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的做法让曾国藩无法容忍，便下了决心要弹劾他。咸丰三年六月，曾国藩上疏，将德清平日的所作所为一一列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兵不经训练、技艺生疏，是清军溃败的根源。接着又上一折，告发德清在长沙城遭太平军围攻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在民房里；所带兵丁也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等丑行。同时，上奏折密保部属塔齐布等人。六月二十九日，咸丰帝下旨将德清革职。同时，赏给塔齐布副将衔。
曾国藩从此和德清结仇，德清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天，绿营兵与塔齐布所辖湘军士兵发生严重殴斗，曾国藩非常生气，想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鲍起豹发去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激怒了鲍起豹，他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到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状，气势汹汹地冲进曾国藩的公馆，差点儿将曾国藩打死。狼狈不堪的曾国藩只得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救。但是骆秉章看不起曾国藩，早就对他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身份十分不满，多次薄待他，所以见他来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将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后，谣言四起，说是曾国藩干预湖南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国藩为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对骆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员的拆台、掣肘行为不予计较，屈求坚忍地与之周旋。
这次事件可以说让曾国藩丢尽了面子。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气急败坏，相反，他很冷静地权衡了利弊。他知道，以自己当时的实力和地位去与对方硬拼，自己是没有胜算的，顶多也就是个两败俱伤。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在实力不足以战胜对方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俯身屈从，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忍辱坚持。就这样，曾国藩保全了自己，保全了湘军，也保全了他赖以雄起的政治资本。
示弱是一种保全之策，可以让自己避其锋芒，是一种顾全大局的考虑，是一种战略上的后退，是一种战术上的收而不是放，是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忍辱是一种有意识的忍耐，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时机，能够理智地对待发生的一切，并找出最优的解决办法，将冲突降到最低。
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为人所不能为。实现志向的道路是极其漫长的，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挫折、困难、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只有学会屈从、忍辱，才能度过一个个难关，将自己的力量保存到最后，真正用到刀刃上。
进退要以大局为重
大局是局部的方向和指导，只有以大局为指引，局部才不致偏离轨道。同时，眼光要放长远，不要为眼前的得失斤斤计较，否则，就会带来因小失大的结果。
任何大事都是由一个个局部小事组成的，所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但是，任何的局部和细节又都是在一定大局的统领之下的，如果不能从大局的角度去考虑、判断问题，那局部做得再精细，对大局可能也没有丝毫帮助。所以，大局是局部的方向和指导，只有以大局为指引，局部才不致偏离轨道。同时，眼光要放长远，不要为眼前的得失斤斤计较，否则，就会带来因小失大的结果。
曾国藩虽然在带兵打仗的战术指挥上显得办法不多，但是他很擅长战略规划。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平，以及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正规军——绿营节节败退。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被咸丰帝任命为团练大臣，负责湖南的自保。曾国藩在写给王錱的信中，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相较朝廷“只为湖南一省自保”的目的，曾国藩的考虑无疑更为长远。
当时，能够给朝廷带来一丝安慰的，是清政府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目的在于控制南京，进而控制东南一隅。这其实也是缺乏战略眼光的。从战略全局出发，曾国藩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再安庆，这样由上而下，既解除了太平军北上之忧，又将太平军压缩在江南一隅，有利于克复南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从安徽向湖北挺进，节节胜利，清政府军队狼狈不堪，被搞得团团转。此时，曾国藩上书朝廷，认为要消灭太平军，就不能顾虑眼前的得失，而应从长远的战略来考虑。因此，他主张集中安徽、江西、两湖、两广的兵力，先与太平军争夺武昌，然后由上而下，沿着长江攻占两岸重地。朝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湘军在攻下武昌后，顺长江而下，连连攻破太平军的防线，大大地重创了太平军。
1859年2月，曾国藩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折子——《通筹全局折》。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并提出应集中兵力进攻景德镇的建议。这一战略部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改变了湘军的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的大局观还体现在对自己的进退把握上。曾国藩初办团练时，因为没有实权，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惨淡经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1853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甚至在守父丧期间公开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也遭到拒绝；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曾国藩，还是没有成功。直到镇压太平军七八个年头的1860年，江南大营的溃败才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可以大干一场了。
但向来谨慎小心的曾国藩并没有被这个消息冲昏头脑，他密切关注着朝廷的变故和走势。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更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攻占安庆一个星期后的8月初，胡林翼得知了咸丰皇帝驾崩的消息，但这消息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胡林翼获悉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由于肃顺等人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长时间未接到国丧明诏，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此后，由于交通的不便，加上战乱，以及当事者的保守秘密，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这一消息。很快，他接到了朝廷的一道谕旨，只见上书：“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更让曾国藩惊异的是，其中公布了有关他的新任命：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对朝廷内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曾国藩看出这既是对自己的重用又是警告，他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这一举动不仅进一步摸清了朝廷的意图，为下一步决策提供参考，而且也得到了朝廷的信任。
此外，曾国藩通过判断，认为来自朝廷的问题不是目前最应担忧的，朝廷还要依靠湘军来镇压太平天国，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会对湘军的某些做法做出忍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最需要担忧的，是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曾国藩说：“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当把握了大局，有了明确的界限时，细节的准备和完善才更有意义。一个人成就的高度，取决于他站得够不够高，看得是不是远。站得高，看得远，目标就更加清晰，而明确的目标更利于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