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记得，听蔡一江一说，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个喜欢穿着花格子西装的人，两条细腿像是鹭鸶的腿，那就是穆人蕉，苏州人，南社成员，时常在上海与苏州之间跑来跑去，很多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刚来上海还不到两年，在友谊书局的一次茶会上，几十个人在一起说话，谈天，紫菱洲的两名伙计像两只雄蝴蝶一样在人丛中穿来穿去。后来突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人，穿着花格子西装，系着花领带，头发油亮，那就是穆人蕉，他是一路笑着跑进来的。进来后，两只手扶住章世严坐着的那把椅子，继续笑个不停，笑得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了。那时候我在想，这是个什么人呢，发生了什么事呢？后来他从椅背上抬起头来，勉强止住笑，对众人说道：“昨日又把老头子气坏了。”只说了这一句，接着就又开始痉挛般地笑。几分钟后，又把笑止住，说：“老头子吐了血，通宵开夜车，要准备反击呢。”
坐在我身旁的文宛轻声问我：“你知道他说的老头子是谁么？”我说：“大概……是他的父亲吧？”文宛笑着在我的肩上打了一下，她的那张芳香四溢的脸从一旁探到我的胸前，对我说：“哪里呀，他说的是鲁迅。”
我听了，心里一惊。
不久以后，穆人蕉终于笑够了，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走过来邀请我跳舞，我没有跳。祸根大约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吧。
我后来又看见过穆人蕉辱骂别人的一篇文章，那时候他还住在上海，说他有一天早上去四马路上的一个早点店里买早点，店里的人用一张纸包了两根油条给他，他拿了油条往回走，一路上都感觉异样，但又不知是哪里不对，只是觉得与往日大大不同，觉得有污秽不干净的东西一路上跟着他，一直随他回到家里。
及至打开那张包裹油条的纸要吃早点的时候，才猛然发现那张纸原来竟是《小说月报》上撕下的一页，上面刊印着沈××的小说，于是，他恍然大悟，那个一路上让他感觉异样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问题并不是出在纸上，亦非出自油条，而是纸上的那篇沈××的小说……自然，刚买来的早点也因此变得恶臭、肮脏，吃自然是不能够再吃了，但即便是丢弃也让他伤透了脑筋，成为那个早晨里的一件最为棘手的事情，若是随意地将它丢弃在墙角的垃圾筒里，整个家也会因此变得不像个家，浊气上升，污秽弥漫，再无法居住，房东也会不答应，不依不饶……为了能够长久的在这里住下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将那两根已被严重污染严重摧残了的油条再用那张万恶的纸原封不动地重新包好，振臂一挥，从阁楼里的窗户上扔出去。做完那一切后，他又去千遍万遍地洗手，一边洗着一边想，尽管这个早上一出门就大不吉利，不但蚀了本，还失去了一顿早饭，胃里至今还是空的，但眼下，有一点让他特别放心，至少房东是不会来问罪的了。
我想起八九年前初来沪上时的情景，那时候的我倒真的像是外地的一根细瘦的稻草，被商英一路拈来，然后又搁下。商英带着我在路上辗转了几个月，一个旧皮箱就是我们的家，里面装着我全部的家当物件。津浦路、陇海路，有很长时间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辨不清东南西北，商英说东，我就认为是东，商英说西，我就相信是西。整日里，只听见火车咣当咣当地跑，轮船在呜呜地叫，牛车在吱吱扭扭地走，看见破烂的人群，污水一样地流着，陶土一样的面孔和神情，讨饭的篮子和缺边少沿的碗满地乱滚。
在一个黄昏时分来到上海，我们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几个月来，那只皮箱终于能够多放一会儿在地上了。住下后不久，商英就出去找他的朋友，商英让我在旅馆里等他，他说很快就会有朋友来帮助我们。
自那日走后，商英就再没有回来，也没有一丝音讯。
那一年的夏天，我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和杂志投稿。两年后的一天，在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我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
多年以后，在万国殡仪馆，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商英的身影竟出现在我模糊不清的视线里，他在靠近花圈的那一排人里站着，有一瞬间，他也看见了我，忽然把头低得更深了，此后再没有抬起过，一直低垂着，倒也符合那时的气氛。
葬礼过后，我独自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悲伤地想着，周先生已经离开殡仪馆了，今天晚上他会住在哪里呢？眼里的泪不知不觉地又涌了出来。路过一个烟店时，我进去买了一听他平日里常吃的那种装在一个绿听子里的纸烟，这种烟很便宜，是他自己吃的，还有一种贵的，装在黄听子里的，是专门给客人吃的，客人来了，他下楼时就将那黄听子带下来，客人走了，又带上去，放进他书桌的抽屉里。想起他将烟夹在手里时的那副模样，有时候随着他的笑声，长长的烟灰会猛然断裂，落到地板上。
那时候，我也搬到了北四川路，住的离周先生的家比原来近多了，原来乘电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我时常可以走着去，跑着去。有一天是个梅雨季节里难得一见的晴天，我穿了一件大红的衣裳跑到周先生家里，走进他的书房里以后，周先生从藤椅上转过来，笑着问道：
“来啦？”
我说：“来了。”
“有什么事么？”
“今天是个晴天。”
我的话让他大笑起来，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欣然会心的笑，他手里的那截长长的烟灰如一根年头日久的柱子，猛然断裂，倒落在地板上。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别人穿什么我是看不见的。”真的是这样，我来了半天，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穿的是什么。最后还是我忍不住站起来，转了两个圈，抬起那件大红衣裳的宽大的袖子，问他：
“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他从上往下看了一眼，说：“不大漂亮。”
我说：“为什么呢？”
“你的裙子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要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么，绝没有下边穿一条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很浑浊，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那天周先生很有兴致，把我的一双短统靴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应该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么，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么？”
“你不穿了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就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我让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来了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了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的等着周先生往这边看我们。没想到周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睛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不要那样装束她。”
许先生有点儿窘了，我也安静下来。他好用这种眼光看人，早年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在记范爱农的文字里也曾说过自己的这种眼光，而曾经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问：“周先生怎么晓得女人穿衣裳这些事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么？”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么？”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呢？”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回答。然而我终于想起来了，他是什么书都看的。
年初，《呐喊》重印。《坟》刊印。
二月，川岛在《语丝》发表《又上了胡适之的当》，刘复（半农）发表《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周作人发表《狗抓地毯》。
三月，《济慈诗选》、《雪莱诗选》，《安娜·卡列尼娜》中文出版。
四月，创造社同仁在富春江集会；新月社同仁在松江集会；南社成员在虎丘集会；各派报纸均以显著位置发表他们的主义，思想。
五月，沪上报纸载，海派作家王玉王，身染疾病（据传疑是寻常的花柳病），因久治不愈而不胜其烦，先在家中自杀，未成，后又跳黄浦江，终遂其愿。报纸编者云，久雨不晴的梅雨季节成为其去往另一个世界底最好之通道，然患病者多矣，王玉王先生又何以要率先急匆匆离去？现今年份，如此自律，如此要脸，着实令人吃惊！谁言沪上无古风，全是白相，全是些叭儿狗？
六月，连载中的《复活》开始中断，译者邱野获在其寓中病逝，由于是边译边载，只得半部。从当月下旬起，开始连载《双城记》与《包法利夫人》。
七月，十二日，C先生自江北来，谈及目前文坛，帮派纵横，山头林立，一些人占山为王，生杀予夺，呼风唤雨，有的已与青红帮无异……言语之间充满惆怅。C先生携来胃药两瓶，嘱我转交周先生。当晚，C先生乘船赴香港。
八月，美国作家海明威来到上海。
表妹梅梅来信，言其已有身孕，其夫名曰贵喜，一月前成为巡警，骑脚踏车，终日巡行于城镇，乡间，甚是艰辛；因是试用期，月薪三块。
梅梅是小学教员，心中尚有浪漫结存，因又告我：磨坊里的磨倌死了，家乡的高粱红了。
九月，光明书局的一次宴会上，来者话不投机，党同伐异，有的一滴酒未沾，躺在旁边的藤椅上呼呼大睡，有的借酒撒疯，迁怒于人，将久已积存的怨气一并泼撒，有的密谈，有的拂袖而去。
我在廊外遇到沈先生，两个人沿着一路白菊花一直走到大门口，在那里分了手，一路竟无语。
十月，《社会新闻》等数家报刊发表惊人“内幕”消息，称鲁迅实为日本派往中国之侦探，所写作品均为情报，由××书店提供给日本方面。
十一月，“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在上海问世，号召国人皆吸之，吸则爱国，不吸则反之。一日，见平亚书局经理高云岭先生喷云吐雾，神情肃穆，问：什么牌子的香烟？高经理郑重答曰：马占山将军牌。在场诸人无不笑倒。
十二月，因得罪于某权贵，一向香火旺盛的明月庵被焚毁。经查核实，庵内师父定远辱没佛门，白日里阿弥陀佛，普度众生，至夜晚人定以后，由花木深处的禅房经暗道进入密室，褪去日里的僧衣，换上高跟鞋、旗袍、假发、口红、胭脂、法国香水。密室内还藏有原装之法国阿维尼翁葡萄酒……后几年，法号定远的女子不知所终。
盛涌清对我说，日军驻杭州的竹内师团第七联队有一名叫志贺的下级军官，来华之前一直在他们的本土写作小说，应征入伍后，从东北华北一路过来，后随队占领杭州。不久前，他的一篇小说在日本国内获得××文学奖，评委会一行数人专程从日本赶到杭州为其颁奖。
在施高塔路的这家咖啡店里，我见到了刚从杭州回来的盛涌清，西装革履，头发梳得精光，他说那番话的意思是想告诉我日本人是很看重小说家的，他极力劝说我留下来，如不想在上海，亦可去杭州，那里有现成的房子。我问盛涌清最近在做什么，他说到处跑跑，然后争取在一两年内完成他早就想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我听了，不禁哑然。我问先生的在天之灵，盛涌清写出的中国文学史会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史呢？
分手时，盛涌清要我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告诉他，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在外面等着他。我早已不再想了，沈先生介绍我到内地去教书，他们夫妇已走了，也是去内地教书。
一天以后，又是在施高塔路的那家咖啡店里，我与文宛最后告别。文宛自小在上海长大，内地的艰辛是她所不敢也不能想象的。
三月，我到达捧场公学的时候，这个内地小城的旧城墙上已冒出了绿茸茸的青草，骆驼在下面伸出舌头舔着城墙。城墙有什么好舔的呢？我不明白。一年以后，当我再离开这里的时候，早已明白骆驼舔的是城墙下泛出的盐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