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老板都喜欢夸耀自己的企业里有多少博士、多少硕士、多少大学生，甚至连前台都是大学毕业。但让他们苦恼的是，他的企业人员的流动太频繁了，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招聘新员工。更让他生气的是，从他企业里出去的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员，在别的公司都能很快做出好成绩。
这样的老板就属于不会用人的人，他们看重的是人才的“人”，不是人才的“才”，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用人要用其才，这是知人善任的前提和思想指导。一个懂得用人的领导在使用人才时，都会考虑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和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人才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和概念。
曾国藩的用人是历来被后世所推崇的，而他之所以能够用对人，给自己予很大的助力，就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在《冰鉴》中，他把人才分为了以下十种，且分析了各自的优劣：
一是清节家。此类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学识不凡，在未被使用前就已引人注目，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便乐意去举荐他。此类人才足以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他们对社会没有祸害而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的政绩与德行都很突出，声名和形象也为人所称道。
二是法家。此类人的才能以制度为本，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他们之所以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会遭人猜忌，但是政令施行后，上下之人又都畏惧他。他们的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此类人聪明多思，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他们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他们的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当他们引退时，会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但他们并不会经常被启用，所以常被埋没。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这三才兼具者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此类人也兼有上述三才，但是都不够纯备。他们的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此类人的智慧明识是成功的根本，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成功时，会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其不足之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他们的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他们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这是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此类人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不足之处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他们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这是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务功能。此类人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一旦成功，会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不足之处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他们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流传千古；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此类人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比如韩信和岳飞。
对人才有如此清醒、透彻的认识的人，必然懂得发挥人才的长处和才能，必然能够做好知人善任的工作，也必然是一个能够从人才身上得到最大收益的好领导。能做到这一点，这位领导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
一个好领导会对人才有非常清晰、透彻的了解，知道人才具备怎样的才能，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扬长避短。所以，他们在使用人才时会充分考虑如何发挥人才的价值，而尽量避免人才的不足对事业的影响。这样的领导能真正做到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古人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曾国藩感慨“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适用也”。这都提醒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发现人才和用好人才。而一旦发现和用好了人才，就能给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三国时期的曹操就非常善于用人。他让作风正派、清正廉明的崔琰和毛玠去主持选拔官员的工作。果然，他们俩选拔推荐上来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任劳任怨的枣祗和任峻两个人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与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曹操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其中，大将张辽独当一面，曾经在逍遥津大败孙权，还差点儿活捉了孙权。
所谓“知人善任”，知人就是会识人，善任就是用好人。“为政之本，在于选贤”，选贤务必知人善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通过知人以达到善任，又在善任中进一步知人识人。
曾国藩有“知人之明”的美誉，他很善于慧眼识人。在用人上，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慎用”的核心就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
曾国藩本人很欣赏刘邦的用人之道。刘邦之所以能够成事，全在于他很好地使用了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对此，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曾国藩幕府的人才可谓济济一堂，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文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如此众多的人才，曾国藩照样能够做到量才器使，使他们发挥所长。
曾国藩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是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推荐他们担任封疆大吏；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将领；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多次出国学习考察，就让他们负责操办对外贸易事务；李瀚章、郭嵩焘等有理财之能，便任命他们担任财物部长，负责筹集工资粮饷；赵烈文、薛福成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担任文书工作；李善兰、华蘅芳等熟悉工程技术，就聘任他们负责产品研发。
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如此众多的人才，在曾国藩手下都得了提拔和重用，很多人也都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很多人也都为后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切都和曾国藩的知人善任、量才器使密切相关。
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要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必须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知人要做到“五不”：不以好恶而取才；不以妒谤而毁才；不以卑微而轻才；不以恭顺而选才；不以小过而舍才。
善任要做到“五坚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重用人才；坚持用人所长；坚持注重实绩；坚持明责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