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有是一个比我还要小一两岁的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片柳树下面坐着，在那里盖房子，几块树皮，几根蜡烛一样的小木棍，还有一堆沙子，小木棍是用来做柱子和房梁的，树皮是用来做屋顶和山墙的，那堆颜色粉红的沙子堆在后面，像是一些起伏的山梁。我过来之前，他的房子可能塌过不止一回，我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块树皮，正坐在那里琢磨，想办法，后来忽然看见了我，对我说：“和我一起盖房子吧。”于是，我便也坐下来和他一起盖房子。他说他叫有有，我告诉他我叫福远。他说：“帮我扶住西边那堵墙，我来上顶子。”他的一只手还护着东边的那堵墙。他说，你扶的那堵墙倒得最厉害，动不动就歪到一边倒下了，它一倒，整个房子也就全塌了。
我听了，觉得有有到底还是小孩子，好多事情都还不会做，我比他大一两岁，我就得教他，帮他。我捧过来一些沙子，往西边，东边和后面各堆了一些，做得像一个土围子一样，这样一来，三面墙很快就都立住了，风过来也吹不倒了。基础和墙都固定好以后，我对有有说：“你是主人，你来上梁上顶子罢。”有有的手里握着那几根蜡烛一样的小木棍，看着我，小心地说：“那我可就上了啊。”刚上去一根，又说：“这回再塌了可不能怨我。”我说：“塌了怨我。”听见我这样说，他才又一根一根地往上摆，全部摆完后，已经有点房子的样子了，最后又把房顶——两块棕黄颜色的树皮盖了上去，一座房子就稳稳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有有高兴地看着，作为房子的主人，他有点儿不敢相信他的这座房子会这么牢固，这么结实，他在距离房子不远的地方用力跺了两下脚，房子也没有被震塌，还是稳稳地坐落在那里。
“盖得这么好呀！”有有又惊又喜地对我说，“福远，你以前一定盖过不少房子吧？”
我说：“盖过一些。”
水一样的清风从我们的面前拂过，我想起了在湖边的时候，太爷爷在屋里睡着了，姑姑摇着船到湖上去了，我一个人坐在门前的地上盖房子，用棕黄的蒲棒做柱子，用芦蒿做窗户，用开满小花的益母草的枝条做栅栏。小云有时会不怀好意地跑过来，用它的硬嘴弄坏我的房子，两只大脚啪叽啪叽地上来乱踩一气。我用益母草的枝条赶它，它乍起翅膀，把脖子上本来一直趴着的毛立起来，向我反扑。我对它说，等姑姑从湖上回来，我要告诉姑姑，把你杀了，吃你的肉，喝你的汤。小云像是听懂了我的话，慢慢地把翅膀收起来，又让脖子上的毛重新趴下去，站在不远处看着我。我知道它不怕我，它是怕姑姑，怕姑姑从湖上回来收拾它。
我问有有是怎么死的，有有说，他是在他们那里的一条小河里淹死的，那条小河其实并不深，只有一个大人那么深，要是碰上一个高个子的人，才到人家的胸前。他常到那里去，以前从来也没有出过事。我说，家里的人一定很伤心吧？有有说，我们家孩子多，要是只有我一个，那肯定会伤心的，要哭好些天呢，想起来就会把眼睛湿了。他见过别的父母哭他们的孩子，看见别的孩子，就说，我们家××要是活着，也有这么大了。
我们又找来一些桃树枝和白眉草，绕着有有的那间小小的房子插了一圈，围成一个小小的僻静的院落。有有高兴地对我说：“咱们住进去吧。”我看了看那间树皮的房子，里面最多只能住下一只燕子，那也还不是很宽敞的，起来坐下都会很不方便。要是有两只燕子住进去，那就会挤得没办法过日子，一定会经常很恼火地吵架，动手，把对方的毛揪掉，折磨得乱七八糟，要么两个都住不成，要么必定有一只会哭着带着伤离去。
有有问我是怎么死的，我说我是让刀砍死的。有有听了，吃惊地看着我说：“哎呀，那一定很痛吧？”我说到处都痛。有有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谁那么厉害呢，一定是你们的仇人吧？”我说，我不认识那些人，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有有说：“大人们结下的仇，我们是不知道的。我听我爹说过，有的祖先给后人留下的是用不完的家产，有的留下的却是仇恨，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我对有有说，有有，我们说别的吧，我们捉蝴蝶吧。有有说他捉不住，从来也没有捉住过一只，有时候明明已经揪住它的翅膀了，可它还是能挣扎着跑了，“只剩下一个翅膀也能飞呢。”我说，有的腿拐的人，走起路来，嗖嗖的，比腿不拐的人还要快呢。
我和有有坐在柳树林里，拦截住一群游手好闲的蚂蚁，它们的身上什么也没拿，只是在到处闲逛。我用柳树枝在它们的前面画出一条深深的壕沟，它们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了前面的壕沟，立即就停住了，前面的传话给后面的：不要再往前走了，前面过不去了。后面的听到通知以后就都停了下来，原地站着，有的非要挤过来看看，一看，果然是一道万丈深渊的大峡谷，就知道真的过不去了。不久以后，它们开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有有用树枝在那里也画了一道，走着走着，就看见它们真的又停下了，前面的立即又传话给后面的：又不行了，又遇到一条大峡谷。后面的于是又都停住了，也弄不清前面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有骂骂咧咧的声音在抱怨：真他娘的，这是谁领的路呢？走一会儿就又不能走了？它们乱了一会儿，乱过后，又开始寻找新的方向，原来的队头变成了队尾。
在壕沟的另一边，一长溜蚂蚁正在搬运粮食，因为每一个的身上都背得很多很重，它们走得慢极了，大多数的时候是一条直溜溜的黑线在地上挪动，要转弯的时候就一齐转，哗地一下，像是那条直直的黑线被风吹歪了。有有对我说，不知道它们把这些粮食背回去，是它们自己吃呢，还是要准备打仗用的。
路上经常能看到一些飘动的轿子和带着铃声的马车；有慌慌张张的官员，有的脚上只穿着一只靴子；哭哭啼啼的女人，单独的一位老人，拄着棍子，走得像蚂蚁一样慢。
河里有船驶过来，雕梁画栋的船，花红柳绿的船，远远地就能听见船上在精心地吹打，在细细地奏乐，渐渐过来时反倒听不到什么声音了，船上变得静悄悄的，门窗都关着，就连船下的被划开的水也变得好像一湾油一样没有一丝声音，水花溅起来时也听不到声音。
我和有有坐在柳树下的河堤上，有有说：“我梦见过这样的船。”
我没有做声，其实我在家门前亲眼见过这样的船。有一年春天，看见它远远地出现在湖上，出现在淘米水一样的雾里，听见从那雕梁画栋的里面传来深吹细打的声音。那时候，我问太爷爷：“是从冥国开来的么？”太爷爷站在一边，也看着湖上，嘴里吹出来的气把他的胡子高高地顶起，又向两边飘去。那时候太爷爷还好好的，还能走动。姑姑也对太爷爷说：“那船像是去娶亲的，又像是去诈降的。”太爷爷说，今天我们吃什么呢？我好像听见小鱼在锅里哼哼叽叽地哭呢；英姑，你去看看，要是它们还活着，就让它们都出来吧。
三月里，有有一直盼望着他家里的人能给他烧一些东西过来，可一直盼到六七月也没有盼到。我没有这样的盼望，姑姑和太爷爷都不在了，就再没有人了。每天我都要和有有去路边站一会儿，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就在河堤上的柳树下奔跑，扑蝴蝶、灌田鼠、吓唬黄莺，看河里漂起木头和竹器，浮现出威武的太师椅和细瘦的绿纱窗。
因为一只黄莺，我和有有还打了一架，有有把我的手咬破了，我也从他的胳膊上咬下一块皮，那只黄莺却趁机带着一条软软的伤腿又飞走了。整整两天，我没有和有有说过话，有有也没有理过我，那只黄莺也不再来我们身边了，也不再在我们上面的树上叫了。我们都坐在河堤上，我坐在这边，有有坐在那边，中间隔着好几棵柳树，我偷偷地瞟他的时候，发现他刚把脸转过去。我笑了一下，这小鬼，还挺会假装呢，装着他一直都在看着河上呢。其实我也和他一样，每次他悄悄地往我这边看时，我都能感觉到，但我就是不回头，面朝着河上，好像在这里已经坐了有几百年了。坐着坐着，河里就又有东西浮上来了，四折的屏风，潇湘卷帘，威武的太师椅和细瘦的绿纱窗。有有又朝我这边看了几次，见我一直看着河上，忽然站起来，沿着堤上往西边走，岸上的累累垂垂的柳丝不时地将他遮住，隔一会儿又露出来。我看见他越走越远了，他永远不再想和我说话了么？我有些后悔不该和他争夺那只黄莺，其实，他拿着和我拿着不也一样么？我看着他坐过的那个地方，那里是空的。
后来我又朝那里看的时候，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小的熟悉的身影，是有有！我差一点喊出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又顺着原路回来了，还坐在他原来坐过的那个地方。我正要过去，来了一个自称是姓徐的，对有有说，从这儿一直往东，有一个极繁华的去处，他让有有跟他去。我跑过去，把有有拉到一边，对有有说，我再也不和你争夺黄莺了，以后所有的黄莺都是你的，所有的蚂蚁也都是你的。有有看着我笑了。他对那个姓徐的说，我不跟你去。
以后，我和有有再没有打过架。
有一年，路边的黄果树又开花了的时候，有有对我说，他要走了。听到他这样说，我顿时也觉得轻松了，一些天来一直觉得说不出口的一句话也不再缠绕着我了，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知道我要走了，却一直觉得没法和有有说，这一下却好了。有有对我说，他要去的那一家姓古。我说，我将姓苏。
一天傍晚，我和有有终于分别了，我们先是沿着河堤向西走了一会儿，走到一个渡口前时，我要从这里往北去，有有还得一直往西走，我们就在这里分了手。我朝渡口上走去时，看见那里已有了人，连船工一共七个人，都上了船以后，船工又点了一下人数，加上他自己，还是七个人。我是在他们清点完人数以后才上去的，我看见有有在岸上朝我挥了挥手，我也向他挥了挥手，船上的那些人们当然看不见我们。有有往西边去了，岸上的重重幕帘一样的柳树很快就把他那个小小的身影淹没了。
二十六岁那一年，临近新年的时候，《大公报》副刊的蔡一江邀我写一篇文章，并说还邀请了其他的几位。我以《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为题写了一篇，表述了我近年来的心情。在我的那篇文章的上面，是什么“木匠强奸幼女”之类的社会新闻，我也无法计较了。大约十几天以后，我又在报纸的同一个位置上看到一篇署名为姑苏舟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苏小姐》，是写我的，文章回忆了我几年前初来上海时的情形，是多么落魄，如一根外地的稻草，飘飘摇摇地出现在上海滩上，不想一上来了就躺倒，而是拼命地要使自己立起来，不仅要立起来，还暗暗发誓要让自己亭亭玉立，玉树临风，如今早已亭亭过了，也玉立过了，更兼已枝繁叶茂，苏小姐不仅将上海这个塑料壳子一样的洋码头一砸一个坑，就连外国人的租界也砸出好几个洞。外国人的租界是什么做的？那可不是塑料做成的，更不是铝制的，苏小姐不砸则已，砸则必定有结果，头发上掉下一根簪子也能入地三分。
我给蔡一江打电话，先问他我在哪里砸出过坑，又告诉他我的头发上从不插簪子。蔡一江笑呵呵地连连劝我不必认真，又说报纸这样做也无非是图个热闹，新的一年又快到了，提升一点气氛，给目前这个闷人的“铁屋子”尽量透一点外面的光亮进来。听蔡一江这样说，我决计从此不再给他写半个字。又问他那个化名姑苏舟的人是谁，他也支支吾吾地不肯回答。有一天，在黄浦江边，我与迎面走来的蔡一江不期而遇，他穿着一件与黄浦江水一样颜色的夹的长衫，一把雨伞不是夹在腋下，而是扛在肩上，一只手扶着，仿佛有千斤的重量。猛然遇到我，他的脸上有三分尴尬，七分则是贵人多忘事的若无其事。他很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他说，其实，你也认识他。我看着蔡一江，看着他把伞从肩上取下来，又头朝下贴到腿上。他说，穆人蕉，你认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