殷海光也很少说话，默默地把对专制统治的愤怒和无奈埋在沉重的心头。
聂华苓后来回忆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想到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表示愿对《自由中国》出问题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文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我们也听说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我和母亲为他捏一把汗。一直到十一月胡适由美返台前夕，《自由中国》劫后余生的几位编辑委员才见面。……大家见面，真是欲哭无泪、沉痛、绝望——不仅为雷震，也为中华民族的前途。” 几年之后，殷海光被迫离开台湾大学。他在《我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一文中说：“十八年来，从中国大地逃到台湾岛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被摧残得所余无几了。我这样的一二人之被清除，乃是‘事有毕至’的。问题只在等待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