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的一天，父亲突然来到了王林施村。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正面看见他。——题记
我幼年时代对父亲的记忆荡然无存。据说父亲给我取名的那天，曾不无得意地向十岁的未名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就是《出生》一文里所提及的杜甫之诗《丽人行》开头一句，那时父亲正值壮年。这个记忆在未名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我不止一次地听他和人叙述。而我本人意识里对父亲的最初记忆，则是在十岁前后。
有一次，我被从内蒙建设兵团回黄岩探亲的子鹏哥接进县城里玩，正好父亲走在我们前面，那天街上行人特别多，可能遇上了集市。在子鹏哥的指点下，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背影，心头突然缩紧，很快父亲便消失不见了。这个背影是如此模糊，以至于没过多久，连轮廓也不复存在了。
此后不久的一天早上，父亲突然来到了王林施村。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正面看见他。虽然穿着打扮还算精神，毕竟已50多岁了，早年的英俊已不复存在。那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具体季节我已经记不得了，父亲一路打听着找到施老太太的家，刚好我和母亲都在。寒暄了几句以后，母亲便打发我到外面去玩。好奇的邻居大妈和孩子们纷纷围拢到窗前，在那里东张西望，我却远远地躲开了。
那次我没叫父亲，母亲也没有要求我那样做，我只是冲他点点头，父亲没有留下来吃午饭，便回城里去了。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我的心情忐忑不安。直到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有一次我回家过暑假，母亲才告诉我，那次父亲来王林施村是和她谈离婚的事。虽说他们分居将近十年了，但母亲似乎对父亲还很有感情，她没有答应。或许，母亲是为了我和未名才那样。
母亲为人大度，一向独立自主，但在这件事上，和那个年代的其他中国妇女没什么两样。而只要母亲不同意，父亲想离婚就不成了，尤其他还是个摘帽右派。果然，父亲后来再也没提过此事，而我对他十几年来的生活了解甚少。等到我上大学以后，在未名的撮合下，他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父亲病故以后，母亲每每说起父亲，仍称赞他是个好同志，无论作为一个领导、一个教师或一个农民、一个技工。在母亲眼里，父亲近乎完美，只是在个人问题上曾处理不当。
在母亲的心目中，总认为有了母爱（尤其她是一个如此坚强的母亲）我便拥有了一切，不再有别的需要了。而我竟然也从来不问她有关父亲的事，更不像有些故事或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哭天喊地地问母亲要父亲。看来一个人的习惯大多是后天养成的，从小没和父亲一起生活，自然对父亲也没什么依赖性。
在人类社会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无论中国还是外国，此类事情都经常发生。但从生理学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孩子都有需要和想念父亲的时刻。写到这里，我突然对童年的自己产生了怜悯之心，再联想到自己一贯独往独来、不甚合群的个性，似乎多少可以自我谅解了。
回想之翼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
怀着兴味，听从幻想的劝告
一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
在白色的窗帘布后出现
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
一片淡紫色的幽远
被一个感觉的鼹鼠丘破坏
像一座石板地的旧式楼房
以此伤害了黑夜的眼睑
一把精心制作的扶手椅
和一个并不丰富的藏书架
回想之翼的两次扑动
多年以后，我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写下了这首悼亡诗，此时父亲去世已经13个年头了。而离开子鹏哥第一次带我去县中看望父亲，更是相隔了23年。这首诗里出现了父亲亲手制作的两件木质家具：藏书架和扶手椅。那时我已经明白，为何子鹏哥要带我去见父亲，他因为那次集市错过让我们父子相见内疚。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三次见到父亲，彼此说了不少话，也合了影，对确认我们父子关系尤为重要。
父亲右派摘帽以后，回到县中教了几年书，等到文革来临，他再次转变成体力劳动者。不过，这回父亲不是去牧场，而是进了校办的模具工厂。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仅善长种田、养牛等农活，做起木工来也很快上路。即使对木匠来说，模具也是要求极高的一个工种，父亲中年以后才开始学做木工，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可以说，他的动手能力为我辈所不及。
让父亲美名远扬的还有他的烹饪技（术），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练就的本领，他与县里最出色的厨师是好朋友。在此以前，无论做一校之长还是被迫下放的右派，他都没有这等闲情逸致。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内心的孤独感愈发明显，做木工活和烹饪，或许能够有所减缓。与此同时，父爱的一面也更多地显示出来。在未名作为知识青年回访团成员即将返回北大荒的头天晚上，他在家里设宴饯行，被邀请的还有未名的几位好友，包括子鹏哥在内。
那时候县城里没有煤气或天然气，甚至电炉也不准用，父亲只有一台煤油炉。就是凭着这样简陋的设施，父亲调理出一桌美味佳肴，我喜欢吃的一道菜是用捣碎的脖荠和白糖做的，香脆可口。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反正此后再也没有品尝过。留存在我记忆里更多的是父亲紧握菜刀的那双手，尤其当他用力切从冰凉的水缸里捞出来的坚硬的年糕。虽然时光流逝，那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仍历历在目。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次难得的晚宴上，还发生了一件趣事，被在场的客人们牢牢地记住了。
那会儿，在座的几位后生都喝得有点高了，尤其一位叫风沙的未名同学，已经脸红耳赤了。风沙性格活跃，比子鹏爱讲笑话，那天酒喝多了，更是用一种拖腔的北方官话给大家逗乐。突然之间，我拿起酒瓶往他的空杯子里猛倒，这个举动让父亲略显尴尬，也让在场的客人大感意外，因为此前我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风沙想移开酒杯已来不及了，几秒钟以后，大家才恍然大悟，继而哈哈大笑。
原来，拎在我手上的是一只空瓶。或许，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一刻。事实上，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那会儿，文革已经临近尾声了。多年以后，因娶了战争遗孤移居日本的风沙邀请我在访美归国途中作客名古屋，多少也与那次晚宴和那只空酒瓶的缘分有关。那是我许多次日本之行的头一回，风沙兄开车来东京成田机场迎候，随后带我游览了富士山和芦之湖。
我成年以后才得知，父亲的本名叫显福，其中“显”是他们兄弟四人所共有的。2007年夏天，我在昆明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曾到西南联大纪念馆查阅过父亲入学注册的名字，果然也是蔡显福。解放以后，父亲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封建，自己把它改为海南。这与那座后来成为省名的岛屿无关，而是因为他自幼在东海的南田岛长大。父亲当然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四年以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启用的国名缩写便是CHN，这与父亲全名的首字母完全一致。
在那次对弈和象棋比赛以后，父亲对我便刮目相看了。之后我曾独自进城看望过他，对此母亲一直鼓励。等我参加完地区棋类运动会，从仙居回到黄岩，又一次住在父亲那里，那时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已经开过。父亲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套木匠工具，等我过完暑假，便教我学做木工，希望将来我能以此养家糊口。没想到的是，由于邓小平的复出，高考制度很快恢复了。
长辈们都说我们运气好，赶上了好时光。事实也是如此，无论与父母相比，还是与年长十岁的未名相比，我都要幸运。我后来想过，我平常做事毛手毛脚的，假如真跟父亲学做木工，恐怕也成不了一个好木匠。我还想过，我的好运是否是父亲本名祈祷的结果和灵验。说到个性，从近年来黄中学生回忆父亲的片言只语里我了解到，即使在反右以前，他也是比较沉稳的。据父亲当年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黄中执教的符老师回忆，父亲留给她最难忘的印象是给全校师生作报告的模样。他不坐，也不带讲稿，背着双手，在台上慢慢地踱步，讲得很动听，台下一片肃静。
在文革的最后几年，父亲已经离开模具工厂重返讲台了。他成为黄中英语教研组的一员，给几个班的高中生授课。这批学生中，有不少在高考恢复后上了大学，他们中有的成为我的同学或校友，还有的成了我的同事。而我却终久没有成为他正式的学生，甚至没有听过他的一次课，这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据父亲晚年的两位学生回忆，父亲对那些基础较差（尤其是农村来）的同学特别关心，经常给他们开小灶，让他们课后到他的寝室，逐一纠正他们英文英标的发音。因为房间太小，父亲为同学们准备了马扎。
而在我的记忆里，那时父亲可以订阅《参考消息》了，他还经常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节目。在我报名参加高考以后，父亲帮助我突击补习了英语，结果得了49分（录取时只作参考分），那足以让我大学期间英语成绩名列全年级的前茅。
我还记得，父亲曾起草过一份万言书，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誊抄，最后亲自到邮局挂号投寄，收件人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父亲和我讲起过，他信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或许包括恢复高考的祈求，在那时似乎有些超前了，况且那不是一个部长所能决定的。虽然那位新四军出身的部长先生没有任何回复，但时局已经发生变化，父亲再也不会因此而获罪了。
遗憾的是，父亲空有未绸的壮志，不仅如此，在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和政治风波，盼望着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可怕的病魔已经悄悄地潜入他的身体。父亲是在我大二那年，他本人“右派”平反①改进的同一年，查出患有胃癌的。那时他已经年近花甲，恢复党籍、复又担任县中的第一副校长了。接下来自然是要住院、开刀、化疗，好在母亲已退休，在身边全力照料他。那时兄嫂也回家乡工作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十分能干。
由于胃癌是比较容易医治的恶性肿瘤，且发现得较早，因此父亲没有去杭州或上海。台州医院派出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为父亲主刀，刚好也是他早年的学生。可是，也正因为给老校长开刀，主刀医生过于紧张，结果手术没有处理干净，被迫进行了第二次手术。1980年寒假，我从济南回乡探亲，父亲已从医院里返回家中，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因为化疗的缘故，父亲脸色蜡黄，身体非常虚弱。
显然，父亲有了不祥的预兆，他要求在他的卧室里搭一张小床，让我和他同住一室。那时父亲已搬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是我们父子俩最后的三个星期。可是，我那时年少无知，没有任何预感，天真地相信父亲能挺过这一关。因此，我既没有特别悲伤，也没有留意他说的话，甚至告别的时候也比较平静。心里想，既然医生让父亲回家，应该不会有问题，或许父亲只是想和我亲近一点。
可是，六月初的一天上午，我正在上《数学分析》课，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位姓姜的同学交给我一封家信。熟悉的白底信封，上面有三道细细的浅色的黄线，蓝墨水秀丽的笔迹，是母亲寄来的。我当即拆开来，才知父亲已于5月25日病故，追悼会也已开过了。
母亲之所以未召我回家与父亲诀别，是怕我太过悲痛，身心受到伤害。在上课铃声再度响起的时候，我趴在课桌上泪流满面。父亲被安葬在方山脚下的一块坡地上，面朝着黄岩县城，那儿离地面大约有一百来米高，需要拨开许多荒草和荆棘才能到达。在母亲迁居杭州以后，那片荒草、小路和墓碑也成了我对故乡的主要牵挂。
那年夏天，在母亲的吩咐和安排下，我并没有返回故乡，而是从济南坐火车北上到了北京，在小姑姑家里过了一个暑假。说到小姑，她是家中独女，祖父的掌上明珠，也是蔡家最革命的一位成员。由于祖父在温岭只有少量土地，出租部分没超过全村人均土地一倍，土改时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允许保留土地。
可是，小姑知道后大义灭亲，给组织上写信，揭发蔡家在南田还有大片土地（已充公，且当初是相应号召上岛拓荒），结果祖父被划为地主。虽然如此，小姑和小叔一样，是我父亲兄弟姐妹里与他关系最为亲近的。不幸的是，姑父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会便病故了，那也曾为父亲在相隔多年以后返回京城提供了理由。那时的北京城应是荒凉一片，远远不如父亲读大学的年代。
虽然父亲以一位诗人的诗句命名了我，也因为一位诗人的散文确立我未来的专业和大学。但他恐怕不曾想到，他那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小儿子会成为一名诗人，并游历了整个世界。同样，老人家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孙们最后会落户杭州。当年他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途中，曾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逗留了半年，边打工边复习功课，其时他的二哥，也就是我的二伯父正求学浙大外文系。
2007年春节前夕，在父亲故去将近27年以后，由未名作主，将他的遗骸迁移至富春江畔，与母亲合葬一处。那是一座依山而建，毗邻富阳东洲岛的公墓。从那以后，我便卸下了对故乡物质上的最后一丝牵挂。下葬时，有一个细节我难以忘怀。纵然光阴流逝，血肉之躯腐烂，但由于父亲当年是土葬，他的一部分遗骸竟比火葬的母亲多出一倍。
①据后来的官方统计数据，当年55万多“右派分子”中，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