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者列举了以1978年12月“西单墙”为代表的错误思潮和思想混乱的种种表现。
研究者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在对讲话精辟观点的提炼中，学者们高度评价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并基本取得了共识：
第一，这股错误思潮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危害性极其严重。
“西单墙”曾经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度是人民群众反对申诉冤情、表达民主要求的园地。
但是，在务虚会议召开期间，“西单墙”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非法组织借此张贴大字报、散发油印刊物、集会游行，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完全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上海、天津、贵阳、武汉、广州等地，出现了类似的组织80多个，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与蒋特机关、外国势力相联系，出卖国家情报，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可能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有可能被引上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很难顺利贯彻，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也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十分必要和及时，意义十分重大。
针对当时错误思潮的蔓延和泛滥，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着重揭露和批判了某些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
在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公布了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就理论工作务虚会讲话稿的谈话，其中清楚地表达了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针对性。
这份史料及其后来邓小平在很多次谈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都有力证明了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
作为会议的亲历者，朱穆之在回答《中共党史资料》记者问时，他指出：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回首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邓小平的讲话不但在理论务虚会，而且在整个党内和社会上，都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拥护。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也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更加清晰和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看不清这股思潮的错误本质，不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发表了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
理论界人士程中原对会议中的这些情况，做了较为清晰的记录。程中原指出，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央关于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提出了异议，认为“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里程碑。”
还有的小组讨论后，竟一致认为“民主墙探讨、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说明它的存在是有益的，应予以支持。”
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对待西单民主墙的认识、评价和态度上，思想理论界的软弱、涣散，在错误思潮面前丧失识别能力和战斗能力，暴露无遗。”
有的学者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对错误思潮没有清醒认识的原因，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上下沉浸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喜悦之中，对思想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完全正确理解。
一些人认为，对于在思想解放中出现的错误思潮，不值得大惊小怪，更有甚者，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
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始终没有平息，不断地传出歪曲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问题也有了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