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我见到了两大奇观，罗斯福总统和尼亚加拉瀑布。”
那真是一对绝配：一样的大气磅礴，激流奔腾，精神抖擞，热情飞溅，不知疲倦，而且都履行着各自的职责，这就是两大奇观的相似之处。
莫利是阿克顿图书馆最好的主人，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格莱斯顿先生告诉了我阿克顿勋爵的境况，在他的建议下，我同意买下阿克顿图书馆，并答应为阿克顿勋爵保留这个图书馆，让他在有生之年继续使用。不幸的是，他享用这座图书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几年——这样，图书馆又回到了我的手中。我坚信莫利会妥善地使用这座图书馆，并且最终会把它交给一个合适的慈善机构。我准备去告诉他我有这样一座图书馆的时候，他打断了我，说道：“很好，我必须告诉你，从你买下这个图书馆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格莱斯顿先生没有替你保守这个秘密，他是多么高兴啊！克顿勋爵有生之年能够一直拥有它。”
我原以为格莱斯顿先生和我亲密无间，永远也不会对其他人提起这件事情，但莫利先生的这番话使我非常惊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格莱斯顿和莫利关系非同一般——唯有此人能与他分享所有的快乐。然而在神学方面，他俩有很大分歧，阿克顿和格莱斯顿的观点倒是比较相近。
在我为苏格兰的大学捐设基金后的第二年，莫利作为大使陪同英王陛下去巴莫拉尔宫，他给我发来电报说，必须在我们起程回国前来看我。我们见面了，他告诉我，我为苏格兰大学以及英国其他地方所作的捐助，给英王陛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知道是否能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为我做点什么事，以示对我的奖赏。
我问：“你怎么说的？”
莫利回答说：“我想什么也不用做。”
我说：“你说的完全正确，除非英王陛下愿意写一封短信给我，表达他对我所做之事的赞赏，这将会让我感激不已，我会把这封信传给我的后代，让他们都为此而骄傲。”
英王陛下果真这么做了。这封亲笔信我已经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提到过。
事实证明，斯基伯是最适合莫利疗养的度假胜地，这的确是件幸事。每年夏天，莫利先生都会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和我们共度一段时光。他和我一样喜欢乘船出游，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理疗。莫利一直保持着“老实正派”的本色。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时，他都不慌不忙、沉着镇定。然而面对棘手的问题时，他有时也会瞻前顾后，缺乏大的勇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会适时选择逃避。
张伯伦和莫利同为激进派的密友，我在英国经常会遇见他们。刚提出“地方自治”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英国引起的轰动更甚于美国。我受邀去一些城市发表公开演说，讲解我们联邦体制的优越性，夸赞我们是所有政府中最自由、最强有力的政府。应张伯伦先生的要求，我给他寄了一本安娜·L．道斯小姐的《我们如何管理》，后来与莫利、格莱斯顿以及其他人也经常谈起这个话题。
我不得不写信给莫利先生，告诉他我不赞同第一份《地方自治法案》。我遇见格莱斯顿先生时，他对此表示遗憾。我反对国会把爱尔兰的成员排除在外。我说，美国从来不会限制南方州县派遣代表去华盛顿。
“如果他们拒绝，你会怎么做？”他问。
“争取所有民众的支持——首先不要发生冲突。”我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道：
“不要发生冲突。”他感到有些无奈，无话可说了，于是就换了个话题。
我将以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指出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国会。英国可以以美国为榜样，设立一个国会，并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设立地方立法机关（而非国会）。这些地方会建设得像纽约和弗吉尼亚一样。但是英国没有最高法院，制定法律不仅要通过国家的立法机构，还要通过国会，才会有最终的判决权。英国可以让国会作为一个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凌驾于爱尔兰之上。因此，爱尔兰当地立法机关的法案应该在下议院进行连续3个月的公示，对与国会冲突之处进行修改，如果他们不接受就继续修改到合适为止。除非制定了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否则那些条款就形同虚设。我提议，制定条款以震慑那些胆小的人，让他们别妄想脱离国会。
后来，我极力向莫利推荐这个方案，他告诉我已经向帕内尔提议过了，但遭到了拒绝。格莱斯顿先生到时可能会说：“很好，对于这个条款，不仅我认为没有必要，其他人的看法也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对英国有利的建议。这套方案现在对我们不适合，那是你们的做法。”
一天早上，在哈瓦顿，格莱斯顿夫人说：
“威廉告诉我，他和你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谈话。”
的确是这样，他难得和一位真诚的共和主义者进行轻松的交谈，他不理解我为何无法想象不同的世袭等级。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故意放弃父母给起的名字和家族姓氏。尤其好笑的是，新贵族和老贵族打招呼时，老贵族竭力摆出一副轻视的样子，使得这些或许是花费了1万英镑买来贵族头衔的新人多少要给民主派捐款。
布莱恩先生和我们一起在伦敦时，我告诉格莱斯顿先生，布莱恩先生跟我说有一次见到他时的惊讶。那是在纪念无名英雄的游园会上，天气很冷，他却毕恭毕敬地摘下老年帽拿在手上。说到“政教统一”，也是我对未来的预测，我预感我们的民族会重新联合起来，因为大不列颠岛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扩张了。由于存在着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我相信英语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是不可避免的。其他民族没有这种情况。其他任何一个说英语的国家鼓励所有的宗教，而不是支持某一个，不偏不倚。
格莱斯顿先生问：“你认为我们的国教还能存在多久？”
我的回答是，我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在政教分离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点点头笑了。
我进一步说到，与那些地域广袤的国家相比，英国的人口肯定会相对减少。
他问：“你预测英国的未来人口会怎么样？”
我提到古希腊，还说到英国出现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布鲁斯、休姆、瓦特、斯宾塞、达尔文，及其他一些做过巨大贡献的名人，这一切并非偶然。天才的诞生不是依靠于物质。许多年后，英国将不再是一个工业大国，不是因为她会衰退，而是许多其他国家在迅速发展，我认为英国可能会成为现代的希腊，成为民族精神的领袖。
他抓住这个词，重复地说道：“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我喜欢。”
此前，我从来没有和一个人交谈得如此尽兴。后来，我再次去哈瓦顿拜访他。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1897年冬天，在戛纳兰德尔勋爵的家里，当时他病得非常厉害，但他魅力依旧，尤其是对我的弟媳露西非常殷勤。露西第一次见到他，就深深地迷上了他。当我们驱车从兰德尔勋爵家离开后，露西轻声嘀咕道：“一只生病的鹰！一只生病的鹰！”无法形容当时这位伟人苍白的倦容。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人，还是一位真诚善良的人。他的确配得起“世界第一公民”这个头衔。
1881年，我在英国和下院议员塞缪尔·斯托里建立了业务关系，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激进分子，一位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我们买下了几家英国的报纸，开始进行激进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帕斯莫尔·爱德华兹及其他一些人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但是结果并不理想。我的这些英国朋友配合得并不好，最终我不得不决定放弃，幸运的是我没有遭受什么经济损失。
我写第三本书《胜利的民主主义》，是因为我意识到那些消息最灵通的外国人，甚至是英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太少了，而且还有些曲解。那些受人尊崇的英国人当时居然不知道美国，真是令人惊讶。1882年，我第一次与格莱斯顿先生的交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我说，如今大多数说英语的民族是共和主义者，只有少数国家是保守的君主****制度。
他说：“为什么？怎么会那样？”
“噢，格莱斯顿先生，”我说，“美国说英语的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有说英语的人都要多，尽管说英语的殖民地人口有美国的两倍多。”
“噢，那么，你们的人口是多少？”
“6600万，而你们的人口还不及一半。”
“噢，是的，这太令人惊讶了！”
论及国家的财富问题，他也感到非常惊讶。他从1880年的统计报告中获悉，只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居然可以买下整个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帮英国还清所有的债务。但是最令他震惊的是我提到的自由贸易问题。我指出，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我记得后来霍尔丹法官犯了同样的错误，说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他还感谢我帮他纠正了错误。）我引用了马尔霍尔的一组数据：1880年，英国的产值是8．16亿英镑，美国的产值是11．26亿英镑。他听了以后只说了一句话：“真是不可思议！”
随后，我又提到其他一些令人惊讶的数据。他问：
“为什么没有人写过这个问题，以简单直接的形式把实际情况告诉世界？”
其实，当时我正在为《胜利的民主主义》一书搜集资料，我告诉他，我打算在这本书中实现他的期望，希望能有所帮助。
《环球旅行》和《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没让我花太多的精力，但是从1882年开始我着手的《胜利的民主主义》一书的准备工作就完全不一样，没有那么轻松了。这需要我付出持久艰辛的努力。我必须对数据进行仔细核对和整理，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项工作越来越吸引我。那几个月，我似乎满脑子都是数据。我工作得非常投入，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过去了。以至于我常常把傍晚当成中午。由于这项工作压力太大，那段时间我得了一生中的第二次重病，因为我还要兼顾生意上的一些事。在我确信自己能兼顾像搜集数据一样使我感兴趣的任何事情之前，我应该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