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经验没有，诀窍也没有，只有决心和精神，什么精神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有了这些，别的就什么也不怕了，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另外，要以政策作武器，以政府作靠山，你代表的是政府和政策，而不是你自己，不是你一个人。我的话让他们啪啪地炒豆子一样地为我鼓掌，有些人听明白了，不住地点头称赞，也有的人差一点儿，相互之间相面一样地看着。我也没再多说。我觉得，现在他们不明白，将来慢慢地他们会明白的。
杨秀秀入了社，就等于所有的人都入了社。秋天的时候，我已正式成为村里的干部。看着一车车的庄稼从地里拉回来，堆在一起，山一样。有人对我说，还是集体的力量大啊，哪一家能有这么多粮食。我说，当初让你们入社，都死活不入。回答说，不是因为眼光短么，看不了那么远，这回可知道了，政府是为我们好啊。我说，还想退么？回答说，那哪能再退呢，好不容易入进来了，再退出来不成了疯子了么？还怕集体不要我们了呢，还怕把我们像拔萝卜一样拔出来扔了呢。
名叫杨秀秀的老头被安排在饲养场里做饲养员，每天切草，配料，摇着辘轳从井里提水，饮牲口，打扫，半夜里还要起来提着马灯巡视一遍，添一次草，添一次料。有一天开会的时候，四小队的队长反映道，有人不止一次地看见过，说杨秀秀这个饲养员偏心得厉害哩，每天傍晚饮牲口的时候，村里那么多的牛马骡子，他谁都不摸，却只摸他原来的那个骡子，一边慢慢抚摸着，一边还跟那个骡子小声地说着话，像是在定计，像是在商量密谋什么；看见它身上脏了，还要撩着水给它洗一洗。就他那个是亲的，别的那些难道都是受冷落的都是后娘养的么？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由此，四小队的队长推断说，这还仅仅都只是表面上的事，是大家能够看得见的，暗地里还有什么，大家谁能看得见呢？
众人都在用各自的表情鼓励四小队长继续说下去，继续往深里说。于是，四小队长说，比如，他每天半夜里都要起来去各个棚里添草添料，他就不会给他那个吃得很多，给别的吃得很少么？以他白天里的种种表现，这种可能不是没有，而且十有八九就是这样的。听到四小队长这样说，有人说，那又能咋的，都已经入了社，一切都是集体的了，那个骡子也不再是他家的，就算他偏心，给那个骡子吃得再多，那也是肥了集体的骡子，又不是肥了他本人。
这一番话让众人忽然变得安静了，好一阵工夫谁也没有再说话，有的看着房顶上的燕窝，有的看着别人，还有的低着头，用手指在地上画来画去，画出一些任是谁也看不明白的乱七八糟的道道。这个名叫杨秀秀的老头啊，忽然又让大家觉得有些头疼，老也老了，却像一个水性杨花、惹是生非的女人一样，一会儿就给你闹出一个事来，而每一个事又都是那么的让人头疼，没见过这样的人呢。
一直坐在一边没有说过话的党支部书记忽然对我说:“德龙，你抽空去饲养场看看，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告诉他，现在所有的牛、马、骡子，都是集体的，都是一样的，要摸就一视同仁地都摸一摸，要不摸就谁也不要摸，只盯住一个摸，大家有意见哩。”
听到又把这样的任务指派给我，我的耳边突然传来嗡的一声，又看见众人都十分轻松十分高兴地看着我，他们都有一种又躲过一劫的感觉，先前一直仰着头盯着房顶上的燕窝使劲看的人，这时候把目光放下来了，转动着酸痛的脖子；一直用手在地上画道道的也不再画了，相互之间相面的也不再相了，都停下来看着我，脸上都是一副为我高兴为我送行的表情。没有人愿意去碰杨秀秀，事情又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都以为我回回都能十拿九稳，百发百中，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有把握呢，我凭什么就能有了把握？把握在杨秀秀那里，又不在我这里。自从入了社以后，名叫杨秀秀的老头还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呢，每次一看见我，啪的一下就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宁愿面朝一棵枯树，一堆牛粪，也绝不愿意看着我。他的心里还在怨恨我，这谁都能看得出来，好像是我把他害了。
正是一天中的傍晚，牛羊们都回来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饲养场，看见那个几亩大的饲养场还算整洁，四周都是牛棚马厩，中间一个小湖一样的大水坑，水坑里的水不是用来饮牲口的，井边的那些石头槽子才是它们喝水的地方。就看见杨秀秀蹲在井边，正在给一个骡子洗脸。我不知道哪一个骡子曾经是他的，但就凭他和那个骡子的亲热劲儿，我敢断定正在接受洗脸的那个骡子就是他原来的骡子，一定是。井台四周到处都是水，村里所有的大牲畜都在这里饮水，杨秀秀却只给那一个骡子洗脸，他这样明目张胆，我也真服了他了，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我走到他身边，把党支部书记在会上说过的话对他说了一遍。看见我，他没有任何表情，很快又低下头去，往骡子的脖子上撩水，又用一只手仔细地抠着一些聚集在骡子眼角处的脏东西。别的骡子的眼角上也有脏东西哩，他从来不给它们抠，为什么单单只给这一个抠呢？难道他还认为这是他的骡子么，还一直存着心想再要回去？他想干什么呢？
抠完一只眼，又抠另一只的时候，他忽然说：“别以为你是我的克星，你不是。”是一边说一边抠的，手一直就没停。又说：“我怕的是政策，不是你。”
果然还有旧账记在他的心里呢。我对他说，我也是因为政策才去动员他入社的，没有政策，哪来的集体，哪来的农业社？你就是想入都没地方去入呢，旧社会的时候你咋没入呢？既然入了，就应该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以社为家，人不能落后呢。
他低着头蹲在那里，一只手放在骡子的脸上，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后来，忽然站起来，又冷又硬地说道：“我要是不落后，不难缠，你能这么快就当上干部？”
说完，伸开两条胳膊，轰鸡一样轰着那些已经喝饱了水的骡子和马往圈里走，仿佛他的眼前并没有我这么个人。我像是被他噎住了，站在井边好像动不了了，他的话让我又恨又气，好像身上哪个地方刚才让他一针扎破了，正在往外流血，却又找不到流血的那个口子，疼痛却是真的有些疼痛呢。眼看着他赶着那些牛马轰隆轰隆地越走越远，我立即跑着追上去。
傍晚的空气里弥漫着草木和牲畜的气息，我从后面赶上他，对他说：“你记住了吧，以后要摸就都摸一摸，要不摸就都别摸。”
杨秀秀停下来，恶狠狠地看着我，说：“你管得也太宽了吧？我想摸哪个就摸哪个，不想摸哪个就不摸哪个，用不着你来教我。”
我对他说：“那不行，你就是不能够这样，不能你想摸谁就摸谁！必须得把你扭过来，党支部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你扭过来。”
杨秀秀说：“扭啊，你过来扭呀！”
我说：“当然要扭。你只摸你那个，给它洗脸、刮胡子、抠眼角、掏耳朵、别的你都不管，都不摸，说明你对集体对社会主义有成见呢。”
杨秀秀说：“好，学会给人扣帽子了，扣哇，给你爷爷扣哇！说话要凭良心，睁大你的狗眼去看看，有成见我能把它们喂得那么好？你没成见，你来试试。”
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不要骂人，小心把你捆起来。”
杨秀秀说:“来，捆呀！骂的就是你这个王八蛋！前世也没得罪过你，你却总是和你爷爷过不去。原以为你是念过书回来的，还以为你是个人五人六的秀才呢，没想到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呸！”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我和杨秀秀突然扭打到一起，两个人像摔跤一样抱在一起，都倒在了地上，又顺着一溜牛栏前面的斜坡，一直滚到了饲养场正中间的那个用来沤肥的大水坑里。在绿汪汪的又有些黏稠的水里，我的耳朵、鼻子、眼睛和嘴里都进了水，已经变成了肥料的水肥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杨秀秀的鼻子里和嘴里也进了水，我在上面按着他的时候，看见他的鼻孔里和嘴里都在咕咚咕咚地冒泡，冒出一串又一串的绿泡泡。但是，很快我就又被他翻下去了，他来到上面，脸朝下看着我，他满头的绿泥和满脸的绿水顺着他的脸哗哗地往下流。他张开嘴骂我，我就在那时候看见他的牙齿和舌头也变成了绿的。
人躺在水里，是不能说话的，一开口就会被铺天盖地的水呛住，就会有水又灌进来。我知道我不能和他对骂，就闭上嘴，悄悄地抬起一条腿，慢慢地从他的背后绕过去，然后突然发力，猛不防地踢在他的后脑勺上，一下就让他朝一边倒了下去。他在水里扑腾了几下，然后连滚带爬地从那个黏糊糊的面汤一样的绿水坑里爬了出来。那时候我也已经站起来了，身上的绿水绿泥顺着身体往下流。我用手抹了一下脸，看见了杨秀秀的弯曲的背影，到底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力气再大，那也是从前的事了，事实证明眼下他是在一天一天地走下坡路呢。我从水里出来，看到旁边有一根胳膊粗细的木杠子，没有多想，捡起来就朝他后面顶了一下，立即就看见他趴下了。
听见一片牛叫，像是在一个梦里一样，我朝饲养场的四周环顾了一下，看见所有的牛马和骡子都站在牛栏马厩的外面，没有人撵它们，它们好像也忘了回去，这么半天，都一直在那里站着，牛在哞哞地叫，马和驴也在叫，而我和杨秀秀像是在正中间的水坑里表演节目。
很快，又看见饲养场里来了不少的人。
与杨秀秀的斗争，让我一下长大成熟了许多，家里的人，外面的人，都不再用看孩子的眼光看我了，都突然觉得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了，我自己也明显地觉得比过去大了不少，甚至老了不少，学会了皱眉头，学会了遇事冷静，把一件事情像一碗热粥一样放凉了再看，再动手；也知道谨慎了，愣头愣脑地蛮干是不行的，这又不是战争年代。
杨秀秀在家里躺了两天，不久又出现在饲养场里。又开会的时候，有人说，杨秀秀现在好多了，手不痒了，已经不再抚摸那个其实早就不属于他的骡子了，当然也就不再给那个骡子洗脸掏耳朵了，也不再靠在一起悄悄地说话了。以前，他总能从它的耳朵里掏出苍蝇，跳蚤甚至蚂蚱呢，现在，干完活儿以后，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牛栏前面的那道月亮形的斜坡上坐着。
有一天，我从饲养场的大门外路过，看见杨秀秀一个人在一些牛栏里慢慢地进进出出，他像是要把一筐给牛吃的豆饼搬到那栏里去，但弯下腰去搬了几次都没有搬动。后来，他不得不把筐子里的豆饼取出来，一次三块五块地往过搬。
院子中间的那个大水坑转眼又是绿汪汪的一潭，苍蝇、蚊子、蜻蜓，在上面飞来飞去。
河里结冰的时候，张区长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村里。
我叫了几个人，把河东榆树院里的房子收拾出来，工作组就住进了榆树院里。榆树院原来是一户地主的宅院，很旺的一大家子，但说完就都完了，前一年就都死光了。青砖墁出来的院子变得又空又安静，成了一个野猫和蛇蝎时常出没的地方，但张区长和工作组的成员们都喜欢这个院子，空气好，四周围都是树，出了门前面还有一条河。从树丛里穿过去，是一片又一片的庄稼地。张区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工作组的其他人分别来自几个不同的部门。
刚来时，我问张区长，工作组要在村里住多久？
张区长想了一会儿，说：“总得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才能走吧？”
我想，好家伙，那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