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英姐姐对我说，家里的金山银山都被你削平了，不仅削平了，还又倒挖下去几尺。
她希望我能找个事做。
在她的那间窗外开着点点桃红的房子里，我的耳边轻轻地回响着她慢慢地说话的声音。到这时我才猛然发现紫英姐姐长得有点儿像是母亲，尤其是从侧面看上去……这个猛然的发现让我吃了一惊，我听见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
我问老四：“我们做什么好呢？”
老四说：“我们还有一百多人呢，你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打家劫舍，甚至占山为王，百十来人定然经不起折腾，几个回合也用不了，这些弟兄们就都会一个个命丧黄泉；也没有想过做生意，除了不在行，更缺少必要的经验和本钱。想过去当兵，但老四认识一个人，就在川军第五十二旅，他说他们那里当官儿的抽大烟，一房一房地娶姨太太，有的已娶到了第十七姨太，而士兵们却半年不发一回军饷，甚至一年都没有一个子儿。四十八旅已经有十八个月没发过饷了，上面总是哄骗士兵们说很快就要有一笔巨饷发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谁要是这个时候离开了，那就没有了，士兵们就一天一天地等着，却又总不见发下来。想走，又怕你刚一走，第二天，甚至就在你离开的当天晚上，那笔传说中的巨饷就真的啪的一下发下来了。
一个命短的人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呢。
老四说，我们本来是自由身，谁也管不着我们，我们可不能像四十八旅的那些兵一样被那种东西套住，那样一来就完了。我赞成老四的看法，我甚至想过离开四川，可是离开四川去往哪里，我还没有想好。
我想起乱云飞叔叔生前曾经说过，要出巫峡，走长江，川人要是不出夔门，就成不了什么气候，只能像耗子一样地活着。
又说，就算你混得再好，最多也就是只大耗子。
从那时起，我的眼前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只肥胖的衣食无忧的大耗子，走路时肚皮摩着地，极其缓慢地蠕动在烟雨迷蒙的蜀中平原上，遍野的油菜花金黄，热烈，水车在远处缓缓地转动着。
我时常闭上眼睛想着那只体态肥硕、川音浓重的富甲一方的大耗子，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是别人，那不是我。
一个难得一见的晴天里，我和老四带着一百多人离开了四川。
本来是要去上海的，我们迷了路，竟走到了贵州，又开始往北返。
往回返的路上，我注意到很多人的衣服都破了，并没有搏斗，也没有撕扯，不知怎么穿着穿着就不知不觉地破了，从川中出来时还好好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说话，你看见对方的身上丝丝缕缕的，心里觉得难过，又奇怪，而对方看见你的身上也是丝丝缕缕的，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衣服是怎么破了的，也许是被风吹烂的。黔地多山岳，山的两面仿佛是阴阳两个世界，很多时候，你在这边走，冷风嗖嗖地吹在身上，而那边的阳光却像是在冒烟。
有好几个人染上了伤寒。
一个姓黑的弟兄，坐在那里就死了。不久前还在与他身边的人说话，说他在打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应邀前往三盛公赴宴，梦见一桌丰盛无比的酒席，桌上的东西多得吃不完，多得让人难过，甚至想掩面不忍再看，甚至想赶快逃走……说着说着，忽然停住了，不再往下说了，别人还在等着听他继续说后面的事呢，但是，从那时起却再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看时，发现他已经没气了。
他的嘴是张着的，张成一种喇叭花的形状……
我问老四，这个死去的弟兄叫什么名字？老四说，叫黑和尚。
我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黑和尚啊，这是跟随我出来后死去的第一个弟兄，人生的序幕还没有正式拉开，还没有从我们这个集体里得到过任何一点儿好处，就已这么早早地离开我们了，当初出川时他一定不曾想过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很快我又想到，记下了又能如何呢？若干年后，又有谁能想起这个名叫黑和尚的弟兄呢？
我们把黑和尚埋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听说这一带的野狗很是了得，为了怕它们把黑和尚扒出来，老四又领人搬来许多石头，堆在上面。堆好后，一个弟兄说，这一下好了，它们再有能耐，也搬不动这些石头。
要走了，我和老四来到那堆石头前。
老四说：“和尚，我们走啰。”
就又开始走。
等返到了湖北的时候，又有一个弟兄不行了，他知道也不可能把他运回四川去埋葬，所以什么也没说，只是两只眼睛始终向西，望着蜀中的方向。到了最后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轻声地问了一句：“你们还要往哪里走呢？”大家互相看看，没有人能回答他，连我都不知道，别人又如何能知道。我转过身去，听见他咽了最后一口气。
到处都能看见红军留下的标语和图画，标语写着“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消灭罗子英，活捉岳维峻！”画在村公所山墙外的红军战士扛着枪，正在列队行走，前面的人都很大，还能看清他们的红润的面孔，后面的人就越来越小了，走在最后的那些人甚至就只是一些小黑点儿，数不清的弯弯曲曲的小黑点，表示没有穷尽，象征着广大和无限。画面中的那些被五花大绑的人都有着种种十分夸张的表情，有的大张着嘴，嘴比头还要大，某一边的一个肩膀竟跑到了脸的前面，红军的草鞋踏在他们的身上，有人的身体和表情像狼一样在抽搐、变形。
一个眉毛有点儿斜吊的弟兄跟着我看了一会儿后，对我说：
“红军好厉害，好凶哟！把人打成这样。”
我听出他有些没大看懂，于是，我对他说：
“那是因为他是他们的敌人，对敌人就应该这样。”
听见我这样说，眉毛有点儿斜吊的弟兄看看我，又看了一会儿墙上的图画，然后笑着对我说：“我懂了。”
在另外的一些画面上，红军正在帮老百姓分粮，分田，有的红军战士帮老乡扛着米，赶着猪，正在往家里走；还有的红军战士挥动着两只手，打着拍子，正在教人们唱歌，红旗在不远处飘扬着，人们的脸上都浮现着笑容。
眉毛有点儿斜吊的弟兄边看边说：“红军好仁义哟！”
我问他：“你愿意也像他们这样仁义么？”
他说：“愿意哟，当然愿意。’
有一天，在一座枫香树环绕着的古庙里住宿的时候，我忽然对老四说：
“我们投红军去吧。”
“你说的是真的么？”老四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我说：“我已经想了好些天了。”
老四当然听我的。他想了一会儿，忽然问我：“红军在哪里呢？”
我说：“当然不在这个庙里，我们得派人去找。”
昨天夜里我没有睡着，躺在稻草上，翻来覆去地想着我们的出路，这些天来的所见所闻也使得我心里的一个主意越来越茁壮，越来越坚定。别的方面我也想过，可是终觉得虚无缥缈，前程茫茫，不知下一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带着这一百多个弟兄去打水漂，他们跟着我从川中出来，可不是为了无依无靠，没有着落的，更不是为了要把各人的性命都丢掉。可是，这些天，我们连吃饭都有些困难了，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甚至一顿都没有，每人吃两个洋芋。
后半夜的时候，听见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响了很长时间，像夏天的雨一样，一会儿十分密集，一会儿又渐渐地变得稀疏，稀稀落落地响了一阵后，很快又重新变得密集起来，那是一种密不透风的情景，似乎连一只鸟都飞不过去。种种迹象表明，应该有很多人在那里，交战的双方至少各有几百人。
天亮以后，我派出十几个人，两三个一伙，分头去周边的英山、罗山、光山、商城、麻城以及黄安一带去寻找。大约十几天以后，我们终于在河南光山一带找到了红军，一位姓程的政委在他的指挥所里接待了我们。我刚一走进那间由一间磨坊改成的指挥所里，程政委就迎了过来，握着我的手说：
“同志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这一百多人事实上早就进入了红军的视野之中，当然也时常浑然不觉地进入到他们的有效射程范围之内，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丝毫没有觉察。程政委的这个团才过来没几天，前一个团走的时候，就向他们交代过，说有一支百十来人的队伍，看上去军队不像军队，老百姓不像老百姓，不知是干什么的，要他们密切注意。事实上，当我们因为迷路，第一次往贵州方向去的时候，就有人注意到了我们。后来从贵州返回，又有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我们在路上行走，寻找吃饭的地方，睡觉的地方，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躺下睡觉的时候，站在岔路口上辨别方向的时候，甚至在途中掩埋同伴的时候，一直都有人在暗中看着我们。
老四对程政委说：“好怕人哟，越想越害怕。”
程政委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沿途的那些村庄和集镇上浏览红军写下的标语，观看红军留在墙上的图画的时候，他们派出的化了装的流动哨就在不远处，甚至就站在我们的旁边看着我们，我们在观看时所说的话，他们也都能听到。我听了，觉得背后有凉风掠过，就像老四说的那样，这件事真的是越想越让人觉得后怕，觉得人生充满了悬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在背后暗暗地打量你，关切地惦记着你，那种时候，突然倒下也是一件眨眼之间的事，再正常不过，甚至比找一个能够睡觉的地方还要容易。我对程政委说，幸好我们没做什么歹事，否则，很可能早就被红军消灭了。程政委说，一切革命的力量我们都要注意，一切反革命的力量我们也要注意，一切模棱两可的暂时还看不出倾向和标识的力量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革命永远不嫌人多；现在好了。
从那以后，只要一见面，程政委就会给我讲革命道理，讲目前国内的形势，尽管他还十分年轻，但他已是一位革命斗争经验极其丰富的优秀指挥员了，他懂得的东西非常多，我很敬佩他。通过程政委的介绍，我了解了我们目前所在的这支部队的由来及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数年前的商城暴动和黄麻起义，那期间，有相当一批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保卫苏区。
我带来的一百多人全部都参加了红军，我被任命为连长，老四为副连长。除了老四和我还在一起，其他的人都分散到各个连队里去了，我也没有问过这是为什么。只听程政委曾经说过，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战士，不是哪一个人的兵。在旧军队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里，有山头，有派系，有嫡亲的，有后娘养的，有受宠的，还有十三不靠的。在我们的革命军队里没有这些，有的只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决心。程政委说得是多么的好啊！我对他说，我服从命令。
不久，我和老四奉命到红军中的彭杨干部学校学习，学习理论和军事。在那里学习的都是一些连长、排长和指导员，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为一期，学完以后，马上再回到各自的部队里去。程政委有时候开会路过，会专门骑着马到学校里来看我们，把全团在这里学习的连长、排长和指导员们召集到一起，开会、谈心，及时地发现问题，有问题就马上解决问题，没有问题就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学成后立即归队，投入新的战斗。
有一次，程政委又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了这样一件事：
一个名叫汪贵宇的连长，知道我是带着一百多人来参加红军的，就对我说:“别以为革命军队就没谱，就能胡来，革命军队也是有谱的，也是有讲究的，也是论功行赏的。你带来一百多人，就只能让你当连长，因为一个连也就是一百来人；你要是带来的是一两千人，今天的你就不是连长了，而是团长。”
我说：“要是带来一两万人呢？”
汪贵宇说：“以此类推，那你就是军长。”
我听了，着实吓了一跳，啊呀！这个人好可怕呀！这是个什么人呢？红军队伍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呢？我首先觉得这个叫汪贵宇的连长的思想很不对头，龟儿子！我甚至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国民党派到红军里来的。天知道，我什么时候琢磨过要当军长呢？那是谁都能当的么？连梦也没有梦过。当一名连长也是革命军队对我的极大的信任，我至今都心存感激，总想找机会多多杀敌，以报夙愿。我觉得汪贵宇像是在套我呢。于是，我对他说：“我是来参加红军闹革命的，不是来当官儿的。”见我这样说，那个叫汪贵宇的连长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对我说：“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你不要当真，我也是想考验考验你，看看你这个新来的同志革命信念是否坚定，没有别的意思呀。”我想，有党在考验我，有革命军队在锻炼我，用得着你来考验我么？我看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