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万美元的投资还是给了我们最好的回报。我们利用最佳的时机获得了最丰厚的收益。在匹兹堡新建的工厂动用了我们现有的所有资金，此外还需要向银行贷款。回头想想，我认为贷款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好处。
自从对石油投资产生兴趣后，我多次去了那个地方。1864年还去了俄亥俄州的一处油田，那里有一口很好的油井，出产的石油非常适合用来做润滑剂。科尔曼先生、大卫·里奇先生和我一同去了那里，我们经历了一次最不同寻常的行程。我们从距离匹兹堡数百英里的地方下了火车，穿过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达克河水域，看到了这口神奇的油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它。
返程途中，险象环生。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天气非常好，道路也非常通畅。我们到那里后就开始下雨了。我们驾着马车起程回来的时候，还没走多远就陷入了困境。道路变得泥泞不堪，马车陷入泥地里寸步难行。此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看来我们不得不在户外过夜了。科尔曼先生睡在马车的一边，里奇先生睡在马车的另一边，我当时非常瘦，体重不到100磅，只好夹在两位魁梧的绅士中间。马车不时地上下颠簸，我们艰难地前行着，但很快又陷入了泥泞。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一夜。在马车前端有一个座位，我们头低在下面，尽管条件很艰苦，但那晚我们过得非常愉快。
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到了一个乡村小镇，一行人显得狼狈不堪。我们看见镇上的小教堂亮着灯，还听到了敲钟的声音。我们刚到小旅馆，就有一个委员会的人出来说，他们正在组织一个集会。显然，他们正在等待着一位有名望的人前来演说，很可能他像我们一样迟到了。于是他们选中了我来补这个缺，他们问我要准备多久方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教堂。我和我的同伴们本来准备跟他们开个玩笑，但我实在筋疲力尽，没有力气去尝试了。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讲坛。
现在，我的投资占用了我更多的精力，于是我决定离开铁路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在做出这个决定后不久，汤姆森总裁把我召回到费城。他想晋升我任刘易斯先生的总裁助理一职，办公地点在阿尔图纳。我婉言谢绝了，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要赚大钱，铁路公司的那点薪水无法实现我的目标，而且我不愿用不正当的方式发财。决定放弃的当晚，我征求了董事会的意见，包括审判官在内。
在写给汤姆森总裁的辞职信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给我的回信中热情地祝我成功。1865年3月28日，我辞去了职务，同时收到铁路公司员工送我的一块金表。我把这块金表和汤姆森先生的信当作最宝贵的纪念品一直珍藏着。
下面这封信是我写给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的。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
先生们：
值此分别之际，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不能再与你们共事的深深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相处，我要对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离别是痛苦的，今后我将不能像过去一样与你们还有其他各个部门的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以往的业务往来中，我们已经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向你们保证，虽然我们工作上的关系结束了，但我会永远祝福你们健康幸福，我们的友谊将长存，就像过去在匹兹堡分部工作时一样。我相信，那些多年来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成功作出贡献的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真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热忱的支持，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予同样的支持。再见。
此致
敬礼
真诚的安德鲁·卡内基（签名）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1865年3月28日于匹兹堡
从此，我再也不用为薪水而工作。一个人如果为薪水工作，必然会受到种种局限，听命于别人。即使他成为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做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了大部分股权。最能干的总裁也会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而这些人可能对业务一窍不通。但让我高兴地是，我今天最好的朋友都是曾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伙伴。
1867年，菲普斯先生、J．W．范德沃特先生和我重游欧洲，我们游遍了英格兰、苏格兰，以及欧洲大陆的每个景点。“范迪”是我最亲密的伙伴。读了贝阿德·泰勒的《徒步旅行》一书后，我俩心潮澎湃。当时正是石油事业的顶峰期，石油价格飙升，股价飞速上涨。一个星期天，我俩躺在草地上，我对范迪说：
“假如你赚了3000美元，你愿意把钱花在我俩的欧洲之旅上吗？”
“当然，就像鸭子必须会游泳或是爱尔兰人一定会吃土豆一样。”他回答道。
不久，范迪就用储蓄下来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够了这笔钱。就这样，我们的欧洲之旅开始了。我们邀请我的搭档亨利·菲普斯加入我们，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颇有实力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首都，饶有兴致地攀登了每一座山峰，背上背着我们的旅行包，晚上就在山顶露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维苏威火山，在那儿，我们发誓，有朝一日要周游世界。
这趟欧洲之旅让我受益匪浅。以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窍不通，但现在我已经能鉴赏大师们的作品。在当时我可能无法正确认识到他从伟大作品中能吸收到什么精华，但回到美国后，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对以前认为美丽的东西已经嗤之以鼻了，我开始以新的标准来欣赏一些东西。那些真正的杰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赝品或自命不凡的作品再也激不起我的兴趣了。
这趟欧洲之旅也使我第一次享受到音乐的盛宴。当时，在伦敦的水晶宫举行了亨德尔周年纪念音乐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感受到音乐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在这之后我也再也没有这种感受了。我在水晶宫、在大教堂、在歌剧院听了许多伟大的音乐作品，这大大提升了我的音乐欣赏水平。在罗马，罗马教皇的唱诗班以及圣诞节和复活节时，在教堂举行的庆典，也让我得到了顶级音乐享受。
这趟欧洲之旅还给了我一点商业上的启示。一个人必须跳出这个国家之外，才能对其飞速前进的速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我感觉像我们这样的制造企业还不能满足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但是在国外，好像一切都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在国外，如果把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排除在外，那么，这片大陆上的一切几乎都处于一个静止状态。而美国则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就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许许多多的人在巴别塔下面来回奔跑忙碌，人人都在努力地投入其中，建造这座摩天大厦。
乔治·劳德，姨父之子，卡内基的表兄，首次在美国发明从炭渣中提炼焦炭。卡内基姨父对卡内基影响甚大，是他的感情支柱。在姨父去世时，他说：“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知道劳德姨父的去世对我而言是多么大的损失，人们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要感谢我的堂兄多德（乔治·兰德先生），他为我们工厂创造了一项新的技术发明——这项发明在美国也属首例。他带我们的科尔曼先生去了英国的威根地区，向他讲解了从煤矿的炭渣中提炼焦炭的工艺过程。科尔曼先生常常提醒我们，如果把当时我们丢弃的煤渣再次利用起来那该多好，扔掉它们确实是一种浪费。我的堂兄多德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曾师从格拉斯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1871年12月，他将科尔曼先生的观点付诸实践。我着手出资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几家工厂。我们和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10年合同，收购它们的煤渣，并和铁路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多德先生来到匹兹堡，多年来一直负责整个工艺运作，并着手在美国建造首台洗煤机。他成功了——事实上在采矿业或是他从事的机械领域的工作上他从未失败过——不久他就还清了所有的投资成本。难怪，后来我的合作伙伴希望把焦煤厂收归到我们集团，他不仅是想得到这家工厂，更主要是想得到多德。“多德”已经名声在外了。
我们的炼焦炉越来越多，一直发展到500台，每天洗煤近1500吨。我承认，每当提起在拉瑞默地区的这些炼焦炉，我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假如有个人能让长一棵草的地上长出两棵树来，那么他就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也体现了人类的责任。那些从被扔掉的废物堆里提炼出原材料，生产出优质焦炭的人也同样应该感到自豪。变废为宝是件值得倡导的事，同样，在我们的大陆上能成为做此事的首家公司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不错的伙伴，他就是我在丹佛姆林的莫里森表兄的儿子。有一天，我们经过工厂，厂里的主管问我是否知道我有一个亲戚也在那里，是那儿的一名优秀技工。我说不知道此事，不过我想和那个人聊聊，也想四处转一转。我们见面了，我问到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他回答道，“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就是我的表兄鲍勃。
“很好，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想我们这样会生活得更好一点。”他说。
“你和谁在一起？”
“我的妻子。”他回答道。
“为什么你不先来找我？我也许能够把你介绍到这里来。”
“噢，如果我自己能得到这个机会，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帮助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莫里森家族的人，他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要像金星一样独立。没过多久，我听说他晋升为我们在迪凯纳新开工厂的主管，从此他开始稳步上升。今天，他已经飞黄腾达了，但仍然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百万富翁。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昨天，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他邀请我和我的太太在卡内基学院周年庆典的时候顺便去他那儿做客。）
我一直建议，我们的钢铁厂应当扩大规模，因为一些和钢铁制造相关的行业已经兴起，而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而且我们不应对钢铁行业未来的发展担心，因为美国在对外进口关税上采取了新的保护措施。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使一部分美国人下定决心要靠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重要事情上不再依赖欧洲。以前，美国不得不进口所需的各种类型的钢和大部分的铁，英国是主要供应商。现在，美国人民要求本国供应，议会准许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这在那时相当于每吨约28美元。当时，钢轨的售价大约在每吨100美元，其他物品按同比例征税。
这项贸易保护措施对美国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内战前，党派之间存在着纷争，南方主张自由贸易，并认为关税只对北方有利。英国政府支持联邦国家，在阿拉巴马州和其他攻击美国贸易的武装民船逃离出来后，达到了顶峰。这种行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极度不满，尽管大多数英国民众对美国还是友好的。关税不再是政党间的问题，而是一项国家政策，并得到了两个党派的一致认可。这已成为一项爱国政策，有利于发展重要资源。议会中不少于90位北方民主党派人士，包括众议院议长，都赞同这一政策。
人们对制造行业的投资不再犹豫，大家相信，只要有需求，国家就会给予保护。内战后的许多年，降低关税的需求日益高涨，我自然也卷入其中。人们经常指控制造商向议员行贿。据我所知，这些指控是没有根据的。毫无疑问，制造商们除了每年交几千美元维持钢铁协会的日常运作外，从来没有交过任何一分钱。他们的确集资过，但那只是为了反对自由贸易运动而捐款。
在我的全力支持下，钢材关税连续降低，钢轨的税收从每吨28美元降到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每吨7美元。（如今，1911年，关税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甚至还可以作进一步的修订。）克利夫兰总统想要通过一项更激进的关税政策，他的这一行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关税政策如果通过，将会使更多的制造商利益受损。我被叫到华盛顿参与修订《威尔逊法案》，我认为要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是参议院的民主党领导人，纽约州州长弗劳尔和一些优秀的民主人士和我一样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案》。我们认为这无疑会严重削弱一些本土的制造行业，没有必要如此大幅度降低关税。参议员高曼对我说，他希望我至少不要做有损于本国企业的事，他说他的同事们非常信任我，如果大幅度降低钢铁税率，参议员们会一致同意这一法案，他们也愿意支持我。我记得他当时说的话：“我可以和总统作对，但必须战胜他，否则我承受不起，就会败下阵来。”
弗劳尔州长持有同样的观点。让我们党派同意我提议的大幅度减税政策顺利通过了，《威尔逊-高曼关税法》被政府采纳。后来我碰到高曼参议员，他跟我解释说，他为了团结几个南方的参议员，不得不作出让步，也就是对钢铁免税。这样，关税法才得以通过。
内战结束后，我在钢铁制造行业还没有充足的实力，不能直接参加关税法的制订，因此，我一直都支持降低税率，反对极端主义——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税率越高越好，反对任何减税政策；另一些极端主义者抵制所有关税，希望采用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
如今（1907年），我们可以在无损于本国企业利益的情况下，废除钢铁制造行业的所有关税，这些关税在初期是必不可少的。欧洲没有更多剩余生产能源，以至于当地的钢铁价格涨得很高，从那儿进口也只是一小部分，在欧洲，钢铁价格将立即上涨，因此，国内制造企业不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自由贸易只会趋向于阻止在供不应求的一段时期内价格的飞涨。国内钢铁制造企业对自由贸易不用担心。（1910年，我在华盛顿的关税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又陈述了这一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