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买这套公寓时，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五岁。我们和其他三位业主在一楼喝了杯咖啡，地下室的业主也来了，不到六十岁的样子，是一家洗衣店的经理，看穿着他应该能买得起更好的房子，而不是一套又脏又小的地下室。其他几位业主年纪更大，他们说这里很久没有孩子跑进跑出，是该热闹一下啦。他们非常友善，但没有人告诉我们，地下室的业主不住在这里。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建筑师自己不盖房子，而要买一套公寓呢？尤其我又是专门盖私人住宅的。自己盖房让我觉得有压力，我害怕会跟其他人一样，把自己家弄得一团糟。当然，钱也是个问题。我想盖的那种房子是我完全负担不起的。微薄的预算撑不起精彩的创意，我太了解那种难过的心情了。
我的客户来找我谈建房想法时，预算常常高达一百万欧元，还不算土地价格。他们想要三百平方米的使用空间，能望见窗外景色的挑空楼层，一层正面外墙贴石板，主卧卫生间配高级木雕独立浴缸。单单一个浴缸就要九千欧元，往往第一轮削减预算时就会被忍痛放弃。第二轮需要割舍的是石板和挑空楼层，就这样一点一点妥协，最后我的客户定下来的方案是两层共两百二十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大概需要四十五万欧元（不含地价），比他们最初的预算多了五万欧元。他们想方设法——或者从银行勉强贷够钱，或者从爸妈那里提前预支遗产份额——我的客户最后终于搬进一栋新古典风格的房屋，里面有一两处奢华的设计——比如圆形转角。我实在不想经历这种预算压缩再压缩的过程。
我们搬进新家的六周后，我第一次见到迪特尔·提比略。我妻子已经见过他好几次了。她告诉我说：“那个人有点奇怪，但很友好。”“你说奇怪是什么意思？”我问。妻子只是耸了耸肩，我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误按了他家门铃，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爬上楼梯，打开前门。不，不是打开，而是猛地拉开。
“你肯定不是找我的。”他说。
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只是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他应该有四十岁了，体形壮实，动作灵活，矮胖但不臃肿，像一个退役的体操运动员。他有一个大脑袋，头发全部向后梳，高高的前额和头发有点像猫王。他眼睛里有些东西让我感到陌生和厌恶。我没办法准确地描述出来——有狡猾的成分，这一点我百分百肯定，还有不快，也许是因为我打扰了他，但他看我的眼神中绝没有威胁的意味，既不野蛮也没有恶意。也许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求生的意愿，还有恐惧——我真的不知道。也许这些只是我现在的想法。其实我和他只近距离接触过几次。
“对不起。”我说。
“没关系。”他咧嘴一笑。
我上楼梯，敲了敲我家的前门。我感到震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震惊。我立刻觉得买这套公寓是个错误，尽管迪特尔·提比略看起来并不可怕，也没有威胁性——他真的没有。也许用“不寻常”更准确。迪特尔·提比略看起来很不寻常。虽然这绝不会成为一个人不想当他的邻居或者害怕他的理由，可我偏偏就是这种人。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显然没上班，妻子告诉我，每次他出门，回家时手里一定提着超市的购物袋——不是我们附近的两家有机食品超市，而是廉价折扣店。他房间的窗帘总是拉下来，晚上可以看到电视的光亮透出来，有时甚至能听到声音。他的电影欣赏水平还不错，没有烂片，都是好莱坞经典影片。他是达斯汀·霍夫曼的影迷——我经常听到《毕业生》《霹雳钻》《窈窕淑男》或《雨人》中的片段。
最初几个月，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放下心来，他对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亲切友善。有一次他在自己电脑上播放了一段动物短片给我儿子看；我妻子没反对，我自然也不会有意见。他会烤饼干，在我们门外放了一盘，附有一张字条：请好邻居品尝。我们吃光了饼干。迪特尔·提比略擅长烘焙，这点毋庸置疑。孩子们开始喜欢他。我家客厅在公寓楼正前方，星期天我们吃早餐时，总看到他九点钟离开家，一个半小时后回来。我们猜他星期天会去教堂礼拜。我们只在圣诞节去教堂，我也的确在圣诞节当天看到他跟我一样高唱“啊，多么欢欣！”他站在楼上的中殿，我看见他时，他正扶着栏杆朝我们看。
1月时，妻子告诉我，迪特尔·提比略常常送烘焙食品给她和孩子们。她回家时，他会用门禁为她打开前门。
“好像他在特意等我。”妻子说。
走进前门，妻子常常看到我家门垫上放着一盘蛋糕或比萨饼。她感觉像是被人时刻监视着。
“要我跟他谈谈吗？”我问。
妻子想了想说：“不用，他只是想表示友好。”
现在，我为当初没能及时介入而自责，或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日后失控的局面。当然了，或许我介入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即便如此，我当时也应该尝试一下的。
2月11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预示危险开始的第一起事件。地下室的后面是我家的洗衣房。有一段时间，迪特尔·提比略一听到我妻子在洗衣房晾晒衣服的声音，就会从公寓走出来。他会跟我妻子聊天，态度友善愉悦，我妻子起初并没觉得别扭——做枯燥家务时有个伴儿也不错。可有一天，她从洗衣机里拿出一条内裤拉平时，迪特尔·提比略说：“你穿一定很好看。”他这么说简直不可思议，不仅极为无礼，也令人非常反感。我妻子没理他。迪特尔·提比略换了个话题，我妻子把剩下的衣服晾好，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当天晚上，妻子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当时真应该冲下去质问迪特尔·提比略，可我没有。我到家时很晚了，妻子已经上床准备睡觉，等我上床时她才跟我讲。我听了非常震惊，说明天一早就找他谈一下，可我没有——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2月19日，我妻子在门垫上发现一封信，是一封情书，当天晚上她拿给我看。信上的笔迹像是孩子写的，但工工整整，没有错字。迪特尔·提比略写道，我妻子非常美丽、非常友好，他爱她；他是在福利院长大的，对感情特别敏感。这实在太荒谬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一个肥胖、丑陋、矮小的男人竟然会爱上我美丽聪慧的妻子。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我们说了和做了很多事情，同我们自认为的形象完全相反，完全不符合我们所谓的开明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一切从这一刻开始——恶毒的语言和傲慢的态度最终演变为野蛮的行径。
我认真思索过儿童福利院对迪特尔·提比略童年的影响。这种经历会让他比普通人更危险吗？因为艰苦的环境让他知道如何生存下来，或者让他更不具危险性？因为他没有家人可以依靠。我不知道答案，也无法给出答案，我不认识在国家福利机构长大的人，不过我确信迪特尔·提比略意识到他越界了。他在信中提到他的成长环境，我解读为他是在向我们道歉，我自信能对付得了这种人。我拿着信去地下室，敲了敲他的房门，没有任何动静。他的房间里悄无声息。我没听到电视的声音。我按了门铃，大声喊他的名字——没人回应。我确定他在家——他晚上从不出门。看来他是害怕，躲起来了。这让我更加放下心来。我从一开始就低估了迪特尔·提比略。
2月22日。门垫上有一本给丽贝卡的书，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一直看到深夜，没找到任何线索。
3月10日。丽贝卡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听她的声音就知道她心情不好。提比略又写了一封信，说他经过我家门口时，听到有人说“脱掉裤子”。他认为我们很可能是在虐待孩子。他在儿童福利院时受过性虐待，因此“对这种事很敏感，也许是过于敏感”。我告诉妻子，我现在就回家找提比略谈一谈，问他想干什么。“我已经谈过了。”妻子说，“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那个可怜的浑蛋算是吃到苦头了。
今天我为自己写的这些话感到羞愧。我那时并没多想，因为我妻子大吼大叫的情景，我再清楚不过了。
那天我还是立刻回了家。秘书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匆忙冲到路边，焦急地等着车子。上车后我在想，要不要揍迪特尔·提比略一顿，可我十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人，除了和弟弟闹着玩时互相捶几下。尽管我早就没再参与和平运动，但我一直相信暴力无法解决冲突。在出租车里，我心想，一定要骂他一通。可我从没大声训斥过任何人，连对孩子也没有。当事情不尽如人意时，我常常变得更为冷静——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大吼大叫的人。我心想，说不定我说话时声音可以大点，让他知道我很生气，也许这样他就能明白我们的态度。
他的荒谬指责起初让我非常生气，可还没到家我的气就消了，甚至觉得有些轻松。因为他的这种荒谬行径反而让他没有危险。
我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一定是个疯子。我没察觉到危险迫近，只感到尴尬和不安。
从简单的一句“脱掉裤子”能联想到性虐待的人一定是个疯子。任何一个有小孩的家庭，每天会说十几遍这句话。没有人会因此指责我们，还用这么荒谬的理由。可我们能跟拥有这种想法的人继续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吗？他真让人恶心。
我下车后直奔我们的公寓。我先抱了下妻子，然后抱了抱两个孩子，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看到爸爸下午回家感到很惊讶。妻子已经平静下来。迪特尔·提比略来过我家了，向妻子再三道歉，说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那种混账话。他有时会突然情绪化，大概是从小的成长环境造成的。他只是想和邻居好好相处，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应该跟他谈谈吗？”我问妻子——又一个错误，我不应该让妻子来决定。她刚发过脾气，再加上提比略不停地说抱歉，她的火已经消了，她觉得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于是，我想当然地接受了妻子的看法，没有下楼去找他。
在接下来的五周里，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们相信自己做对了。我们用理智的方式处理了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我们有时听到《窈窕淑男》里的片段，或者冲马桶的声音，但没有烤饼干，没有书籍，也没有写给我妻子的信，迪特尔·提比略再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