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9日，胡适赴美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在离开台北前，他曾对媒体表示，此次会议结束后，将回纽约料理一些私事（将自己的一个小型图书馆搬回台北。作者注），预定在九月返回台北。9月4日，“雷震案”突然爆发，胡适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始人之一，且担任三年之久的发行人之职，近几年来一直在鼓吹组建一个合法的反对党，因而此间一般关注此案的台湾知识分子，很想知道胡适对此案的态度。案发当天早晨，胡适就在“大使馆看见沈外长的长电报了”（另有陈诚的电报，作者注），沈外长，即沈昌焕。沈昌焕在电报中对胡适说：“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此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胡适见了这封电报后，称“不敢不说话，还打了两个电报……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电报是回复陈诚的，而在给陈雪屏的信中，胡适针对“沈外长”所谓政府“深知”此案不良反响之说，坦言道：“政府决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说。”
9月7日，胡适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雷震是一个爱国的人”，雷先生涉嫌叛乱被捕一事“极不寻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胡适希望“雷震案”能交由普通法院来审理，而不是由军事法庭来独办。此间，台湾某些报刊已公开发表若干攻击胡适的言论与文章，有人甚至认为一个“围剿胡适”的运动正在悄然开始。更有人传言，胡适已决定不返回台北，将在美国观察一个时期，看当局究竟如何处理“雷震案”，如果雷震获释，他即返回台北，否则将留在美国不再回去。鉴于当时各种传闻甚嚣尘上，一位自台湾赴美、与胡适早已熟识的记者特意赶到纽约去看望胡适，她就是《公论报》几年前派往美国深造的记者李曼诺小姐。9月21日下午五时许，胡适在纽约的公寓抱病接受了李小姐的专访，李曼诺这时发现胡适与在台北时相比清瘦多了，她想“胡先生的消瘦不是没有原因的”。李曼诺的《胡适博士谈雷案》一稿于9月24日付邮寄回台北，于10月15日在《公论报》上刊出，李曼诺自“雷震案”后成为采访胡适的第一位台湾记者。
胡适对李曼诺说：“政府对雷案的处置，就像我对‘美联社’记者所说的那样，如能交由司法机关慎重处理是最公平的”。在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一点上，“雷先生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为了维持《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精神，他不仅呕尽心血，还曾不惜当卖过私人的财物，目的不过是要争得言论自由”。面对有人认为《自由中国》的言论过激这一问题，胡适表示：“言论过激与否，各人的观点是不同的。举一件最明显的例子来说，美国的《圣路易报》的社论对雷先生的案件有一段批评中，提到这么两句话：‘美国总统竞选中，两党人互相批评的言词，不知要较雷震所主办的《自由中国》激烈多少倍。然而事情发生在台湾情形就不同得多。”胡适起身取来一份《圣路易报》，将原文给李曼诺看，又说：“……事实上，我个人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激烈的地方。雷先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做，……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谈及胡适的归期时，胡适表示自己一定是要回去的，只因原来为自己治病的老牙医去世，现已另换一位牙医，要等第一次诊断有了明确结果之后，才能决定最后启程的日子……说到这里，胡适对李曼诺小姐解释说：“有时候两件事情本来毫无关系，也许凑巧碰在一起，别人就会硬用自己的想象力去使这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发生关系，譬如我出国、回国与雷案本来就不相干的，现在却像有了连带关系……”李曼诺与胡适自然也谈到了组建反对党一事。胡适说：“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胡适始终认为不宜称反对党为好，作者注）需要更加慎重将事，尤其是许多人赞成我来组织这个党，我是没有这份兴趣的。我要弄政治，可能等到七十岁也许会试试。目前我的精力还希望把自己的中国思想史及中国文学史好好完成就够了……”辞别胡适，李曼诺坐在出租车上一直思忖着刚才所见到的胡适先生，面对秋阳西下纽约灿烂多姿的黄昏，发出无限感慨，她写道：“……与当年第一次自美国回台湾的胡先生两相比较一下，显然有很多改变，我追寻不出使他‘改变’的真正原因，难道正是在‘翻天覆地’的时局下一个老年人自然发展现象吗？”
实际上，在反对党这个问题上，胡适一直是支持雷震等人的。雷震出狱后有过一段重要的回忆：
胡适先生于民国四十七年就任中央研究院长，我经常至南港他那里坐坐，有时去是为了听他演讲，有时为了《自由中国》社的事情。如无他人在座时，他经常称赞剀末尔的了不得，土耳其因此民主而又繁荣了，今天则是站在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因此，我就劝他出来组党，和当年他与蒋廷黻组织中国自由党一样，他只做党魁，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担任秘书长名义。胡适说，他今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他却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他可在旁边赞助。于是谈过好多次，他的学生——青年党领袖时任立法委员的夏涛声有好几次也在场。最后，他说可做我们的党员，召开成立大会和党员大会时，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要我们出来组织。
我们说：“恐怕党未组成，而人已坐牢了。”胡适先生答着说：“国民党已把大陆丢掉了，今日总该有点进步吧！”我们齐声答复说：“今日地盘小了，可能握得更紧吧！”……关于新党名称，我们仍主张用“中国自由党”，胡适说那个倒霉的名字不必再用，我们今日组党是为改善选举，是争民主，就叫“中国民主党”好了。尽管胡适先生这样勉励，我还是不敢出来组党，因为主办这几年《自由中国》半月刊，为了印刷所之事，使我苦头吃足了……有一天，我和夏涛声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适先生专谈筹组反对党问题，胡适先生劝我们不要徘徊瞻顾，须拿出勇气来，并留我们吃晚饭。他说因心脏病已经戒酒了，今日预祝新党之成功，特在吃饭时拿出白兰地来，敬了我们两人各一杯，他自己也陪了半杯。
以雷震的上述回忆，李曼诺小姐当年寻思不出胡适先生有所“改变”的真正原因，就可得到一些较为合理的解释了。用雷震的话来说，“胡适先生希望组织新党之切”的心情是真实的，只是他本人不愿抛头露面而已。
张君劢、左舜生等人的抗议
这里要说到民社党主席张君劢及左舜生、李璜等人了，这些人都是雷震任国民参政会及政协秘书长时的老朋友，先后在中国政坛的不同时期发挥过相当大的影响，他们对雷震的被捕自然不会坐视不问。张君劢是《中华民国宪法》起草人之一，左舜生以在野党身份曾于抗战时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一职。上世纪五十年代，左舜生在香港就对青年党常委夏涛声说过：“青、民两党已被国民党渗透分化而整垮了，不能发生在野党的作用，我希望你们赶快组成一个新党，我将来一定参加。民主政治如无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政治上一定在腐化。”
9月4日，雷震被捕后，张君劢即从美国旧金山致电蒋介石，抗议台湾当局这一违法行径。9月19日，张君劢再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释放雷震。正如前文所说，电文抄本发表在9月25日的台湾《公论报》上，迫于形势之压，未能全文刊登，只发表了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