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我经常要到东部去出差，尤其是纽约。纽约就像英国的伦敦一样，是美国所有重要企业的大本营。大公司如果不在那里设办事处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的弟弟和菲普斯先生已经能完全掌控匹兹堡的业务。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公司的总体发展方向，并洽谈一些重要的合同。
我的弟弟很幸运地娶了露西·卡尔曼小姐为妻，她的父亲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好友。1867年我不得已再次舍弃原有的生活圈子，离开匹兹堡，把家安到了纽约，并将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刚开始我很难接受这个变化，母亲也感到非常难过。虽然身在异乡，但只要我们是在一起的，无论在哪里她都感到非常高兴。只是，这一切都无法替代她浓浓的思乡情。我们在纽约完全是陌生人，我们先在圣尼古拉斯酒店安顿下来，当时那儿富丽堂皇。我在布百老汇街上开了一家办事处。
有一段时间，只要有匹兹堡的朋友来纽约，我们都感到非常快乐，匹兹堡的报纸似乎也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我常常去匹兹堡，母亲也经常陪我一同前往，这样我们仍然和老家保持着联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在纽约有了新朋友，也有了新的兴趣爱好，开始把纽约视为新家了。当圣尼古拉斯酒店的老板在市镇外围住宅区开了温莎公爵酒店，我们就跟着把家搬到了那儿。一直到1887年，这里都是我们在纽约的家。酒店老板****先生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他的侄子和亲戚现在仍然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纽约，让我受益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考特兰特·帕默夫妇组建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俱乐部每月组织一次各种话题的讨论会，地点就在他们家，它很快就吸引了各类社会名流。感谢博塔夫人，因为她的推荐，我才成了俱乐部的成员。她是博塔教授的妻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他们家的客厅胜过纽约市的任何一个沙龙。有一天，我荣幸地受邀去博塔家赴宴，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了几位名人，他们中有一位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和顾问，他就是著名的法律顾问安德鲁·D．怀特，时任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成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驻德国大使，也是海牙国际会议美方代表团的团长。
在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的确像一个很好的竞技舞台。社会各界的名流在那儿讨论当天的热门话题，并逐一向听众讲解。不久，聚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一个私人客厅有些容纳不了，于是每月一次的聚会就改在当时的美国国家艺术馆进行。我记得，我首次参加演讲的题目是《金钱贵族》，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上校是这个议题的首位发起者。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观众面前演讲。在那之后，我时常发表演讲。这是非常好的锻炼，因为每次出场演讲，都需要阅读和收集很多材料。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制造业比较熟悉，我认为它是一个非投机型行业。我对事物的了解缘于我曾经做过电报操作员，那时我就知道几家匹兹堡的公司的老板当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我也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的事业。对我来说，他们的这种操作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种赌博行为。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严重受损，因为人们认为（这几乎不可能隐瞒得住）他们热衷于投机生意。但是，这样的公司在当时是屈指可数。匹兹堡的石油和证券交易所还没有建立，而与东部的证券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还不需要。匹兹堡仍然是一个工业城市。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与匹兹堡有着这么大的差别时，我感到很惊讶。那里，几乎没有商人不在华尔街或多或少地参与过冒险投机。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围着，他们询问我接触过的各家铁路公司的情况。有人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投资，让我去管理——他们猜想我能得到来自内部的消息，投资肯定能够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打算悄悄买下某些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整个投机市场上最诱人的一面都展现在我面前。
我拒绝了所有这些诱惑。有一天上午，那时我刚搬到纽约不久，在温莎公爵酒店，我面临了一个最具诱惑的提议。杰伊·古尔德（当时他的事业正处于顶峰）跑过来对我说，他知道我，他将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所有控股权，如果我同意管理的话，他愿意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并说，虽然司各特先生和我在公司业务上有过分歧，但我永远不会与他作对，我会一直敬重并支持他。后来司各特先生告诉我，他听说纽约的大股东选我去接替他的职位。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我对他说，只有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会去任总裁，以此来打消他的疑虑。
时光流转，世事轮回。1900年的一个早晨，也就是我遇到此事的30年后，我告诉古尔德先生的儿子他父亲当年的这个提议，并对他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管理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现在作为报答，我提议让他的儿子管理国际海洋航线。”
我和古尔德先生的儿子就第一步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让他的瓦伯什铁路公司承接我在匹兹堡的运输工作。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给瓦伯什铁路线提供我们钢铁公司三分之一的运输业务量，第一步进行得非常成功。后来，我们提出的东部线的范围从匹兹堡扩展到大西洋。摩根先生在1901年3月通过施瓦布先生找到我，问我是否真的愿意退出商界。我肯定地回答道，那要等我们铁路公司走到尽头，我才会放弃。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投机性地买卖过任何一支股票，除了早期从投资的角度买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当时还不是我自己付的钱，而是银行家们提供给我的低息贷款。我一直坚守一个原则：不买我买不起的东西，不卖不属于我的东西，不追求虚幻的利润。多年以前，我持有少数在商业交往过程中得到的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有价证券。我每天早上都会翻读早报，饶有兴致地关注一下股票市场的行情。我决定出售我持有的一切其他公司的股份，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匹兹堡的制造企业上，并下定决心不再持有在证券交易所买卖的任何股票，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股份之外，我严格遵守这条原则。
每一个从事实业的人和所有职业经理人都应该欢迎这条原则。尤其是对从事制造业的人来说，这条原则尤为重要。（假如他经常要对出现在他面前的问题作出明智的决断，那他必须保持冷静从容。证券交易市场纷繁复杂的波动会扰乱一个人的思绪，会让他作出不明智的判断。他置身于那种影响下就容易迷失方向，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抓不住事情的真相。）他会把小丘看作高山，又会把高山看作小丘，没经过理性缜密的分析就急于下结论。他的注意力会集中在股票行情上，而不能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投机活动以获取价值为生，却不能创造价值。
定居纽约之后，我的第一个重要计划就是在基奥卡克建造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我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森先生承接了大桥的整体构造、基础设施、砖石工程和上层结构。按照合同，我们可以拿到部分债券和股票以抵付工程款。这项工程在各个方面都极为成功，只是经济上不太理想。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得铁路行业濒临崩溃，他们无法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同行竞争者也在伯灵顿建造了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桥，并在密西西比河的西岸修了一条通往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预期的丰厚利润化为泡影。虽然汤姆森先生和我没有什么太多盈利，但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这座大桥的上层结构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建造的。施工期间，我有时需要去基奥卡克。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聪明能干的人，其中有里德将军和夫人，还有莱顿夫妇。后来，我和一些英国朋友去基奥卡克访问，他们对这个遥远的西方社会印象深刻，对这个文明之邦非常惊奇。有一天晚上，里德将军盛情接待了我们，仿佛把大家一起带到了英国的某个小镇。当中有不少客人在内战时期是非常著名的，后来提升为国家议会的要员。
J.P.摩根
1871年，创始人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1895年改名为J.P．摩根公司，向钢铁、铁路及公用事业等产业渗透。1912年，摩根财团控制了金融机构13家，被美国金融界称为“银行家的银行家”。1930年代，摩根财团所控制的大银行、大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当时美国八大财团的50％以上。如今，垄断时代终结，世界商业权力也已分散到不同机构。今后再也不会有哪家银行能像摩根财团那样强大、那样神秘和富裕。
建造基奥卡克大桥让我获得了声誉，以至于有人请我负责策划在圣路易斯建造一座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大桥，这是我的第一笔大资金业务。1869年的一天，负责这项计划的麦可弗森先生（他的作风像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对我说，他们正在为建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是否能获得东部铁路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支持，经过仔细审查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签下了建造这座大桥的合同。我同时获得了桥梁公司的第一笔价值400万美元的抵押债券，并于1869年3月出发去伦敦，商谈这笔股份的售卖方案。
去伦敦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工程简介，到了伦敦后就打印出来。我以前来这儿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大银行家朱尼厄斯·斯宾塞·摩根，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向他推荐了这个项目。我给他留了一份简介副本，第二天我再去他那儿时高兴地发现，摩根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有潜力的项目。我向他出售了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建议我在债券的措辞上要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要去苏格兰，最好立即动身，因为我要写封信给圣路易斯的项目方，以确定他们是否同意作上述修改。
他说，我三周后回来会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此事。但我担心夜长梦多，我告诉他，我一早就可以发一份电报征求董事会的意见。大西洋的海底电缆已经开通一段时间了，但是能否传输我当天发送的这么长的私人电报，还不能确定。我毫不费力地将债券上的所有行数编上号码，然后，对每一行需要修改什么或增加什么都作了细致的说明。在电报发送之前，我请摩根先生过目。他说：
“很好，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应当受到嘉奖。”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摩根先生给我使用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彩色信封，里面是董事会给我的回函。上面写着：“昨晚，董事会全票通过所有的修改意见。”“现在好了，摩根先生，”我说，“我们能继续合作下去了，董事会已经接受了律师关于债券的修改。”很快，合同就签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