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时时处处告诫、警惕自己，就不会有失足落败的时候，也不会授人以柄，更不会自掘陷阱。
古时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既是一个传统，也是读书人最大的目标。但凡做了官的人，都想一升再升、青云直上，拥有一个好的结局。只不过，官场历来多凶险，少有能善始善终者，真所谓“侯门一入深似海”啊！但曾国藩在混沌的时局中却做到了善始善终，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所以才会被后人称为圣人、完人。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做到的呢？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腐朽黑暗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不堪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人人自危，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中，曾国藩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而他的如履薄冰，也正像悬在他头上的一口长鸣警钟，时刻提醒着他，使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周易》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好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这难道不是他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看到有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时，便会仰天思虑事情的原委，看看是不是错在自己，这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因此，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从前的谨慎来处理各种事务，才能保全自己，善始善终。
曾国藩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了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了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就好比是低价出售或者浪费财物，是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的表现。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会被说成是盗，更何况是贪天之功而说成是自己的力量呢。”曾国藩引申说：“偷人家钱财，还会被说成是盗，更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去获取私利呢！”
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才会少生无妄之想。
曾国藩涉世很深，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一旦有人找他解决问题，他就会遵从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曾国藩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会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甚至会被地方长官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但他也更加谨慎了。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终至大功告成。
在很多时候，我们准备得再周密都会有疏漏，都会有意外事件的发生来打乱我们的计划，正所谓“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谨慎的态度，才不至于乱了阵脚。其实，如果能够在平常就时时处处告诫、警惕自己，就不会有失足落败的时候，也不会授人以柄，更不会自掘陷阱。
长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只有长存敬畏之心，才能使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所规约，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完善，才能保证自己的理想之火生生不息。
我们常说“无知者无畏”，这不是勇气，而是一种傻气。况且，一个人是不可能靠“无知”来成事的。人是要有敬畏之心的，如果什么事都抱持“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总是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就可能会放纵自己，为所欲为，以致犯错误、栽跟头。
柳宗元说过：“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意思是说，君子如果有恐惧，应该恐惧在灾祸发生之前。一个人犯错误，往往是从一些细小之事开始的，有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有沾小好处就可能贪大便宜，缺口一旦打开，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敬畏之心，贵在初始。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养成了良好的习惯，那就不会深陷错误的泥潭，也就避免了很多的坎坷。
当然，敬畏之心不是胆小、怯懦，不是妄自菲薄、奴颜婢膝，更不是缺乏自信，而是一种尊重和珍惜，一种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尊重，是一种对淡泊、人生况味的追求和珍惜。敬畏还是一种对人生的透彻领悟，对生命的倍加呵护；一种对客观世界和人类本性的真切认知。
儒家有“畏天命”、“畏圣人”、“敬其在己者”等敬天爱人的观念，道家曾通过“道法自然”来强调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敬畏。儒道两家都是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来谈论敬畏的。只有具备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时时事事都“上对得起先人，下对得起子孙”。
曾国藩的成就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其敬畏心也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学习的。因为他深知，在浩渺的宇宙万物面前，人其实是无比渺小的。
他曾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其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夜晚好比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过如沧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人的生命无比短暂，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的事，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广阔，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却非常之小，那么遇到名利的事情，就会主动避让三分，恬淡处之。知道古往今来的著述无穷无尽，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那么就不会再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夸，应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大的功业。”
正是这样的一个曾国藩，才会在官场如履薄冰，做人方面谨言慎行，做事上坚忍内省，处世上圆融有道，交友用人上明察秋毫，在进退上拿捏有度。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冷静、客观的头脑，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不断看到自身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才能永远保持提升的劲头，更上一层楼。
曾国藩也用敬畏之心对待身边的一切，并且用其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教导身边的人。曾国藩曾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长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官场是个名利场，权力是把双刃剑。曾国藩知道，自己权力越大就越容易招致别人的嫉妒，这时候自己越要小心谨慎，不授人以柄。同治元年（1862）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的敬畏让人看到了他的洁身自律、清醒的头脑、谦虚的态度、谨慎的作风、强烈的危机意识。有这样的敬畏之心，一个人就能戒骄戒躁，永远把自己放在学习者的位置上，永远保持实习生的态度，这样就能有所顾忌，有所遵守，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