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是十二月，从癸丑日开始，叔孙穆子吃不到一点儿东西，熬到乙卯日他就死了。我们再来回想一下那个“明夷之谦”的卦象，卜楚丘说叔孙穆子会三天吃不到东西，最后是饿死的。果然，从癸丑日到乙卯日，恰好三天。
顺便解释一下这个古代的干支记日怎么算，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子丑寅卯”你总知道吧？你从“癸丑”的“丑”数到“乙卯”的“卯”，不正是“丑、寅、卯”这三个地支吗？一个是一天，一共就是三天。
看来，卜楚丘真是神算啊！不管他的解卦过程我们觉得多么不靠谱，但毕竟他的每一句预言最后全都应验了。可是，这还是解答不了我们的疑惑：难道卜楚丘这一卦的内容就没人告诉过叔孙穆子吗？叔孙穆子如果知道这一卦的预言，他怎么还会如此地信任竖牛呢？
对这个问题，《左传》可没有给我们一点儿线索。不过，从一般的人情世故推测，这个预言如果连《左传》的作者都知道了，而叔孙穆子本人却一无所知，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吧？
也许你会说：“从这个故事来看，叔孙穆子就是个大笨蛋，笨蛋做蠢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问题是，叔孙穆子不但不是个大笨蛋，还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叔孙穆子竟然本人就是一位预测大师！当然了，他老人家的预测既不是靠着《周易》，也不是靠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凭着对人情世故的通透。这也很好理解，比如，我看见张三在马路上很自然而然地随地吐痰，又知道他马上要去新加坡，我就会预言说他不久就会挨一顿鞭子；再比如，我看新闻报道中央行领导说房贷不会涨，我就会劝你赶紧提前把按揭还清……
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牛的人也没法和命斗？是呀，以叔孙穆子这样的能人都分毫不爽地被圈在一个“明夷之谦”里面，又何况是我们呢？
斗法：以各种算命方法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从古到今，各种神算大师的故事非常之多，言者多凿凿，我们听着都像真的。有说风水先生的，某时某地看某家的阴宅，只是看了看山川水势，马上就判断出这家人多少年的吉凶祸福，而且还尽是细节，就像卜楚丘和卜招父这些人说的话似的，当然了，也是断尽一生，无比灵验。
还有看面相和手相的，大师也能马上断出你的一生，具体到多少岁的时候会做什么官，多少岁的时候会讨老婆，等等。
这些东西听得多了，我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有这么多算命的方法，每一种好像都有能力断尽人的一生，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你是请人相面还是请人看风水，或者批八字、算《周易》，只要算命先生都是货真价实的能通过各自职业资格考试的人，那么，它们给你批算的结果都会大致相同？
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大师一起来占卜一件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那时就在想：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就去搞这样一个研究项目，那该多有意思啊！
其实呢，这种事还真有人做过。
虽然把全国各个算命大师召集到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皇帝眼里这却不难。汉武帝如果不是中国历史上最迷恋方术的皇帝，也是最迷恋方术的皇帝之一，在褚少孙补写的《史记》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汉武帝召集了各大流派的算命专家，问他们在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娶媳妇。这场面才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忙活了一番之后，五行家说适合，堪舆家说不适合，建除家说不适合，丛辰家说不但不适合而且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这些大师闹开了锅，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正都说自己对。
那到底该听谁的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在这个日子找一对小男女结个婚试试，然后派人观察着他们，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到底是幸福美满还是鸡飞狗跳？”
是呀，汉武帝是皇帝，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个实验嘛。
但问题是，即便真做了这个实验，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想想，如果这小两口婚姻美满，难道就能说明当初说“吉”的那些专家是正确的吗？你才观察了多长时间，两年？三年？可如果第四年出了变故了呢？如果第四十年出了变故了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像陈完那个例子似的，要到第八代重孙子才能看到最后结果，这谁能等得了啊！
你可能还会说：“虽然如此，可是，凶比吉要容易判断，如果这小两口不到一年就闹离婚了，不就不用我们再无止境地往后观察了嘛，不是马上就能判断是当初那些说‘凶’的专家说对了吗？”
可是，这依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记得我在最前边讲过的塞翁失马的例子了吗？同样的道理，人家小两口虽然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可是，也许离婚之后若干年，男人高官显爵，女人凤冠霞帔，还各自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这不正说明了离婚是“吉”吗？如果再深究，如果多年之后又发生变故了呢？
所以说，无论吉凶，你都验证不了，哪怕你是皇帝。
如果我是汉武帝，我可能会找一千对男女在这一天搞个盛大的集体婚礼，然后派专人对这一千对夫妻作跟踪调查，每年把结果作一次数据的汇总和分析，每十年作一个阶段性报告。并且，这项工作在我死后也要继续，跟踪这一千对夫妻的子孙（这可是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啊），到五百年之后，研究告一段落，汇总和分析全部的数据，看看能得出什么比较明确的结论。
一个历时五百年的大项目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地球的历史足有四十六亿年，区区五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只能让一只狐狸刚刚成精而已。
但汉武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耐心，一只狐狸成精的时间足够让他投胎好几十次了。所以，汉武帝对这个八仙过海的结果采取了专制时代特有的决定方式——唯上不唯实，皇帝说了算。汉武帝说：“有死忌的话要避开，其他就听五行家的好了。”
看来在汉武帝的眼里，五行是所有这些算命方法当中最权威的。这也不难理解，在他那个时代，五行学说非常主流，那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很擅长这一套，从五行生克到天人感应，神秘非常。
有人可能会说：“这么看来，还是讲五行八卦的《周易》最灵光呀！”
这可不对。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觉得五行和八卦是一套东西，其实《周易》里边一点儿也没有五行的影子，把五行和八卦掺和在一起是后人干的事，他们不但掺和了五行和八卦，还把什么干支、生辰八字、风水等全都和五行八卦搅在一起，所以就越搞越复杂。我们如果溯本求源，把脉络看清楚，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全是各成体系、毫不相干的。
不但五行和八卦本来没联系，甚至连阴阳和八卦本来也是没关系的。《周易》的阴爻和阳爻虽然号称阴阳，其实就是奇数和偶数而已，古代的阴阳家讲的另有一套道理，和《周易》完全无关。
我这些话是不是挑战了一些人的常识？呵呵，各位不妨自己考证一下。大概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周易》怎么会和阴阳都没关系呢？《周易》里边明明说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吗？”
我前边一再提醒大家，读《周易》的时候要把《易经》和《易传》分开，这句“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不是《易经》里的，而是《易传》里的，具体说就是《系辞》里的，是战国以后的人对《易经》所作的哲学化的阐发。我们如果只看《易经》，会很惊讶地发现：这里边不但根本没有阴阳观念，就连“阴”和“阳”这两个字都从来没有。所谓阴爻和阳爻，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奇数爻和偶数爻，或者当做黑棋子和白棋子，或者当做苹果和鸭梨，反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就行。阴阳之说完全是《易传》赋予的，咱们看的《左传》这些案例，又有哪个在原文里就提到阴阳了？不单我解说的这几个案例，在《左传》所有案例中，无论是占卜还是算卦，从没一次提过什么阴阳。
看过了汉武帝的这个小故事，咱们还得回到《左传》。《左传》里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件——当然了，《左传》时代还没有像汉朝那么多的算命招数，所以只是乌龟和蓍草斗法，也就是甲骨占卜和《周易》算卦斗法。这件事发生在鲁哀公九年，站在汉武帝位置上的是晋国大贵族赵简子。
我在《孟子趣说》第三册里介绍过赵简子其人，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啦，简单提两句大家都知道的事：他爷爷就是戏里的那个“赵氏孤儿”，他还射伤过一只著名的狼，这只狼被好心的东郭先生救了一命。
赵简子现在要打仗了，但他还没想好到底要去打谁。第一个选择是攻打齐国，第二个选择是救援郑国，郑国现在正被宋景公打得抬不起头来。（还记得宋景公吧？以前我可讲过“宋景守心”的故事。）
打仗可是大事，需要占个卜请示一下老天爷；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占个卜。那么，既是打仗的事，又拿不定主意，那是一定要占卜的了。天可怜见，不晓得哪只乌龟又要倒霉了！
一个乌龟壳，经过了一套复杂的摆弄程序，终于呈现出一个兆头。
一个兆头可不是一段文字，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地说该打齐国还是该援郑打宋。兆头到底说的是什么，只有专家才能看懂。赵简子身边就带着这样的专家，而且，还是三个专家。
有看头吧，三个专家分别解读同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水适火。也就是说：水流向火。
你先想想，水流向火。嗯，你能从中预测出什么吗？
《左传·哀公九年》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