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军的组建上，中层和基层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使军队具备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自古以来就有“联姻”“乡党”一说，这也是人际关系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现象，通过亲上加亲的做法使得这种人际关系更加牢固和稳定。通俗一点儿说，就是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的连接线就是姻亲关系、同乡关系，甚至血缘关系等。
曾国藩组建湘军，以及后来的成功都和他打出的这些感情牌不无关系。
在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对毫无背景和势力的他来说，选择自己的同乡是一种不得已而又必然的选择。他知道“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相助相抚，力单者无以成大业。”所以，在和一些重要幕僚的关系上，他采取的是“同乡+联姻”的双保险模式。比如，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与曾国藩结为亲家。
刘蓉和曾国藩，以及郭嵩焘三人是至交好友，也是同乡，后来还都联姻，使得三个人的关系亲上加亲。
刘蓉年少时，就曾与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
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之时，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提出立厘捐，规盐厘，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的建议和主张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打造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由于有着坚实的友谊基础，后来曾国藩将四女曾纪纯许配给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为妻。
此外，曾国藩和文武兼治的罗泽南之间，既是同乡，又是早年的学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在湘军的组建上，中层和基层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他规定，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在一起，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了“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
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例如：王錱“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之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的解释是：“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
此外，他还规定，营官以上的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是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錱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錱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在组织结构上有了基础之后，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对将领的要求是：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他还通过训话、学习等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打造“同呼吸共命运”的铁军。通过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于成为了“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另外，在平定太平天国前后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这些人和曾国藩之间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他们祸福相依，为曾国藩的辉煌死力相助。比如胡林翼所辖的湖北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粮草库。曾胡的“和衷共济”是湘军崛起的关键和基础。
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要想成事，没有别人的帮助是做不到的。在许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借助别人的物力、财力、势力来成就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采取强强联合的办法，更加强化自己的实力，并使自己的机会扩大化，相互合作，以共谋宏图！
找一个好的接班人非常重要
选对接班人对事业的传承很重要。一旦选定了人，还要懂得如何培养人，而培养人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半途而废。
人生一世，不过短短几十年，所能做的事情也不过是所想的十之一二。对那些建立超绝功业的人来说，如何将自己的成就传承下去，乃至发扬光大，是他们除了艰苦创业外，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想很好地传承基业，找对接班人很重要。选对了接班人，不但能使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还能以此为基础有所发扬；而选不对了，辛苦创下的基业就将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
曾国藩一生所学、所成，后人难以望其项背，让这样的成就随着岁月的流逝没于尘埃之中，是所有人的大不幸。从曾国藩自身来讲，他也愿意将自己花费一生心血的所得传承下去，对后人有所帮助和警示。他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他一直主张，只要用对了人，就能成大事，否则，就可能坏大事。
曾国藩的一生为晚清摇摇欲坠的政局能够苟延残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是曾国藩的出现，晚清政局很可能就会在西方列强和农民运动的夹击中轰然倒下。曾国藩的出现，挽救了政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让更多的中国人走向了世界，并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带回了封闭的国土，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们。
然而，“圣人”曾国藩也有走完自己人生的那一天，并且他也想把自己的所学留给后世，他相中的接班人就是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李鸿章。
清末学者夏震武这样评价曾李的一脉相承，他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可谓尽心竭力。1845～1846年前后，李鸿章初次会试落榜后就以“年家子”的身份拜在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这期间，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天国起义后，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告知李鸿章，足可见期望之深。
曾国藩说：“堂官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言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才，特别是经办军国大事的人才，都是千磨百砺锤炼出来的。曾国藩虽然认为李鸿章是可造之材，但是看他心高气傲，就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于是，当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陷九江，李鸿章从镇江前去投奔曾国藩时，本以为两个人有师生之谊，事情会很顺利，没想到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相见，甚至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晾了一个月后，后来在陈鼐的劝说下，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很有才学，早在赴京途中，就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曾国藩就有意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打磨，还体现在日常事务的一点一滴中。他平时会尽量让李鸿章参与到核心机密的讨论中，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此来影响李鸿章。曾国藩的修身功夫非常了得，其中“早起”的日课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即使生病也从不间断。李鸿章一开始还能坚持，但是有一天，他借口头疼，没有起床，想多睡一会儿。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就必须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从此之后，李鸿章再也不敢不做日课了。
后来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事情上，曾李二人产生了大的分歧，李鸿章还离开了曾府。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曾国藩于是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辞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而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国藩幕府。于是，曾国藩安排李鸿章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工作。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临行前，曾国藩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这些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严格打磨，令李鸿章叫苦连天：“傅相才气不露，故欲折之就范也。”曾国藩的苦心栽培，终于把李鸿章磨砺成了晚清擎天一柱。
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选对接班人对事业的传承很重要。一旦选定了人，还要懂得如何培养人，而培养人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于求成，也不可半途而废。此外，不可轻信“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俗语，因为培养的是接班人，所以必须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才能保证自己的“江山”能稳固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