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定了，我得到通知，到河对岸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希望和我一起去，这是不大可能改变的，他陪同我一直到位于福思街和伍德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门口。那是一个晴朗、明媚的早晨，无疑是个好兆头。父亲和我穿过阿勒格尼到匹兹堡，从我们家过去大约两英里的距离。到了公司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着，坚持独自到二楼办公室拜见这位大人物，直面自己的命运。我是有意这么做的，也许，那时我就开始以美国人的方式来处世了。起初，孩子们经常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我回答他们：“是的，我是苏格兰人，我为此而自豪！”但在交谈和演讲时，我会改掉明显的苏格兰口音。我想，假如我独自和布鲁克斯先生谈谈，会比我亲爱的苏格兰老父在场表现得更轻松，也许他看到我的样子会发笑。
我穿了一件我仅有的白色亚麻衬衣，这件衬衣我平时只在安息日那天才穿，外面是一件蓝色紧身外套及我在星期天才穿的整套行头。在我进入电报公司工作的前几周，我只有一件亚麻衬衣可穿。每周六晚上，不论我是否值夜班，也不论我到家多么晚，母亲都会把衣服洗干净，熨烫好，好让我在安息日早晨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为了让我们家在这个西方世界有一席立足之地，我的母亲什么都可以做。父亲长时间在工厂工作，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但他像英雄一样坚强，而且还时不时地鼓励我们。
面试很成功。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对匹兹堡不熟悉，可能会做得不好，不尽如人意，但我很想尝试一下。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留下。（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想那样的回答可能值得年轻人深思。不去抓住机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职位是我的，可如果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很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既然得到了这个职位，我就要好好地把握。布鲁克斯先生非常和蔼地叫来另一个男孩，因为我是新增的一名信使，他让那个男孩带我到处走走，让我跟着他学习业务。我很快找到机会下楼，跑到街角处告诉父亲，一切都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
就这样，在1850年，我人生的第一次才真正开始。曾经为了每周2美元的报酬，我在黑暗的地下室操作蒸汽机，弄得满身煤污，看不到前途在哪里。现在，我一下子进入了天堂，是的，在我眼里，这就是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还有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我发现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在这里几乎每分钟我都能学到东西。我感觉自己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要不断攀登下去。
我唯一担心的是还不能很快记住各家商户的地址，以便及时把信件给他们送去。为此，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侧记下这些商户的标记，再沿着街道的另一侧返回。到了晚上，我就开始熟记各家公司的名称。没过多久，我闭上眼睛也能把整条街道两边所有公司的名字一字不差地说出来，简直是倒背如流。
下一步是要熟悉公司里的人员，这对信使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假如他认识公司的成员或雇员，往往会少跑很多路。我们可能会在给某家公司送信的路上，碰到他们的职员，这样在街上就可以把信送到他们手上，这对我们来说，也算一种很大的成就和幸福。此外，孩子们还会收到额外的赞美，比如一个友善的人（在信使眼中，大多数人都是友善的）在街上收到信，总忘不了对送信的男孩赞扬一番。
1850年的匹兹堡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1845年4月10日的一场大火差点毁了城中的整个商业区，当时它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当时的房屋大多是木质结构，只有少数是用砖砌的，没有一座能防火。匹兹堡及其周边的人口不超过4万。第五大街还没有商业区，非常冷清，只有一座剧院在那儿还比较有名。阿勒格尼的联邦大街上零星有几家商业用房，还有一大片空地夹杂其间。我记得第五大街的中心还是一片池塘，上面可以溜冰。我们的联合钢铁厂的厂址就在这个地方，多年以后，这里成了甘蓝菜园。
我曾给罗宾逊将军送过一次电报，他是第一个出生在俄亥俄州河西部的白种人。我见到了第一条电报线路从俄亥俄州河东部通到城里。后来，我又见到了连通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的第一列火车机车，通过运河从宾夕法尼亚运来，从阿勒格尼市的一艘平底船上卸下来。那里没有直通东部的铁路。旅客们通过运河到阿勒格尼山脚下，从那里转火车到霍里德斯伯格，车程大约有30英里；再从那儿经运河到哥伦比亚，然后乘火车走81英里到宾夕法尼亚——这段路程一共要花3天时间。
那时，在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往返于本市和辛辛那提的轮船的到达和起航，为了让每天的通讯流通，轮船负责收发两市的邮件。而匹兹堡是从内陆河到运河的一个很大的交通中转站，促进东西部的商贸往来成为这座城市商业的最重要部分。有座轧钢厂开始投资炼钢，但没有生产出一吨生炼金属，此后许多年也没有生产出一吨钢铁。生铁制造一开始就遭遇彻底失败是因为找不到适合的燃料，虽然世界上最优质的焦炭就储存在不远的几英里处，但人们没有想到用焦炭提炼铁矿石，就好像天然气储备千百年来一直藏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却一直没有得到开采一样。结果这家炼钢厂彻底破产了。
那时，镇上有一些跑运输的人，但没过多久，他们都改行去做了侍从或是马车夫。一直到1861年，匹兹堡年鉴上记载了金融界发生的最轰动的一件事，那就是法恩史达克先生退休了，并从商业中撤出174000美元的巨资，是由他的合伙人支付的利息。当时，这笔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现在看来，这又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信差工作很快让我认识了城里的几个重要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著名，威尔金斯法官是这个行业的领头人，他和迈克坎得利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希勒还有他的搭档，以及后来成为陆军部长的埃德温·M．斯坦顿（林肯的得力助手），和我都非常熟悉。尤其是埃德温·M．斯坦顿，他注意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那些在商界中仍活着的名人——托马斯·M．豪、詹姆斯·帕克、C．C．赫西、本杰明·F．琼斯、威廉·斯瓦、约翰·查尔方特、海润上校——在信差眼中都是大人物，是他们崇拜的偶像。正如他们的生活所证实的那样，他们都是优秀的。（哎，我在1906年整理这段文字时，他们先后过世了，仿佛是庄严的队列坚定地迁移了。）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讲，作为电报信差的经历是让人愉快的。而且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挚友。我们的信使队长被提升了，需要派来一位新人，前来接替这个职位的是大卫·麦卡戈，他就是后来著名的阿勒格尼河谷铁路公司的主管。大卫·麦卡戈和我成了搭档，负责寄送东线的信件，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东部电报公司和西部电报公司当时是各自独立的，虽然两家公司在同一幢大楼上。我和大卫立刻成了好兄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虽然大卫出生在美国，可他的父亲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甚至在口音上和我的父亲都非常相似。
大卫来后不久，这儿还需要第三个人。这次，公司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毫不费力地找来了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后来接替我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也是苏格兰人，而且还是在苏格兰出生。于是，“大卫”、“鲍勃”和“安迪”成为在匹兹堡东部电信线上送信的三个苏格兰男孩，报酬是每周25美元的高薪。信差的职责还包括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我们三个人轮流打扫，所以我们三个都是从底层做起的。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洪·H．W．奥利弗以及城市法律顾问W．C．莫兰达，后来参军入伍，和我们起步的方式是一样的。在人生的赛场上，努力上进的年轻人不必担心输给富家子弟，让他们看看吧，打扫卫生的孩子也会成为一匹“黑马”。
那时，当信差会得到很多快乐，有时因为送信及时，水果批发店就会给你一整袋苹果，面包店和糖果店有时也会给一些甜点。信差总是会遇到一些非常善良的人，而他们也会对那些人表示出尊重。他们说话幽默，夸奖信差的机灵敏捷，也许还会让他们帮忙捎上一封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能让一个男孩受到关注了，而这才是一个文中说的是“大卫”、“鲍勃”（罗伯特·皮特克恩）与“安迪”（卡内基）三个东线上的苏格兰男孩，三个与钢铁、铁路结下不解之缘的风云人物。
真正希望上进的聪明的孩子希望得到的。英明的大人物们总是会关注一些聪颖的孩子。
这一时期有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如果信件传送超过了一定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多得10美分。可想而知，这些“10美分信件”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因此我们之间常常会因为争夺送信的权利而发生争吵。有时，有些孩子不按秩序抢着去送“10美分信件”。我提议把这些信件汇集在一起，到了周末将所得的钱平摊。我被推举管财务。后来，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们这里重新充满了和平欢乐的气氛。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起来再分配的方式不仅没有引起纠纷，反而促进了真正的合作。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管理财务。
男孩们认为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花销这些外快，隔壁糖果店给他们中的很多人开了账户，有时账目还会透支。作为管理财务的人，我不得不为此提醒糖果店老板，说我不会为那些又饿又馋的孩子承担任何债务。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所有人中赊账最多的一个，显然他不只有一颗糖牙，而是满口都是。有一天，当我斥责他的时候，他认真地向我解释说，有东西在他胃里咬他，除非拿糖果来喂它们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