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们公司的发展，我要提一下1892年7月1日发生的一件事。那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当时我并不在场，而是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维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想起我们之间融洽的关系，我非常自豪。有人公开指责我在荷姆斯泰德罢工期间待在国外，没有立即飞回来支援我的合作伙伴。对此，我的主要合伙人菲普斯先生在1904年1月30日写信给《纽约先驱论坛报》，作出答复。他大意是说，我总是倾向于对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不论他们的要求多么不合理，因此，有一两位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我认为应该重视培养与工人之间的情谊，而且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考虑，我相信，给工人们较高的工资，让他们感到幸福和满足，他们便会尊敬雇主，也会生产出更大的利润，这就是最好的投资。
贝西默的平炉炼钢法和基础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巨大的变革。所以现在使用的机器显得落后了，我们公司意识到了这一点，花了数百万美元对荷姆斯泰德工厂进行重新扩建。新机器的钢产量比旧机器的提高了大约60％。218名工人（以每生产一吨钢为计量单位来支付他们的报酬）与我们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中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用新机器设备工作的。因此，在合同到期前，他们的工资比以前增长了将近60％。
1892年工人罢工公司提议对这笔60％的增长额进行重新分配，即工人的收入比过去增加30％，另外30％将用于补贴公司新增机器的费用支出。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和以前相比并没有增加，而是机器的更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一做法不仅公平合理，通常情况下，工人们也会心怀感激地接受。然而，公司当时正在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而忙碌（此事我们已经推辞两次了），这也是政府急需的，工期显得很紧张。同时，我们与芝加哥展览会签订了材料的供货合同。一些工人领袖得知了这些情况，坚持要求拿到60％的全额增长收入，认为公司迫于压力会给的。然而，公司没有同意，也不应该同意这么做，这完全是企图要挟，就像被人掐着脖子说：“站住，把钱交出来。”对此无疑应当拒绝。如果我在场的话，对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为也绝不会作出让步。
在这一点上，公司的决策完全正确。假如我们与工人产生了分歧，我通常采取的策略是耐心等待，和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这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但绝不会雇用新人来取代他们的位置——绝不会。然而，荷姆斯泰德工厂的主管轻信了3000名没有参与此争端的工人们的话，他们说他们能让工厂运作起来，他们想和那280名工人脱离关系。那280名工人自发成立了一个工会，到目前为止，他们拒绝其他部门加入——只有钢铁生产线上的加热工和轧钢工才可以加入。
这位主管被误导了，而我的合伙人又被这位主管误导了。他刚从下面提拔上来，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没有太多经验。一边是少数结成联盟的工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一边是3000名工人自发提出反对前者的不合理主张，这位主管认为这3000名工人会信守承诺，风波很快可以平息。这3000名工人中有许多人有能力，并且也想要取代那280名工人的岗位——至少我听到的汇报是这样。
回过头来看，开工显然是决策失误。公司可以对所有的工人这么说：“现在发生了劳资纠纷，你们内部必须先协调好。公司已经给你们提供了最优厚的待遇。只有当纠纷解决了，才会开工，否则公司不会开工。在此期间，你们的岗位仍然保留。”或者，主管可以对3000名工人说：“好啊，如果你们不担心自身安全的话，那就来吧。”这样，就把安全责任推到了工人们自己身上——3000名工人对抗280名工人。倘若这么做的话则是明智的。事实上，我知道州政府加强了防范措施，以保护这数千名工人。280名工人的几位带头人大多是蛮横之徒，他们持有枪炮，很快对数千名工人形成了威胁。
在此，我要引用我曾经制订的一条规则：“我的意见是，希望大家能明白公司决定让所有的工人暂时停工，让他们自由协商，而且公司会耐心等待，直到工人们愿意回来工作。公司从未想过要试用新人——从未想过。”最优秀的工人是不会在大街上四处寻找工作的。通常，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游手好闲。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我们也不会轻易解雇我们重用的员工。要求一个新人正确操作现代化钢铁厂的复杂设备是不现实的。因为老员工对雇用的新员工总是心怀芥蒂，如果我们用新员工来取代数千名老员工，他们就会不再支持我们的决策了。难道我们能因此而指责他们吗？
然而，假如我当时在场，可能也会被他们劝服，同意开工，就像那位主管一样，想要试探一下我们的老员工是否会信守承诺去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开工，我的合伙人没有让新员工上岗。恰恰相反，事后我得知，这次开工是数千名老员工提出来的，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于主管建议的这一做法，我的合伙人没有理由拒绝采纳。我们的原则是永远不要雇用新人，但是会等待老员工回来，这并没有违背原则。第二次开工是罢工者向州政府的官员开枪之后，现在回过头来也可轻松地说：“工厂要是一直等到老员工主动回来再开工，那该多好。”但当时，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派了8000人的军队控制了局势。
矛盾激化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并不知情，直到两天后才得知这一消息。此前，我的人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让我痛心的事。在我的从商经历中，任何创伤都没有像荷姆斯泰德罢工那样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痛苦回忆。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工人们当时做得太过分了。
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罢工的那些工人使用新机器工作，收入从每天4美元涨到6美元，这比他们以前使用旧机器工作时收入提高了30％。当时，我在苏格兰收到我们工会主席发来的下面这封电报：
“尊敬的老板，请告诉我们，您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定将按照您的指示去办到。”
这令我非常感动，但是，哎，太迟了。错误已经酿成，工厂已控制在政府手中，一切都太迟了。
在国外期间，我收到许多朋友亲切的来信，他们得知了这一情况，想象得到我的烦恼，特地写信给我表示安慰。我非常感激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信：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长期以来，我和我的妻子对您一直心存感激。但此时此刻，我无法漠视您正在遭受的煎熬，您费尽心力引导人们要做出更加文明的行为，却因此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我希望能够帮您从这些媒体不怀好意的诽谤中解脱出来。记者们真是太草率了，他们常常自以为是，断章取义，而且动机不良。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您做点什么，尽管那只是一句话。我只想说大家不知道您其实在大洋彼岸，尽管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但只要了解您的人，对你的尊敬和肯定，不会有丝毫的减少。
在当今社会，金钱就像魔鬼一样，正在吞噬着人们的道德，您以身作则地与此进行抗争。我永远支持您。
相信我
您忠实的朋友
W．E．格莱斯顿（签名）
我拿出这个作为例子，是为了说明格莱斯顿先生极具同情心。对万物的敏感，很容易引起人的同情——例如对那不勒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者是对一个受苦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