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震进入新式小学堂之前，其父雷锦贵某一天猝然病倒，致使这个家立即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雷震清楚地记得，这是一个阴历腊月初三晌午之后，父亲自长兴县城交纳完皇粮国课的“糟米”带病踉跄回到家中，就一直卧床不起。当时，雷震与胞兄用邦正在山上抓柴叶。母亲陈氏以为雷锦贵马上就要断气了，急忙差人至后山寻找。母亲再三叮嘱兄弟二人死守在父亲的病榻之旁，一步也不许离开，以尽子责。这时雷锦贵已神志不清，“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满口胡言乱语，有时大呼大叫，时时要起床向外奔跑，好像有人在外面招呼他似的……” 附近的本家人闻讯赶来，里里外外挤满了人。屋内还烧着一盆炭火，人多闭塞，空气极为燥热。众人见雷锦贵呓语不止，于是七嘴八舌，进而铁口直断，说雷锦贵在外面肯定遇上了什么“孤魂野鬼”，或被云游的“妖魔鬼怪”缠上发身，以致鬼迷心窍，才如此言语失常的。这些人不停地嚷着让陈氏焚化纸钱，叩头祷告，求神拜符，称只有这样，才能使附身于雷锦贵体内的“魔鬼”尽快离去。六神无主的陈氏只好照办，遂出门呼天喊地，指名唤鬼，但终无效验。至傍晚时分，雷锦贵的热度更高了，双眼紧闭，呼吸短促，口吐白沫，呓语益甚，延请的“郎中”又迟迟未到，众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陈氏急得泪如雨下，这时有亲友说应当预备后事了，以免措手不及……
实际上，这一天雷锦贵并没有离去，而是整整折腾了三个月又十六天，终于在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九日黄昏之际才撒手人间，终年五十三岁。雷锦贵究竟得的是什么病，至死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母亲陈氏除未请西医前来断病之外，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中医，无不一一请到。令少年雷震大惑不解的是，这些个郎中大都不能确诊，不是说什么“温症着风”之类，或者就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且诊费之昂贵，常常让人缄口结舌，仅出诊一趟，非二三十元光洋不可，还要有大鱼大肉供奉。这些人大模大样，架子十足。每当陈氏问及病症时，总是吞吞吐吐，期期艾艾，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陈氏这时心里知道，自己的丈夫已来日无多了……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雷锦贵依赖自己魁梧结实的体格，维系着日见衰败的最后生命。在雷震的记忆中，父亲除患有严重的鼻炎之外，平日里很少生病，像这一次重病卧床不起则从来没有过。三个多月的病疾折磨，几乎耗尽了雷锦贵所有的体能，他很想在这个时候能吃上一碗鸡汤或鱼肉什么的，陈氏却严格遵守那班郎中的医嘱，每天只熬上一些稀饭或米汤，并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要能忍耐这一切，等病愈之后再吃。
据雷震后来回忆，“父亲是由于营养不足而渐渐瘦弱下去的”，再加上一次又一次道士、巫祝五花八门的捉妖降魔法术，扰得病中的父亲始终不得安宁，“只要有人建议某某巫祝或某某道士法术高明，捉妖手到擒拿，即刻派人邀请其来家行法如仪。因此，道士和巫祝，此去彼来，很少间断，锣鼓喧天，号角震瓦，好人可能被吵得生病了，何况病人更需要安静休养呢？” 母亲陈氏一生笃信佛教，内心很讨厌这些道士、巫祝或三姑六婆，然无奈中又寻思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照着众人的建议去做，以免日后遭至族人的说三道四。有一次，道士、巫祝将米糠在锅中炒焦后，洒在一个火把上四处驱鬼。炒焦的米糠，洒在火把上火焰乱冲，雷震见了有点害怕，他实在是担心这样弄不好会把房子给烧了。开始时，雷震还颇感好奇，可看得久了，老是这一套，心中十分厌恶。
父亲雷锦贵之死，使雷震从小就对中医抱有很深的成见。他始终认为父亲之死完全是误于那班“胡言乱语”的郎中，“我敢斗胆地说，那些中医没有一个是对症下药的，因为他根本不知是患了什么病，也许中医看病就是‘不求甚解’的办法。……中医遇到病人求诊时，从来没有说过，此病非待专门而拒绝诊治的。他们总是摸脉后开上一个不好不坏的方子，让病人自己去受折磨吧！这并不完全是中医医德之坏，而是中医的治法，根本是一个‘一品锅’、‘大杂烩’的办法啊！” 。另有一件事，亦让雷震始终耿耿于怀。即抗战初期，重庆“国医馆”馆长、著名中医焦易堂 先生有一天突发高烧，口中呓语不止，呼吸困难，其病状与当年父亲雷锦贵极为相象。
当时重庆所有的名中医都主动前来会诊，竟无一人能断出真正的病因，于是只好私下合拟一方，声称让焦先生吃了再说……幸亏这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路过这里，见状后，立即差人将焦先生即送至歌乐山中央医院，经验血确诊后，不过是患了“恶性疟疾”而已，打了几针之后便痊愈了。此事让雷震一直觉得“中医的理论和治疗的方法，实在是太落伍了……而中国人生病，误于中医者，又岂止我父亲一人而已”。
在他看来，父亲雷锦贵如果当年能够“试身西医”，或前往湖州一家教会开办的“福音医院”就诊，凭藉自身强壮之体魄，绝不至于如此早逝。当时雷震才十二岁，根本无法左右当时的一切，留给他的只能是对中医的一种轻蔑和反感。这位浙江豫籍移民之子的“固执己见”，实际上暗含着他对父亲的一种强烈情感，也是其终生无法忘怀的另一种表达。
这一年，陈氏三十四岁，身边除雷震三兄弟外，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
就在雷锦贵出殡（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当天下午，雷震同父异母的二哥雷用书出人意料地来到陈氏家中，大吵大闹，声称自己也是雷锦贵的儿子，应当按比例分得生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并要陈氏立马把田地契纸拿出来，否则绝不罢休。陈氏未曾料到其夫雷锦贵尸骨未寒，亲生骨肉竟昧着良心打上门来。
她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出言怒斥其“糊涂荒唐”。雷用书泼皮无赖，当堂反目，乱打乱跳，执意要与陈氏算账拼命，全然不顾自己是一个有家室之人。早在陈氏来雷家之前，雷用书实际上已过继给雷震二伯父为嗣子。当时二伯父经营有方，勤劳克俭，其产业之裕是雷锦贵的十倍之多。
二伯父死后，留有肥田沃地二百多亩，然未出十几年光景，这一份偌大产业，竟被他们母子俩坐吃山空，卖得一干二净……现在则又要来瓜分雷锦贵的这一份薄产，其见财起意之心，超出一般之情理。此事惊动了族内长辈兰泉伯父老人，他闻讯赶来，厉声叱责雷用书，声称如若再这样胡闹下去，将打开祠堂大门，召集所有雷氏族人治以“不孝之罪”。雷用书自知理亏，中途收场，陈氏则在精神上遭受无情打击。当时，雷锦贵的灵柩尚未移往苏州后东山正式下葬，浮厝在老屋后面不远的山上。陈氏常常一人跑到丈夫坟前嚎啕大哭。雷震只要一旦发现母亲不在家中，就知道此时一定是在父亲的坟前哭诉。每每此时，雷震也会跟着母亲一起失声恸哭。
这不过是未来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开端。
这一年七月，兰泉伯父不幸染病去世，让陈氏感到身边失去了一位值得信赖、敢于说公道话的族长前辈，她对这个家的前景忧心忡忡，一片怅然。雷震这样描述过母亲当年所处的困境：“……门衰祚薄，孤苦伶仃，不仅里里外外要她一人肆应周旋，而且枝节横生，应付棘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她尝尽了人世间的辛苦。故此后的十年间，是她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她个人奋斗成功的时期。她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由此时期而奠定的。……如果稍有松懈或忽略一点，我家产业定不可保，不仅我们生活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读书也就无法继续。”
这时的雷家经多年经营，已渐入佳境，确有不少田地、桑园和山场，这些都是雷锦贵夫妇二人起早摸黑、胼手胝足辛劳而得，也是全家人终年粗茶淡饭、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一份产业。雷用书在其生父出殡之日大闹析产，固然与他终日游手好闲、结交乡间顽劣、及时行乐的品行有关，但背后却有着某些族人不断的肆意挑唆。之后，又发生过诸如霸占水路、强行借贷、盗伐森林、或偷窃田中稻谷和桑叶等事件，为首者皆为族中一班不肖子弟，背后指使者则是一些族中长者，这些人明里暗中变着法儿地欺侮这一门孤儿寡母，目的就是想侵吞其财产。
陈氏秉性刚直，信佛而不佞佛，精于辨析事理，且不屈不挠，为保得这一份家产，不惜一切与之周旋到底。经年累月之后，终于使族人意识到陈氏是一个意志坚定、不可轻侮的女人，渐渐对她有了一种敬畏之心。当时有人送陈氏一个“老巴子”绰号，意即“老虎”。但更多的人视她为本地的“大绅女”，出了湖州城而西上，只要提起“雷四老太太”，几乎无人不晓。雷锦贵本兄弟二人，以其叔伯兄弟排行计，雷锦贵行四，故“雷四老太太”之谓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