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存在时，达尔文方式比拉马克方式在适应效率上高。一旦环境变化极其剧烈时，物种事前无法知道确切的适应模式，上一代物种关于适应当时环境的有利遗传很可能失效。为了扩大生存机会，该物种采用达尔文进化方式最具有适应性效率，即通过繁殖产生尽可能多的下一代，每个下一代物种都发生一种偶然变异，一旦环境发生不可预期的改变，该物种希望至少有一种变异能幸运地得以生存。
当小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存在时，达尔文方式比拉马克方式的适应性效率低。在环境变化不大时，物种事前可以预期未来环境大致是什么样的，知道确切的适应模式，上一代物种关于适应相对稳定的环境的有利遗传很可能仍然有效，为了扩大生存机会，该物种采用拉马克方式最有适应性效率，即通过遗传把有利的进化传给下一代，一旦环境发生可预期的改变，下一代物种能更好地得以生存。
但是，当大小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都存在时，从逻辑上讲，为了达到适应性效率长期最高，物种最佳的生存战略是同时具有两种进化功能：在大环境变化的条件下，采用达尔文方式；在小环境变化的条件下，采用拉马克方式。
与生物界相比，我们可以把经济制度看做是在一定外界环境中某种动态的有机系统，任何经济系统面临环境变化不确定性的挑战。经济系统能否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其标准可能是产生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对付环境变化特别是剧烈的环境变化（大的环境变化是生产力革命）。虽然一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是重要的，但适应性效率才是经济制度生存的根本要求。
第三节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
让我们重温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序言中的忠告：“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接近经济发展的主题；因此，在这里特别需要记住的是，经济问题，如它们被当做静态均衡而不当做有机发展的问题时，是表述得不完全的。因为虽然只有静态讨论能给予我们以明确的思想，从而，是把社会较达观地看做一个有机体的必由之路，但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遗憾的是，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恰恰只是关注了资源配置问题，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动态有机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深刻抓住了经济发展动态过程中的矛盾，即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相互作用。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一著作的日文版序言里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日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指马克思——作者注）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
让我们回到马克思。马克思从来就重视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来就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跃的因素。这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即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也仍然应该是这样。更进一步的是，马克思比他同时代和后代的学者更深刻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他将科技发明看做是一个社会进程，而不是先验的洞见或偶然的天赋灵感的结果。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强调了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力变迁）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制度变迁）之间的辩证关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会组织变迁的更为动态的力量。
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以极其简练、浓缩的形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几个时代。”
第四节生产力革命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在哈佛商学院流传的寓言。森林中的鸟儿们长期享受快乐和平的生活，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推举它们的国王。孔雀说它最漂亮，应该由它当，立刻得到几乎所有鸟儿的赞成。只有一种鸟不以为然地说：“当你统治鸟国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一天一只老鹰来追赶我们，你如何救我们呢？”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老鹰”就是生产力革命，人类的经济制度“王国”必须考虑到“老鹰”会突然入侵。
从生产力方面看，当前经济学一般认为，生产力中发生革命是极为罕见的事。相反，生产力被看做主要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发展的，也就是说，生产力是通过一个累积的过程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小的技术发展，多少有点规律地随着另一个进步或增长的发生而出现。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生产力随时间而线性变化。熊彼特认为生产力变化会出现停滞，“投资机会消失了”，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失效了。然而，我认为，生产力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深刻论述基础上，我在下一章根据库恩的科学哲学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进行详细阐述，并强调，科学的发展是生产力变化的“第一推动力”，生产力的革命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系统面临不确定性的根本来源。
为了与经济制度章节紧凑安排，我们在下面将简明地点出生产力的变化规律，主要是抓住科学革命的必然性，只要科学革命继续存在，技术革命就会继续存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抗拒的。当然，科学革命的不确定性也与必然性同等重要。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人类科学史。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对生产力进步作出进一步的贡献。铁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被发现的。从这一时期到比较晚近的时代这一漫长期间，始终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因为古代社会仅有劳动经验，没有科学。
在阿基米德（公元前281至212年）之后，科学在欧洲开始出现，但被欧洲长达数百年沉闷的中世纪压抑了，直到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伟大时代才开始出现。此后四百年中，科学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和特殊的事业，科学的出现和相对独立的发展比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具有更大的和更深远的意义。在19世纪以前，科学和技术来自于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或者来自数量比较少的一部分人的发明创造，这些人有时间和资源来进行发明创造。然而，19世纪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大学和研究所的产生。德国是19世纪研究型大学教育的中心，1900年所有德国大学加起来有38000个学生和l830个教员。1910年，英德两国的物理和化学家人敬，全部加起来约有8000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世界实际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据估计在500万左右。虽说科学家的总数仍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即使发达国家亦然——可是他们的人数却在继续惊人地增加。在1970年后的20年问，几乎呈倍增之势。
在这种独立发展的科学事业中，革命活动已经村度化了。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变化的看法。没有几本科学史方面的著作曾经引起人们如此巨大的兴趣和持续这么长久的讨论，甚至那些并非在所有细节上都同意库恩分析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科学的发展并非必然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科学中存在着革命，革命的过程是科学发展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科学革命，一般说来，就是比通常增长量大很多的发展和性质的根本改变，即范式转换，例如与牛顿、拉瓦锡、达尔文、卢瑟福或爱因斯坦等人的活动相当的进步，可以说是构成了一场革命。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科学革命大师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19世纪后半叶，技术和科学才发生了联系，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显现，传统的经验技术被科学重新解释，被纳入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体系之中；而从科学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许多人开始相信，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将因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懈决。
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经验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越是富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科学，其实际经济应用的意义也就越为深远，影响也就越为广泛。科学的发展推动技术的发展。由于技术中最为迅速的变革往往来自科学中那些无法预见的革命，因而在技术的预测方面，尤其是对于技术领域中即将来临的革命的预测，也就有了不连续增长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很明确，技术革命是基本的技术框架被彻底取代而不是修改，是彻底地崩溃而不屉修修补补。例如，第一次革命性技术创新的代表是蒸汽机，煤、铁；第二次革命性技术创新的代表是：电力运用、内燃机应用和炼钢工艺革新：第三次革命性技术创新是1971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诞生以及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2l世纪伊始，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比如在导电聚合物、合成物质、能源、医药、克隆技术、超分子化学、光学、记忆研究和许多其他领域中，研究者正在取得突破和进展。尽管我们无法预见第四次革命性技术创新的来临。但这场革命是必然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也是必然的。然而，技术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内容是不确定的。技术革命通过投资活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革命。所以，生产力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又是无法预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不可抗拒的和突如其来的。
第五节经济制度的常规变迁
与生产力的革命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制度变化因报酬递增带来“惰性”。经济制度的发展过程对道路和规则的选择有依赖性，一旦选择了某种道路就很难改弦易辙。“一旦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中国清代小说《红楼梦》中女主人公林黛玉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闺怨，可是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已难以避免了，因为一旦“当初”，由于路径依赖，“今日”可知。
一、经济制度的来源
经济制度使人们对于风险因素（如未来利率、价格或税率）和不确定性产生稳定的短期预期。制度作为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简单地说就是使人们形成稳定预期的机制。当你预期别人于什么时，别人预期你会干什么，倘若这种预期成为一种共同预期，达成一种集体（纳什）均衡，就可归结为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制度要求存在共同预期和由此导致的合作行为。
博弈论在识别存在共同预期的产生和合作行为的起源时是有启迪的。著名的“囚犯的两难境地”很精彩地揭示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囚犯的两难境地”最初是由一群数学家从博弈理论发展而来的。这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犯罪嫌疑犯被分别关在独牢里接受单独审问，两人中只能有一人有释放的可能。如果两个囚犯都不承认罪行，那么每个人都将被判在小牢房里监禁6个月。如果一个囚犯承认，而另一个没有承认，则坦白的那个嫌疑犯将被免予起诉，而另一个将被判l0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每个嫌疑犯将被判5年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