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有泪水吗？我没感觉到。我写下最后几句话时，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自己哭了，但我错了。也许，我眼眶有点儿湿润，视线有点儿模糊，但我没哭，没有眼泪。我坐在书房的桌子旁。现在是晚上十一点钟，孩子们早就上床睡觉了。丽贝卡几分钟前跟我道过晚安，吻了我一下，摸了摸我的面颊。“继续忙吧。”她在门口转头对我说——这句话她最近常说。也许她心里有点不安，她不懂我为什么要记录这些，或者我到底要写什么。
我告诉她，那个东西压在我胸口，我必须把它写出来。我们心照不宣，“那个东西”是提比略谋杀案。我对妻子说的是实话，也许不是全部实话，有些部分我省略了——最重要的部分。是的，我们深谈过很多次，关于那些可怕的事情，悲伤、愤怒和恐惧层层堆积，混杂在一起。我们的婚姻也曾岌岌可危，但最终经受住了考验。不过，有些事情我说不出口。
我从来不是一个健谈的人。爱说话不是件坏事，总之，健谈不是缺点。我说话前会先认真倾听，面对人群讲话时总让我浑身不自在，但我还能应付得来。讲话不是一件难事，我也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我想说的是，我不是一个爱聊天的人，不会说个不停。对我而言，说话不像走路，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走路虽然也花体力，毕竟没那么困难，有时还令人身心愉快。也许这才是我记录那个东西的原因。我写的是全部真相，包括我没有告诉丽贝卡的一些事。
坐在这里，感觉真好。外面的街道十分安静，没有汽车碾过鹅卵石路面的隆隆声。邻居家的汽车——全部是大型汽车，有的简直是巨型车——停在路边，像兄弟姐妹一样依偎在一起。为什么近几年来汽车变得那么大？跟人一样高，跟卡车一样长。既然汽车变成了四个轮子的舒适场所，人们是不是可以不要房子了？这些令人沮丧的想法来自一个以建造房屋为生的男人，一名建筑师。也许是我喝醉了胡思乱想，虽然我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次不能超过半瓶黑标葡萄酒。我今晚只喝了一杯葡萄酒，但14.5％的酒精含量让我有些醺醺然。
胡说，我没喝醉。我看着窗外的街灯、煤气灯——笔直的绿色灯柱，装饰得恰到好处；玻璃柱头；小小的金属罩；柔和温暖的灯光。有人提议将街灯全部换掉，因为跟电灯比，煤气灯危害环境。也许他们说得对，但我们反对这一提议。我们没有成立维权小组——我们不想为了一条街道小题大做——但反对提议的那位放射科医生收集了我们所有人的签名，我当然也签了。我个人认为，街灯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光亮，还有温暖。在我看来，自从人们第一次围坐在火堆旁以来，光亮就等同温暖。光亮让我们感到舒适，不再寒冷。可电灯，尤其是那种新式灯泡，只会让你感到寒冷。
我听到嗒嗒声——狗爪子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家的狗从孩子们的床上跳下来去厨房喝水——本诺是罗得西亚脊背犬，一条强壮的大狗。本诺没有受过攻击训练，但它让我们感到安全。楼下的邻居死后我们仍然感到紧张不安。现在不会了。如果不是因为迪特尔·提比略，我们不会养本诺。
我之所以记录整个事件，是因为写下来比说出来容易些。但是，在我写下对妻子隐瞒的细节前，我必须先交代清楚事件的起因。人已经杀了，是我们筹划已久的谋杀，同所有犯罪行为一样，是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这一后果。我想讲述事件的全部过程，不仅包括我对妻子隐瞒的部分，也包括如何从正确角度理解我所隐瞒的细节。坐在这里用文字记录的感觉真好，看着窗外的煤气灯，看着温暖的灯光投射在邻居家屋外的大型汽车上。夜晚，灯光下的街道看起来如此宁静。放射科医生的客厅里不时闪过电视机发出的灰光。
和父亲一样，我也喜欢读历史书，对历史学家常会掉入的陷阱自然也再熟悉不过。当你回顾重要历史事件时——例如世界大战——每件在此之前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指向它。你几乎可以肯定，大量偶然的事件最终导致了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我，伦道夫·狄梵萨勒，四十五岁，建筑师，已婚，两个孩子的父亲，决心成为记录我自己生活的历史学家，不希望掉入那种陷阱。从另一方面讲，重大事件不会凭空出现——一定事出有因。它必然有一段演变发展史，往往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我认为，它永远由两者构成：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我们在购买公寓前见过迪特尔·提比略，我们就不会买——这点毫无疑问。我们没见到他是可能性。我认为，他的死和我个人历史中的某些事件有关。我不否认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