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陈鼓应 是雷震老友台大教授殷海光的学生，也是雷震晚年过从甚密的少数友人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雷震出狱后，陈鼓应常邀请雷震去家中做客。这时的雷震，在政治上已是“边缘人物”，但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陈鼓应这样回忆道：“他一到我家，就可以看到特务的身影，偏偏我家的围墙又低，因此只看到一颗头晃过来又晃过去。” 在陈鼓应心目中，雷震无疑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并对民主政治怀有坚定信念的先驱人物。他曾形容雷震“南人北相”，个子高大、心胸开阔，性情坦诚；又说，当年一位专门盯梢雷震的情治人员（情报与治安）“老陈”，经年累月之后，竟成了雷震的好友，甚至还买了一块与之相连的墓地，打算永久相伴。陈鼓应当时开玩笑地说：“你不但生时要和雷震在一起，连死了也不放过他呀！”陈鼓应所说的“南人北相”，正好透露出雷震这位浙江豫籍移民之子的血脉之承。雷震出生在浙江省长兴县，祖籍是河南省罗山县周党畈，祖上世代务农，皇天厚土之下，男耕女织，与世无争。
1884年（光绪十年），而立之年的雷震之父雷锦贵（1857—1909），因捻乱 之后生活维艰，独自南下浙江寻找自己的堂兄，欲以谋求垦荒之事。不料来到浙江后，垦荒之期已过，惟有一些不毛之地，雷锦贵则无心开垦，后在堂兄的介绍下，来到长兴县小溪口一户童姓人家中做佣工，一年酬金为九块大洋。他做了两年，分文未用，攒得十八大洋，购良田九亩，即返回豫中将家室接来，从此落籍于小溪口镇。小溪口镇跨于长兴、安吉两县，以苕溪支流的“小溪河”为界，市镇以“小溪口”命名，其间有一座古老的石桥连缀两头，其店面与学校，大都以“长安”或“安长”命名。
长兴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位于浙江省北部，与苏、皖两省接壤。东临太湖，西倚天目，南望杭州，北接苏州。当时小溪口镇连一个邮政代办点都没有，只有少数的篾竹店和铁匠铺，可见一时的寂寥和冷清。这时雷锦贵原配夫人范氏依然健在，他们已有二子，继续以农营生，日夜勤耕于江南这个天然富庶的“鱼米之乡”，家境渐有好转。十年之后，范氏不幸过世，壮年雷锦贵续娶十九岁浙江诸暨女子陈氏（1875—1938）为妻，雷门遂另生一支。第二年，陈氏即生长子用邦；翌年，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阳历6月25日，雷震出世，取名用龙，学名雷渊；之后又有一弟和二妹。
浙江豫籍移民被称为“客民”，因风俗习惯不同而自成一个小社会，与浙江人（所谓“土民”）鲜有往来。当时浙江豫籍移民并不在少数，却通常只在族群内进行婚配，很少有人能像雷震父亲那样与当地的浙江人通婚。陈氏虽出身浙东诸暨望族，但在特点的背景下,仍未能逃脱社群内备受族人歧视的命运。初来雷家时，由于学不好河南话，不知受多少河南人妯娌之间的那种闲气。每逢本家或亲戚婚寿喜庆之事，除非对方三请四邀，否则绝对不会轻易前往，惟恐遭之鄙视，或讥她不懂中原规矩而损伤自尊心。雷震曾这样评价过浙江豫籍移民：“河南迁来的人，尽管都是一些‘老粗’和‘目不识丁’之辈，但他们自视甚高，认为江浙地方乃蛮荒鄙野之地，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国的规矩。
他们认为河南是中原，中原的一切一切，才是中国的正统文化，才是合乎礼教的规范。譬如说，本地的妇女可以随便和男子讲话，或在客厅里，或在门外，河南人就认为这是不懂礼教的缘故。” 浙江豫籍移民平日里看不起浙江人，或称之为“蛮子”，且从不避人。雷震年少时无知，有一次竟也跟着叫“蛮子”，母亲听了满脸不悦，当时狠狠瞪了他一眼。雷震深感失言，从此不敢再说什么“蛮子”之类的歧视语。雷震上中学时，浙江籍同学则嘲笑他不会说浙江方言，让他苦恼不堪。不过，雷震又认为，自己之所以在后来“培养出忍耐心与反抗心极强的特质” ，少年时代的这一段遭遇，给他带来不少影响；而移民社会中特殊的生活经历，更是“让他体认到省籍冲突与歧视是毫无必要的，双方只有和平共处，才是互利之举” 。
长兴是南北朝时期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的故乡。茶圣陆羽在这里撰写旷世之作《茶经》，长兴因此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明朝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为撰写《西游记》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雷震父母虽不识之无，却相当关心子女的教育。由于受到豫籍移民传统之风的浸淫，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些现存文化资源作为培养其子女的成长教材，而是聘请河南籍塾师入塾授课，其目的是为免受“南蛮饶舌之人的影响”。据雷震回忆，十二岁之前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十二岁之后是新式教育。依当时家乡对儿童发蒙的一般认识，当某个孩童识数能达到百位以上，就算心灵“开了窍”，即可入堂读书。雷震五岁时，以铜钱来识数。
当他很快就能数到百位数时，父亲雷锦贵的脸上泛出异样的神情，大呼“竖子禀赋很高”，应赶紧入学念书，以“光耀雷氏门楣”。母亲陈氏更是时常过问课程进度与选择塾师之类的琐事。实际上，雷震直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虚龄七岁才发蒙入学。最初三年，随二表兄沈幼卿就读，初念《三字经》、《百家姓》，继以《论语》等，雷震深感索味寡然，每每要吵着回家，横竖不想念这个书。而这位表兄授课力有不逮，却十分严厉和粗俗，动辄打人，进而罚跪，无所不为；第四年，雷震改随堂姑丈黄有邻就读，同样让母亲陈氏始料未及，雷震对他的印象更是不佳：“在他的学塾中，一连读了两年，等于糟蹋了两年的光阴。我终其一生就痛恨这个不务正业，好管闲事，迹同讼棍，而贻误学生学业的黄老师” 。1909年初，小溪口镇开办两所新式小学堂，乡下人称之为“洋学堂”，客民、土民各办一所。
客民办的小学设在小溪口镇上街头陈家大屋内，取名为“安长小学堂”。刚刚守寡的陈氏觉得这是“大势所趋，不能抱残守缺”，自己的孩子也应当进“洋学堂”读书。此时所谓的“洋学堂”，不过是一个半新半旧的“教育混合物”而已，甚至较之后来的“改良私塾”还不如。由于两所新式小学堂生源一直有限，入不敷出，出资人惟恐负担不起，于是在某一个冬天，经由地方绅商大佬数度集议，将原有客土两校合并为一所，公推客民韩宝华（字剑青）先生为校长，校址仍设在陈家大屋内，校名则改为“安长两等小学堂”。这时雷震心小志大，勤学可嘉，无论大考或小考，在校成绩皆为第一，深得校长韩宝华的赏识。1912年初，韩宝华受聘于距小溪口镇二十华里之外的梅溪高等小学校。他托人带信给陈氏，让她将雷震也送到梅溪高小就读，并说可以“就近照料”。于是雷震就去了梅溪镇，成了梅溪高等小学校的一名学生。
这时是民国元年。推翻满清后，旧中国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之举。这一年春季，浙江省教育司励志思变，推行改革，决定在本省各“府治”地方，新设省立中学各一所，并依照浙江省十一府“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名顺序命立校名，设在湖州府的新校就称之“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拟暑假正式招生。梅溪高小校长刘式玉先生爱才如珠，嘱咐雷震也去参加这次考试。从未出过远门的雷震是第一次去湖州，他在小溪口镇搭乘“夜航船”独自前往，次日拂晓抵达湖州城内的前街码头，投宿在码头旁一个名为“萃牲”的小客栈里。
报名时，雷震发现新式中学仍未脱清朝过考的习惯，无一例外要填上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的姓名。关于这一次考试，雷震始终记忆犹新，当时一共考了三门，即国文、数学和英文。他回忆说：“国文试题为《试述如何振兴工艺》。我不晓得怎样胡诌了近三百字。数学可能有一半对的，而英文一课，在梅溪高小读了半年，除ABCD外，大约认得头二十个生字。不料这次考试，试题由丁师莲伯（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为学校的英文教师）临时用粉笔写到黑板上。正体写草体，已经使人感到模糊，而丁先生又写得很草，在初学英文的人看起来，真是蟹形蛇体，辨认困难，经穷二十分钟之研究，我只认得TREE 一字。” 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录取了。雷震在“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一直读到1916年毕业，在校成绩名列前茅（也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