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进过学校的门，除了有一个冬天在美国上过夜校。后来，有位法国家庭教师教了我一段时间。说来很巧，他是一位演说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演讲。就这样，我学会读、写、译，并且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一次旅行中，我给兰德姨父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要好得多。我在英语语法方面学得很吃力，刚刚只达到同龄孩子应有的水平。我所阅读的书籍不多，除了一些关于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的书，不过，诗歌中许多经典片段我却能够背诵。小的时候，我还读过童话故事，尤其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将我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仿佛进入了梦幻天地。
离开丹佛姆林的那天早晨，我们登上了开往查尔斯顿的运煤列车。记得当时我含泪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从我的视线中渐行渐远，最后远去的还有那座庄严而古老的大教堂。离开丹佛姆林的14年间，我几乎每天都会像那天早上那样想：“我何时能再次见到你？”在离开的日子里，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大教堂塔上神奇的文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童年所有的记忆，我熟悉的乐园，都与那古老的教堂和那里的钟声有关。每晚八点整，钟声就会敲响，它意味着一天已经结束，我该上床睡觉了。我在《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一书中，也曾提到过那口钟。现在，我从中引用几段：
马车驶下廊桥，我和沃尔斯教长站在马车前排的位置。当时，我听到了大教堂传来的第一声钟声。钟声是为我和我尊敬的母亲而鸣响的，我双膝跪下，眼泪不知不觉地奔涌而出，我转身告诉教长，我无法控制自己了。那一会，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晕过去了，幸好周围还没什么人，我有时间调整情绪。我咬紧双唇直到流出血来，我轻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是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声音进入我的耳朵，深入我的灵魂，它萦绕在我的耳边，那悦耳、亲切、温柔的力量完全征服了我。
伴着晚钟，我被抱到小床上，进入童年天真无邪的梦乡。每晚，父亲或是母亲会在床边俯下身子慈爱地告诉我钟声都说了些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我知道钟声对我说了很多美好动听的话语。那是来自天堂和圣父的声音，在我入睡之前会和蔼地告诉我，一天中我做了什么坏事情，他们的话语清晰平和，我知道敲钟的神灵看到了一切，但没有生气，从来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这个声音，对我来说这不是一声简单的钟响，而是仍然有它独特的含义，这个声音仿佛是在欢迎漂泊在外的母亲和她的儿子再次回到它温暖的怀抱。
上天不会给我们安排什么，也不会赐予我们什么。只有晚钟无私地鸣响，这是大教堂的钟声给予我们的奖赏。弟弟汤姆也曾在那里，在我们去新的地方之前，汤姆也开始领略到钟声的奇妙了。
卢梭希望在美妙的音乐中死去。如果让我选择，我希望在临终前有大教堂的钟声在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已经走到了终点，并且召唤我，就像它曾经召唤那个长着白色头发的小男孩一样，最后一次唤我“入睡”。
我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提到我书中的这段描述。他们当中有些人说，读到这些的时候他们会泪流满面。这些文字来自我心灵深处，也许这就是感动读者心灵的原因吧。
我们乘坐一艘小船到福思湾，在那儿换登爱丁堡号轮船。当我将要被抱到轮船上时，我奔向兰德姨父，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哭喊道：“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好心的水手把我从姨父那里分开，抱到轮船的甲板上。当我重回丹佛姆林时，亲爱的老朋友过来看我，对我说那是他曾见过的最感伤的别离。
我们乘坐800吨的威斯卡斯特号帆船，从格拉斯哥的布鲁米络起航。经匹兹堡市徽过7周的航行，我跟水手已经很熟了，知道了各种缆绳的名称，并且能够引导乘客听从船长的指令，因为船上人手不够，有时需要乘客们的协助。结果，每逢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餐，与我分享他们伙食中的美味——葡萄干布丁。下船时我真的有些依依不舍。
到了纽约，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我曾去过爱丁堡，但那是在我出国前的一次旅行中。在我们起航前，也没有时间去格拉斯哥观光。纽约是第一大繁华之都，这里有人声鼎沸的工业区，它的热闹和刺激让我不知所措。我们在纽约停留时，有一件小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穿过城堡花园的保龄球场时，威斯卡斯特号帆船上的一位水手罗伯特·巴里曼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他认出了我。他在甲板上穿着制服，上岸后穿着时尚，蓝夹克配上白裤子。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帅气的小伙子。
他带我去了一家饮料铺，要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喝着饮料，感觉从那黄铜瓶子里涌出来的是上帝所赐予的甘露。直到今天，在我的脑海中还留有那份华丽的色彩，在我的想象中再也没有任何事情能与我曾见过的那个场景相比。后来每当我经过那个地方，看到老妇人的饮料铺还在那里，都不禁会想起那位善良的水手。我曾试着联系他，若能找到他的话，希望看看他是否正安享晚年，或者可以尽我的力量让他的暮年生活多些快乐，但一切都是徒劳。他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汤姆·保林，当那首动听的老歌响起时，我仿佛看见了“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巴里曼。唉！可惜他已去了天堂。然而，他在航行中给予一个男孩的友善和帮助，使得这个男孩成为他的挚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约翰、威廉和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在丹佛姆林的童年时期的伙伴。斯隆先生和我父亲曾经是纺织生意上的伙伴。我们去拜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后来，威廉在1900年从我这里买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的房子对面。他把这块地给了他两个已出嫁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也成了好朋友，就像母亲和斯隆夫人在苏格兰那时一样，这真让人欣慰。
纽约的移民代理商建议我的父亲，通过伊利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里夫兰，再由运河到俄勒岗州——这段旅程需要3周时间，而今乘火车只要10小时。那时还没有铁路通往匹兹堡，也不通西部任何一个城镇。伊利铁路正在修建中。旅途中，我们看见一群人正忙着修路。对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是错的。作为一名运河小船上的旅客，在那3周时间里有着很多快乐。在我的经历中，所有的不愉快都从记忆中渐渐远去了，除了在夜晚的时候，我们被迫留在俄勒岗州码头，等轮船把我们从俄亥俄州带到匹兹堡。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受蚊子的凶猛，我的母亲被蚊子咬得比较厉害，以至于早上都难以睁眼；我们的状况也很惨，但我不记得了，即使那晚被蚊子叮咬得刺痛，我仍然睡得很沉。我的睡眠一直不错，从来不知道“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匹兹堡的朋友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周到的款待让我们忘却了旅途的烦劳。我们在阿勒格尼市找到了住处，和他们住在一起。霍根姨父的一位兄弟在丽贝卡街的街尾开了一家小纺织店。这家店有两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在那里落了脚（房租是免费的，因为艾肯特姨妈是那儿的房东）。不久以后，我的姨父放弃了纺织生意，我的父亲就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仅会纺织，而且后来还自己去推销产品。因为找不到商人大批量订货，他不得已只好自己去开拓市场，挨家挨户地推销产品，收益相当微薄。
像以往一样，母亲又出来拯救一切，没有什么能难倒她。她年轻时，曾在她父亲的商行里学过给鞋子镶边，挣一些零用钱，如今这一技之长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以解燃眉之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伙者亨利·菲普斯的父亲，他和我的外祖父一样，也是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勒格尼的邻居。母亲做完家务，就从他那里接一点活——因为我们家没有请佣人——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人。为鞋子镶边每周能挣4美元，为此，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和傍晚的空闲时间，当家务活做完了，我的小弟弟就坐在她的膝盖上帮她穿针线，并给线打上蜡。这时，她会给弟弟讲述一些苏格兰的经典民谣，就像她当年跟我讲这些一样。她似乎已把这些熟记在心了，有时还会讲一些寓意深刻的故事。
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弟更值得珍惜的优势。母亲身上汇集了护士、厨师、管家、教师、圣徒所有这些身份的一切特点，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培养起来的。与这样的传统相比，富翁和贵族的孩子所得到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母亲是位勤劳的妇女，但是再忙的工作也不会妨碍她给别人以建议和帮助，在邻居们有需要的时候。她被邻居们公认为是一位智慧而善良的女人。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过很多事情。因此，后来无论我们住在哪里，富人和穷人都带着难题来找她出谋划策。无论她走到哪里，她总是出类拔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