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国学到了一个钢铁制造业的重要经验，那就是必须要保证原材料的供应通畅，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解决了埃德加·汤姆森工厂的钢轨问题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了下一个。在当时要想持续得到生铁供应不大可能，对此我们没有把握，这就迫使我们开始建造高炉，自炼生铁。我们建了3座高炉，其中有一座是从埃斯卡纳巴炼铁公司买来后改装的高炉，这件事是克洛曼先生联系的。其实购买这座二手高炉所花费的成本不会比建一座新高炉的成本少，而且还没有新的那样好用。购买劣等设备，实在让人不满意。
尽管这次购置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在随后的日子里，它却给我们带来了高额利润。因为这座高炉小，适合生产镜铁，后来还用于生产锰铁。我们是美国第二家镜铁生产厂，同时也是美国的第一家并且也是多年来唯一一家锰铁生产厂。而以前我们一直依靠国外进口这种原材料，每吨要80美元。我们的高炉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既然能找到矿石，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小高炉来生产锰铁。我认为这一想法值得尝试，结果我们大获成功。我们完全能满足美国的锰铁供应需求，并且，还将它的价格从每吨80美元降到了50美元。
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勘测矿山时，发现有些欧洲人正在那里悄悄地购买矿石，准备回去生产锰铁，而矿主们还以为他们另有用途。菲普斯先生当即决定买下那座矿山。由于矿主们既没有资金，又缺乏技术，所以他们同意转让，于是我们趁机用高价从他们（其中有位戴维斯先生，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年轻人）手中买了下来，成了矿山的新主人。通过对矿山的全面勘察，我们确认那里含有丰富的锰矿，利润回报指日可待。所有这一切进展神速，从发现商机到买下矿山，我们一天都没有耽搁，这就是股份制公司比集团公司更具优势之所在。集团公司的总裁必须要征求董事会的意见，往往要等上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才能作出决定。如果那样的话，矿山也许早就到了他人之手。
我们继续扩建高炉设备，每一座新的高炉都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了。当然，期间还会有一些细小的改进，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座运行理想的工厂，当时，我们的生铁产量是每月5万吨。
为了保证生产的独立性和通畅，我们增设了高炉部，这意味着又迈出了的重要一步。同时，我们希望能有持续定量的优质焦煤供应——康奈尔斯维尔煤场可以做到这点。我们发现熔炼生铁所必需的燃料供应不足，还是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通过深入的调查，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焦煤公司不仅有最优质的煤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也是一位管理天才。最初他也只是一名铁路公司的小职员，后来获得了成功，其个人能力可见一斑。1882年，我们购买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后来又从其他股东手里购买了一些，最终我们成了大股东。
现在只剩铁矿石供应问题。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欧洲就只有两三家公司能与我们抗衡了。曾经一度，我们以为已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打通这最后一环的金钥匙。然而，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蒂龙地区进行投资，尝试去开发利用那一地区的铁矿石，结果损失惨重。我们只看到了矿山的边缘表层，它们经过多年的风化，许多杂质被冲刷掉了，所以表面矿的纯度较高，但当我们再往里深入一点，就会发现那是一座贫矿，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山中租了一座高炉，派化学家普鲁士先生去那里对当地产的所有原材料的成分进行分析，还鼓励当地人帮他采集矿石标本。当时，人们显然对化学很陌生，非常敬畏，所以，要找个人在实验室里帮助他很难。当他告诉大家通过那些奇怪的仪器能检测出矿石的成分时，人们却怀疑他与邪恶的力量有着不正常的交流。最后，我们不得不从匹兹堡的公司派一个人去协助他。
有一天，他给我们发来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指出那儿的矿石中明显不含磷，这种矿石很适合用于贝西默炼钢法。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儿的矿主是摩西·汤普森，一位富有的农场主，他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拥有7000英亩最好的农田。我们约他在那儿见面，希望他能转让这座矿。我们发现，五六十年前，该矿曾被开采过，当时用的是木炭高炉提炼法，但没有成功，可能是由于这种矿产的纯度高于其他矿石，熔炼起来比较困难。该矿在以前不被看好，这对我们来说倒是好事。
最终，我们获得了该矿山6个月的开采权，我们马上开始了勘察，这是每位买主都应该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我们沿着山坡以纵向相隔50英尺、横向相隔100英尺的间隔一路勘测，在每个交叉点插一根标杆深入矿山中，共插了80根标杆，并在每一点取不同深度的矿藏进行分析。在我们付清10万美元之前，必须弄清楚矿产的成分。结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通过我的堂兄，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兰德先生的努力，采矿和洗矿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也弥补了我们上次选矿失误的所有损失，付出之外还有盈余。在这件事上，至少我们在紧要关头夺取了胜利。请化学家来为我们作指导，这一步我们走对了。可见，我们决定获取原材料，并为之努力是富有成效的。
我们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但有几次却非常惊险。一天，菲普斯先生驱车和我出了工厂，当我们经过国家信托公司在匹兹堡佩恩街的办事处时，我透过他们的窗户看到一个巨大的镀金标语：“身为股东，人人有责。”就在那天早上，我仔细查看了我们公司的报表，注意到资产单上有20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对亨利说：
“如果我们有这家公司的股份，你能不能在今天下午回办公室前把它们都卖掉？”他说不用这么着急，等到了好时机再出手。
“不，亨利，请你立刻去办，帮帮我。”
他照做了，把股份都转让了。我们真幸运，没过多久，这家银行因巨额亏损而倒闭。我的堂兄莫里斯先生是受害者之一，很多股东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时间一片恐慌，如果我们没有卖掉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们的信誉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威胁。真是幸免于难啊。虽然只有20股（股值2000美元），但我们的名字差点就列在他们的股东名单上！这个教训不能忘记。商界有一条铁的定律，那就是：当你有钱时，你可以自由支配，但你的名字永远都不能出现在负债公司的成员或是担保人名单上。区区几千美元的小投资，不算什么——没错，但它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影响。
在不久的将来，铁会很快被钢所取代，这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在我们的吉斯通桥梁公司，钢也越来越多地代替了铁的使用。钢的时代将取代铁的时代，我们会越来越依赖于钢。1886年，我们决定在埃德加·汤姆森工厂旁再建新工厂，用于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此时，我们得知有五六位匹兹堡的重要制造商在荷姆斯泰德联合建了几座钢厂，他们愿意把钢厂卖给我们。
这些工厂原先是由制造商们联合建造的，当初是为各个公司供应钢材，但当时钢轨生意非常兴旺，他们想改变计划，建立一家钢轨厂。当时钢轨的价格仍然很高，他们生产钢轨有利可图。但这些工厂是不是专门为此而设计建造的，没有熔炼生铁所必须要用的高炉，也没有焦煤这种燃料。他们受到条件的限制，根本竞争不过我们。
收购这几家工厂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觉得与这些制造商协商的唯一办法是，建议他们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们提出了公平的条件：他们投资了多少钱，我们就返还给他们多少钱。在此基础上，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我们让对方来选择是拿现金还是入股，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先生选择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部收益以外，其他人都选择拿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们，他的同伴们起初非常担心我们会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是，当我提出完全公平的条件，以1美元兑1美元时，他们就放心了。
这次并购使我们的公司进行了大范围的重组。1886年，新的卡内基-菲普斯公司组建成立，负责荷姆斯泰德工厂的运营。威尔逊-沃克公司并入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内基兄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随着业务进一步扩展，我们在比弗福尔斯新建了哈特曼钢厂，主要生产荷姆斯泰德工厂不生产的上百种各种型号的钢材。如今，我们几乎能生产出所有类型的钢材，从小线钉到20英寸的钢梁。那时，我们也没想过再去涉足任何新领域。
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工厂从1888年到1897年这10年间的发展历程。1888年，我们的投资额是2000万美元，1897年，我们的投资额翻了一番多，超过4500万美元；1888年，生铁的年产量是60万吨，1897年，我们的产量翻了3倍，将近200万吨；1888年，铁和钢的产量，平均每天有2000吨，1897年，增长到每天产6000多吨。当时，我们的焦炭厂有大约5000台煤炉，后来煤炉的数量发展了3倍，我们的日均生产能力也从6000吨发展到18000吨。1897年，我们的弗里克焦煤公司已拥有42000英亩的煤田，比康奈尔斯维尔煤场还要大三分之二。从产量的增长上可以看出，公司这10年来发展得非常快。有一条大家公认的法则：在一个尚处于成长中的国家里，像我们这样的制造企业一旦停滞不前，国家就会衰退。
每生产1吨钢需要开采15吨铁矿石，先通过铁路运送到100英里外的湖边，再装船运送数百英里，然后经由汽车，最后再通过150英里的铁路运输送达匹兹堡；还要开采15吨的煤，制成焦炭，并经过50多英里的铁路运输；再开采1吨石灰岩，途经150英里运送到匹兹堡。当时，我们是怎么做到3英镑的钢只卖2美分而不亏损？我承认，这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但事实就是那样。
美国很快就从钢铁生产成本最高的国家转变为钢铁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造船厂也成了我们的客户。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已经能生产出和其他国家一样便宜的钢铁，尽管劳动力成本很高。制造行业的劳动力不像机械行业那么低廉，而是最贵的。只有让工人们感到自由、满足了，他们才能好好地为公司工作。在美国，事实就是这样。
美国在国际市场上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本国的制造商们有一个最好的国内市场。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能收回投资，因为即使出口价格低于实际成本，只要出口费用和所有开支持平，剩余产品的出口也是有利可图的。一个国家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如果国内公司的产品又符合国际标准的话，就像我们公司，那么销售量很快就会胜过外国厂商。关于这一点，我在英国时用了一个短语来概括“盈余法则。”后来，这一法则在商界得到了广泛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