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中强调思想对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影响，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诚然，这不是就当前而言，而是指一段时期以后。因为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中，在25岁或30岁以后还受新理论影响的人是不多的。因此公职人员、政客甚至煽动者们所能运用的理论不大可能是最新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第一节风险和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本书的一个关键概念。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其开创性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将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计量的、属于已知或可知其概率分布的事情，因而能够进行保险的风险；另一类是无法预计、不可能确切知道概率数值的事件，因而不能进行保险的风险。后者就是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的最好例子是与未来事件相关的判断和预期。这些判断和预期（并且不是科学的知识）实际上最能指导人的行为。并且他还指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利的机会。而他们也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获利机会的信息。奈特的划分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领域影响深远，但在实践中区分两者是困难的和有争议的。我在本节做一个难免武断的定义，主要是想强调对不确定性与风险的区分带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一、风险
若以系统的观念来划分，我们可把风险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风险，另一类是个别风险。系统风险又称一个经济系统面临的不可分散风险，是由共同因素引起的。非系统风险是个别企业承担的风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部门是“一个锁链上最弱的一环”，让我们以金融部门为例来分析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可能有以下几种：（1）货币危机风险，是指因突然发生的资本倒流，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风险。（2）政策风险，是指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中，由于国家政策变化而造成的损失。（3）银行危机风险，是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货币危机而引起的企业破产，进而导致银行业大量呆坏账的风险。单个金融机构的非系统的个别风险可以有以下几类：（1）信用风险。一方面是银行对社会公众存在着********，存款者挤提存款而银行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给银行造成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对银行存在着********，借款人到期不履行合同，无力或不愿偿还贷款，致使银行因贷款本息不能按期收回而遭受损失。（2）流动性风险。是指没有足够的现金清偿债务和保证银行客户提取存款而给银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3）破产风险。例如，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的倒闭。个别风险并没有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坍塌。
由于风险的存在，人类都必须为了生存而有效并且经济地作出一些这种努力以应付风险。许多执行一定职能的经济制度可以看做是对经济系统防范风险需求的反应。一个经济系统中受到各种扰动风险，在一定扰动范围内维持的稳定状态，要靠价格体系的负反馈机制修正和减少偏差，把经济行为引导到预先存在的市场平衡中。新古典均衡理论本质上是对经济系统负反馈机制——“价格体系”——的理论分析。
二、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人们无法事前预知的风险。我们从经验中可以知道，一个企业投人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等到转化成了产品和服务，有可能卖出个好价钱（相对于投入要素的成本），也可能卖不出好价钱，甚至根本卖不出去而完全蚀了本，这个企业事前无法预料到底哪种可能出现。【我宴在无法预料本书出版后的销路。所以，我也面临不确定性。】因此投人企业的资本增值与否，首先要对付由奈特定义的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主流经济学的金融学领域，一个基本概念是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vonNeumaun Morgenstern utility function）。这一函数表示决策人为一局赌博的每种可能的结果所赋予的效用，它说明了决策者对风险的偏好。风险（Risk）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其中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每个结果的概率是可知或可以估计的。风险厌恶者（Risk—averter）当面对具有相同预期货币价值的投机时，风险厌恶者喜欢结果比较确定的投机，而不喜欢结果不那么确定的投机。一项投资有其两维性：风险和预期收益。预期收益为每一可能收益乘以其变成现实收益的几率，丽各种相乘结果相加就构成了各种可能的综合预期收益。投资现在的成本为10美元，如果1年后利润有以下几种可能（1）几率为50％的利润为12美元，（2）几率为40％，1年后利润增值为15美元，（3）几率为10％，投资1年后全部赔光，损失100％，那么其综合预期收益应是1美元，即：（0.5×12）十（0.4×15）一（0.1×l0）—l0。在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框架下，取得10美元的100％几率的预期收益（10美元）与50％几率取得20美元和1％几率取得1000美元是一样的，人们对不同组合方式但取得相同的预期收益的投资组合应没有偏好的差异。根据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再加上无套利机会（No—arbitrage—oppor—tunities）为核心的均衡条件，这必然导致资本资产的供给和定价，如期权定价理论和对无套利情况下有关替代品定价，使用相近的替代物给金融契约和工具定价。自从布莱克（Black）和萧（Scholes）提出了著名的B—S公式，基本解决了金融期权的定价问题以后，金融期权市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B—S模型在实证中仍有程多问题，倒如，没有考虑到证券收益的非对称分布。】
但是，冯·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重大缺陷是没有考虑不确定性。在现实世界中，在选择具有相同预期收益的投资项目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总会选择具有最小不确定性的项目。他可以增加其预期收益，从而补偿其承担的更大风险，否则他决不会选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证券。中国有“朝三暮四”的成语，我相信其真实性。其典故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个人养了一群猴子，每天给每个猴子一定数量的栗子吃。有一次这个人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不得不削减喂猴子的栗子的数目到每天7个。他与猴子们商量早晚粟子的数目。这个人对猴群说，“我早上给你们每人3个，晚上4个栗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集体摇头，于是这个人又对猴群说，“我早上给你们每人4个，晚上3个栗子吃，行不行？”猴子们都高兴地接受了。过去人们常嘲笑猴子，认为猴子不懂算术，每天总量是7个栗子，“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以为猴子们很愚蠢，其实他们是很聪明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差别在于从朝到暮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这个人可能在一天中午就破产了。在不确定性下，猴子们的“朝四暮三”选择比“朝三暮四”更安全更好。
中国《经济观察报》2001年9月14日采访了在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的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进行操纵的乔治·索罗斯时【索罗斯来中国出席了9月12日在北京的“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论坛，《经济观察报》特约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孙哲教授与索罗斯在上海对话。】，采访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最害怕什么？”索罗斯答：“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我相信，索罗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是抓住其哲学要害的。
第二节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和适应性效率
外界环境在不断变化，古希腊哲人说得好，“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同时，环境变化的大小是不确定的，明天可能像今天一样，也可能与今天根本不同，有天壤之别。但为了生存，生物必须努力适应环境的变化，医为生存是一切物种无可争议的基本价值。有生物学界的证据表明，98％的物种都灭绝了，包括恐龙，今天幸存的仅是物种多样化时期的2％。什么样的物种能够长久地得以生存呢？“进化论”的创始人之一达尔文的结论是。“得以生存的不是最强大或最聪明的物种，而是最善应变的物种”。请读者允许我通过简短讨论两个重要的进化理论模型来引出适应性效率这个本书的核心概念及其背后深刻的哲学内涵。
整个生物学领域所搜集的大量事实证明，有机界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内，经历了从比较低级、简单的形态向比较高级、复杂的形态上升的演进过程。但是，进化论有两种竞争性假说：一种是达尔文方式；一种是拉马克方式。在我看来，环境变化程度大小是不确定的，两种进化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适应性效率的差别。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自然选择学说为进化提供了一种解释。一个物种通过大量繁殖，其后代有时会出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不利的，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是有利的。如果是不利的，它们不久就会在生存竞争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然而，如果它们恰好是有利的，它们就会在生存竞争中为自己争得优势，以便它们更有可能保存并繁殖其后代。这样，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有利的变异被保存和积累起来。再经过漫长的年代，这个过程导致了向不同形态的生命有机体的进化以及生命有机体对其环境的逐渐适应。换种说法，一个物种的个体成员的特点是各不相同的，可能存在一些变种相应于环境的性质更适合生存。在随后的生存斗争中，一些变种比其他变种更有利于环境变化。例如，与背景调和的一种颜色也许有助于保护某个物种不被某个捕食者在择食时发现，因而有利于生存，而一种与背景大不相同的颜色则很容易使它被发现和吃掉。达尔文在这些现象中看到，一个个体生存的机会依椟于个体所拥有的特殊的变种（变异）。他把这个特定的有差别的生存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再生产中最终的成功出现在那些其变种（变体）最适合环境，因而最有可能再生产出它们自己种属的个体中间。
再让我们以狼为例，举出一个想像的事例。狼捕食鹿是靠敏捷的速度获取的。一对狼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的环境，大量繁殖，由于偶然变异，子辈的狼在跑的速度方面有所差异。我们假设：由于环境发生了突然的和剧烈的大变化。即鹿的数量大大减少，在这种狼捕食最困难的情况下，只有速度最敏捷的狼才有最好的生存机会，因而被保存或被选择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根据偶然变异和自然选择来解释生物进化，无需任何其他机制来解释生物进化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但是，偶然变异必须发生在环境变化之前，由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自然选择发生之前，达尔文的理论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即到底哪一种偶然变异可能适应环境，同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所有偶然变异都因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在进化发生之后，达尔文理论才能够告诉我们哪一种偶然变异是成功的。
拉马克（Lamarck）主张对环境的适应性能力是后天产生的，是生物一生中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获得并演化完成的。他似乎把自然界中的一切美妙适应都归因于“用进废退”法则：动物的需要决定了它身体中器官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单凭意志力就可以发展出它所需要的新器官。需要决定了生物如何使用它的身体，用与不用的结果就造成有些部分发展，有些部分退化。环境产生动物的需要，而动物的需要反过来又决定了动物如何使用身体。那些经常使用的部分可以吸收更多的神经流；这种神经流会在组织中产生出更复杂的通道，使得器官增大。不用的器官接受的神经流少，将会退化。拉马克提出，获得的适应性改变作为努力的结果会传递到下一代，从而产生累计的效果。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长颈鹿的短颈祖先在其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想吃树上的叶子，所有的短颈个体都向上伸脖子，结果，身体的这一部分（颈）变长了。下一代继承了长颈。而且进一步伸长，结果经过很长时问，长颈鹿逐渐获得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颈。但是，拉马克理论只适用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小的情况下，在环境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其说服力就很有限了。例如，只有树没有长高，而且树上的叶子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存在，“短颈鹿”才可能通过一代一代的学习和进化，最终变成长颈鹿。若突然来一场无法预料的大洪水，把树林都淹没了，“短颈鹿”遗传下来的“吃树叶”经验无助于长颈鹿学习怎样游泳而幸存。拉马克进化论无法解释在地球“冰川”季突然从天而降，曾横行一世的恐龙竟无法“向前发展”，遭受了灭种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