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一个位极人臣、被人称为“圣人”“完人”的人难道果真是愚钝的吗？显然不是，这不过是曾国藩智慧的处世之道罢了。
曾国藩不仅不愚钝，还可被称为“才高八斗”。他的“愚钝说”其实是一种收敛，一种蓄志，一种大智若愚。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有句话叫“矜名不若逃名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名声，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
年少的曾国藩就有着很好的涵养，他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一语不和就大动干戈、拳脚相加，他表现出了少年人难得的忍让和稳慎。他时常以《中庸》中的“圣者无名，大者无形。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来训诫自己，让自己时时保持低调，即使具备鹰的凌厉、虎的勇猛，也不轻易外露，更不以自己的学识和家世欺人。
他有一位同学性情比较暴躁。有一次，那个同学看到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那里来的，你的桌子挡着我的光线了，赶快挪开！”曾国藩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桌子移开了。曾国藩晚上点灯用功读书，那个同学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个同学知道了，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其他的同学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是曾国藩自己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住同学，安慰同室，跟没事人一样。
曾国藩的一生都保持着如此低调的态度，但最终却得到了高人一筹的结果。
低调对待他人的敌意，并不是胆小怕事、懦弱、不顾自己的尊严和原则，而是一种自我保护，避免自己卷入更大的灾祸中的智慧。事实上，只要不是原则性和危及生命的伤害，就没必要和人一争短长；只要对方的攻击能够被自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低调处理，没必要大动干戈。你的低调会让对方的重拳如同击在棉花上一般，没有着力点，自然也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了。
荀攸是曹操的重要谋士，智慧超人，为曹氏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官20余年，地位始终稳固，在政治漩涡和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原因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极力否认了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曹操如此称赞荀攸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这样的一个荀攸与曹操相处20年，深受宠信，也未见有人进谗言加害于他。这都是荀攸懂得收敛锋芒，低调处世的结果。而孔融、杨修虽也有智谋，但却因不懂低调，锋芒毕露，都得不到善终。
老子告诫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做人也要谨记这一点，深藏不露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羽毛未丰时，不可露心迹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身处官场，明枪和暗箭随时都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射来，稍不留神就“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必须学会低头，尽量减小目标，方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如果在做事情时，过早地将自己的底牌泄露出去，就很容易受制于人。无法掌握主动的结果，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人们一般都会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底牌，甚至故布疑阵，施出障眼法来混淆对方。
对一个有着远大志向的人来说，当实力不足时，最要紧的是积蓄力量，丰硕羽毛，等到有一天实力够了，能高飞时，便冲破阻碍，翱翔长空。若你实力不够时就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将很容易引来猎人的注意，恐怕等不到高飞的那一天，就被猎杀了。
曾国藩是一个有着远大志向和抱负的人，同时他也很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懂得在机会来临之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静待时机。他知道，在时机到来之前，心迹隐藏得越深，自己才越安全。
对身在官场的曾国藩来说，他很了解官场的游戏规则，而且对时局的黑暗早就上书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但他也知道，官场的积习已久，积重难返，不是自己马上就能改变的，重要的是在等待时机的同时积极寻求提升自己的途径。不过，自己的心迹可不能让人看出来，否则自己就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随着曾国藩的高升，趋炎附势者日渐增多，其中不乏热衷于仕途却又故作清高的所谓“大儒”。尽管曾国藩很反感这一切，而且也觉得他们的到来浪费了自己读书、思考的时间，但他依然将他们接纳了下来，并给予礼遇。因为他知道，此时表现出反感，就会让人觉得自己得势后开始得意忘形了，这无疑会给自己树敌。所以，他选择了深藏心迹、不露痕迹。
对于那些“大儒”的言行不一，曾国藩身边有一个叫李鸿裔的年轻人看在眼里，并便多次向曾国藩谏言，建议他别厚待那些“大儒”。曾国藩没有采纳，依然故我，也不解释。
有一天，李鸿裔在曾国藩的文案上看到一个大儒写的一篇名为《不动心说》的文章。文中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写了这么两句：“将吾置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乎？曰：不动。”李鸿裔为了讥讽这个言不由衷的大儒，信笔在文章的后面题道：“二八佳人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当晚，曾国藩见到了这篇文章和李鸿裔的题字，命人立刻将李鸿裔召来训之：“虽然这些人多为欺世盗名之徒，言行不能坦白如一，但他们之所以还能获得丰厚的待遇，凭借的正是这些虚名。若你一定要揭露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么他们对你的仇恨，绝不是言语就可以化解的，这不是自取祸端么？”李鸿裔闻之不禁汗颜，明白了曾国藩此举的意图，从此开始注重“内敛”。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身处官场，明枪和暗箭随时都可能从任何一个方向射来，稍不留神就“出师未捷身先死”，所以必须学会低头，尽量减小目标，方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曾国藩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在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点未经正规训练的人马和太平军自然是无法抗衡的。但是，当时太平军势成燎原之势，而清廷的正规军又不堪大用，他们自然指望曾国藩的军队能够早日出战。而江忠源的“泄密”，正中朝廷的下怀。于是朝廷连下谕旨命令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的老本，打定主意就是坚辞不出。
事实是这样的。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队伍是无法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他打定主意，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告诉我们的就是上述的道理。它指出，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人类社会向来都是靠实力说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不要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实力，以免成为别人的靶子。隐藏自己，积蓄力量。待羽翼丰满了，才更容易一飞冲天，青云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