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正是因为童年时代迁移太过频繁，我工作以后没挪动过，一直定居在杭州。——题记
1975年春节刚过，我和母亲便离开了生活了四年之久的王林施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在有生之年从未返回故地。而我自己则在新千年的某一个寒假，带女儿们回到那个童年居住最久的村庄，多少有些超前地体验了唐代诗人宋之问①所描述的心情，“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不过，想到只回过一次老家的毛泽东也在一首七律《到韶山》（1959）里写到，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我返回故地的时间也许是合适的，而且我只是悄然进入，悄然离开。惟一遗憾的是，我没有到那个渡口，因为事先听说永宁江下游被拦腰截断，筑起了一道堤坝。
因为“肖像事件”，母亲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县城大街上被批斗，如果我们继续待在王林乡，那我升高中的希望就会落空，王林中学的毕业生升入的高中部正好是澄江中学。多年以后我曾经分析过，母亲（和绝大多数家长一样）之所以为我的升学操心，并不是担心我失去学习知识的机会（那时候的学校实在没什么可学），而是担心我一旦失学之后无所事事。这种想法其实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思维，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据我所知，在近代文明发祥地的欧洲，就有一些家长因为不喜欢学校的教育方式，或由于子女的身体孱弱，宁愿自己教育或聘请家庭教师，比如注重数学和语言训练的犹太式家庭教育，比如同为哲学家兼数学家的帕斯卡尔和罗素②。但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却不曾听说有方面的例子。
经过几番思量和联系之后，母亲决定再次改行。这回她放弃了教师的职位，但并不是重操旧业，做一名教务秘书或会计，而是到与王林乡一水之隔的江口乡，在江口中学做了一名出纳。江口中学虽然也没有知名度，但却有高中部，生源是附近几个乡的农民子弟。校长姓卢，就是后来成为我“伯乐”的那位棋友。他认识母亲多年，相信她的为人，因学校当时正在修建新校舍，有较大的资金进出，母亲除了做出纳以外，也兼做基建项目的会计。这位卢校长也听说我是个聪明的学生，因此为我的升学打了包票。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交易也不失为一种公平。
也因为如此，我很早就了解到会计与出纳之间的区别。简单的说就是，会计管帐，出纳管钱。具体一点，所有资金流动的帐目，比如每一笔支出和收入的原因，都要由会计做成帐本，而出纳根据单据管理财务，资金的流向和多少要与会计吻合。所以会计和出纳不能一个人兼任，严格来说不能有亲密关系，最好不在一个办公室里。不然的话，如果会计和出纳狼狈为奸，没人监督，那就容易出大事了。然而，卢校长对母亲却信任有加。据老人晚年回忆，每次发工资时如果看到有我站在她身后，便大胆放心了。
虽然这次迁移比起上回从委羽山到王林施的迁移来晚了四年，也就是说，我从七岁长到了十一岁，可是记忆反而变得更为模糊了。我不记得当时使用的搬家工具，如果是手推车的话那应该是江口雇来的，因为王林施村一出门就是渡船。当然，也有可能绕道黄岩县城，那样的话路就远了两倍。
只是从后来一直延续不断地填写的个人简历表里，我才确定出那次搬迁是在我读初二的那个寒假。同样不记得的是，那次迁移有那些乡邻前来道别，但至少有母亲最要好的两个朋友——敏文的母亲和理发师的妻子，后者养了四个女儿以后终于生下了一个宝贝儿子。最难过的应该是施老太太了，她失去了惟一的房客，并且由于她年事已高，我们恐怕不会再有机会见面了。
如果沿用巴黎人对塞纳河两岸的称谓（这个法则就像电磁学中的右手螺旋法则一样在西方通用），即以顺水方向判定河流左岸和右岸的话，那么王林乡是在永宁江的左岸，而江口乡是在右岸。（当然，我这样分类并非是想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发生联系。）之所以称为江口或三江口，那是因为乡政府所在地江口镇正好位于永宁江汇入灵江的地方。灵江上游流经那时的台州地区所在地——临海，出海处则是在如今的台州市府所在地——海门。可是，文革期间江口中学并非在江口镇，而是在一个叫山下廊的小山村里。
山下廊是在一座叫方山的大山脚下，我在回忆上一次迁移时曾提到过这座大山，县城东边的九峰公园就在它的一个山岙里头。它不愧叫“方”山，延伸到山下廊一带的时候，恰好转了90度的大弯，坐落在村子的南面，因此没有影响到日出日落。
山脚下有条十来米宽的河流，叫东官河，堪称是连接县城和海门镇的水上要道，两地每天对开一班客轮。虽然航行时间比较长，但由于那时候这两个主要城镇之间的公路需绕道路桥，而永宁江上的客轮始发时间又随潮水变化，因此很多旅客选择乘坐这条内河航线。客轮一般由两艘船组成，前面一艘是载人动力船，后面一艘是拖轮，中间用绳子连接。遇到节假日客源充足的话，后面再加一艘拖轮。
山下廊村的民居大多沿着河流两岸修建，因此它不是像一般村庄那样呈封闭状，而是开放的。这样一来，原先在我头脑里形成的村庄概念便被破坏了。不过，江口中学的校舍却是一个有围墙的大院落，老师宿舍都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不再有房东，不再有可以随意走动的邻居，也不再有设摊的棋友了。
后来我发现，山下廊村与王林施村的差别，正如我奶奶老家枫树脚塘和外婆老家樊岙的差别，这种地理上的开放性和封闭性的不同，也导致了村民们个性的区别。相对来说，我父亲家族亲戚之间的来往走动比我母亲家族亲戚较为稀少。
虽说比起王林施来，山下廊与县城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但却有了一个显著的差异。山下廊与县城之间没有江水阻隔，也就是说，即使在夜晚也可以通行无阻。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王林施，假如村民在夜里遇到不测，需要送县城医院进行抢救的话，那必须要从陆路绕道30多里，因为天一黑摆渡就停止了，那时的永宁江只有流经县城时才建有一座大桥。
谢天谢地，这一地理上的优点或好处我和母亲一次也没有享受到。相反，山下廊让我失去了童年在王林施拥有的许多乐趣，比如在江边眺望小火轮，等待涨潮时刻、捕捉小红虾，等等。不过，山下廊也有着王林施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电，我们终于有了电灯。
此外，山下廊还有一个好处。毕竟它是一所中学，校园外面有半个操场，场边竖立了一个篮球架，我们可以在那里打“半篮”。即使是放学以后，还有几个教工子弟和附近村民家的男孩可以一起玩，包括卢校长的儿子。操场的一边是农田，另一边有村民的房子。我对篮球的喜爱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那时我们是看不到NBA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算起来，那正好是张伯伦的年代，而与我同龄的迈克尔·乔丹也还是北卡罗莱纳的一个中学生。
除了操场，山下廊让我记忆深刻的地方还有离开学校不远处的那个路廊。我后来推测，这个路廊就是村名的由来，因此历史一定非常悠久。路廊就在河边，与客运码头近在咫尺，从前它应该是纤夫歇脚的地方。路廊旁边有一座桥梁，是村里的交通要道。路廊里面有一家小卖部，那里不仅有卖学习用品，也是我常被母亲差遣去买油盐酱醋的地方。
随着改革开放和技术时代的到来，经济和商业日益繁荣，各种工作岗位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更加频繁地改变工作地点。迁移或搬家成了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这首先造就了一种新的有利可图的企业——搬家公司，其次，也带来了语言上的变化，比如普通话的推广、方言的淡化甚或口音的消失。可是，频繁的迁移也使得许多相知的人失去联系，造成情感上的困惑，青梅竹马的故事变成一种遥远的传说。
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情况远非如此，除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少数工农兵被推荐上大学生以外，亿万人民几乎原地不动。以拥有百万人口的黄岩县为例，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每天仅有一辆40座的汽车发往省城杭州。即便是这辆车里的幸运旅客，也大多是外出公差或开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相比之下，像我和母亲这样不断迁移的人（虽然是在县内的小范围）属于极少数，这类少数人的迁移也是迫于无奈，并非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收入。大概正是因为童年时代迁移太过频繁，我工作以后没有挪动过，一直定居在杭州。不过，我却幸运地每年获得远游的机会，或许，这是我童年去的地方太少的一种补偿。
如果把12周岁看作是童年和少年的分界点，那么我来到山下廊以后的第一个生日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长大以后我发现，虽然陆路交通通常以身高为惟一标准来划分票价，航空公司（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却是以12周岁作为儿童票和成人票的界限。与此同时，我留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只有两年多了，这一点无论母亲还是我都没有意识或预见到。一如既往的生日，母亲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我惟一可以选择的是机器面或米面。
回想起来，除了年龄差异以外，童年和少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属于纯真年代，后者多少带有邪恶的品行。这个我本人就有体验，那首《橡皮》的诗歌描绘的是一种天真无邪的游戏，而接下来我要经历的事情就有些龌龊了。虽然那类行为属于可以原谅的青春期骚动，但仍然难以启齿。不过，假如一个少年从没做过龌龊的事情，他又如何能变得成熟稳重呢？
在而立之年即将到来之际，一个雨过天晴的午后，我曾写过一首题为《那些日子随着暮霭一起消失》的田园抒情诗，来缅怀我那永远逝去的王林施村的童年。诗中似乎看不出那个年代的一点痕迹，这份心灵的宁静和单纯来自于何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或许，它来自于诗歌本身，来自于那股无形的力量的源泉。
那些日子随着暮霭一起消失
那些日子随着暮霭一起消失
而记忆像青草一样漫漫生长
一个农夫，赶着一头健壮的水牛
耕耘在白云的田野上
他的女儿们如春天的小鸟
叽叽喳喳，从树巢上醒来
那些日子像植被一样保留下来
欢声笑语和种子四处撒播
一朵野花，带着泥土的芬芳
开在心灵的田埂上
它的伙伴们，三三两两
向西，追逐着风筝的小主人
那些日子和落日一样是浑圆的
炊烟如竹笋一般笔直向上
一轮淡淡的弯月，漂漾在蓝天上
孑然一身，迷失了方向
她的小小的情人，捉住了七只蝴蝶
又累又乏，困倒在绿草地上
1992，杭州
①宋之问（656-712），山西汾阳人，初唐诗人，一生出入官场，最后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
②罗素18岁以前从未上学，家里为他聘请家庭教师，帕斯卡尔则一直由父亲亲自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