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孩子们
“爸爸？”
父亲没回答。他现在几乎不说话。父亲不糊涂，没有老年痴呆。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父亲偶尔还会开口，虽然次数极少，但明显神志清醒，思路清晰。父亲已经七十八岁了，记性依然很好，我每次来看他，他都知道我是谁。父亲对我笑了一下，跟过去一样，笑容冷淡疏离——他记得我是谁，愿意我来看他。这对我不是件小事。
“狄梵萨勒先生？”看父亲没有任何反应，科特克在一旁提醒他。有时候，父亲更听科特克的话。我会感到嫉妒吗？我承认，的确有点儿。但换个角度来看，现在每天陪着父亲的人是科特克，所以，他们关系融洽，我理应感到欣慰才对，我也的确欣慰。客观地说，科特克很尊重我父亲，我不知道他对其他人是不是同样温和友善，我想应该不会，虽然我没见过他和别人在一起。
今天父亲也没理科特克。他坐在桌子前面，一声不吭，眼皮耷拉着，双手垂在身旁，像是睡着了。他的上半身时不时地突然向前一歪，每次我都一惊，担心父亲的脸会撞到金属桌面，伤到他自己。不过，他没出状况，每次身体倾斜后他会重新坐直。父亲今天也是一样，可我还是做不到习以为常。他身体一动，我就一惊。我看到科特克向前走了一步，又退了回去，连他都忍不住想去帮父亲。父亲没事，我们俩都松了一口气。
虽然近半年来我常到这里看父亲，可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依然很难过。他穿着破旧的衬衫和长裤，没系腰带。我们给他买了新衣服让他换上，可他坚持穿旧衣服。这也可以理解，不是吗？他坐在那里的样子很别扭，椅子离桌子太远——我的椅子也一样。我们面对面坐着，不像坐在一起，倒像是被桌子隔开了。现在，虽然隔着桌子，我和父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彼此，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椅子不能移动，被螺丝固定在地板上，桌子同样不能移动。
父亲能说话，只要他愿意，可他一直保持沉默。
我猜，父亲是累了，生命的漫长和生活的艰难让他疲惫不堪。我们一直都不懂他，可懂不懂又能怎样？他必须独自去解决各种难题，哪怕是他臆想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一生中经历过什么。没人能知道别人经历的每一件事。我们只是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每个当下，而且不知不觉。那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常常不在现场，甚至毫无察觉。所以，我们谈论别人的生活时一定要谨慎。我自己一向小心。
今天早上出门前，我对妻子说，要去看一下父亲。每次探监我都这么说，妻子也用相同的说法：我过几天要去看一下你父亲。半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我们接受“监狱”一词带来的痛苦，我们必须先习惯监狱那种地方会和我们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那个词让我们感到痛苦，现在仍旧如此。
父亲七十七岁时被判入狱，在监狱里——我不想用“庆祝”这个词——已经过了一次生日。我们想让一小时的探视时间充满喜庆气氛，却没做到。用螺丝固定的金属桌椅，还有装了栏杆的窗户，似乎时刻在提醒我们，这里不是家，不适合庆祝生日。但真正让庆生会失败的原因是我。
庆生会前半小时的气氛相当好。我们一起唱《生日快乐歌》——我和妻子丽贝卡，我们的孩子保罗和法伊，我母亲，还有科特克。科特克那天为我们破了例。我们全家一起吃了杏仁蛋糕，母亲几乎为父亲烤了一辈子这种蛋糕。母亲以为能跟过去一样，用烤盘端上完整的蛋糕，她喜欢在大家的注视下切开蛋糕分给每一个人的过程。但科特克没能为我们破例到这个程度。我们要在监狱门口接受检查，我可怜的母亲，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警卫把她的杏仁蛋糕一点点切碎。“我向你保证，我没在里面放刀子。”母亲故作轻松的语气让我难过。也许他们相信母亲的话，但规定就是规定。
我痛恨这话，痛恨别人告诉我有这样那样的规定，让合理的一切变得没有道理。父亲入狱后，我经常听到这些。
我们聊到过去的生日聚会——父亲入狱前——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突然开始抽泣。起初我以为能忍住，竭力把泪水逼回去，但抽泣声反而越来越大，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痛哭。两个孩子从没见过他们的父亲这么失控，一脸惊恐地看着我。科特克，他真是个好人，尴尬地把目光转向一旁。母亲坐在一把用螺丝固定的椅子上，她站起身，朝我走过来，但妻子抢在了母亲前面。妻子张开双臂抱住我，我把脸埋在她肩头。几分钟后，我的抽泣声平息下来。我抬起头，依然泪眼模糊，我看到父亲望着我，脸上的神情只能用感兴趣来形容，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我后来经常会想起他的这副神情，却一直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母亲递给我一张餐巾纸，我为自己的失控向大家道歉，然后讲起父亲另一次生日聚会时的故事，表现得异常开心。
我希望时间能过得快点，我想离开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想离开这里。
我不应该这么说——显得有点儿过分，尤其是我父亲还关在监狱里。如果有人必须离开，那也应该是我父亲，但他不能。我们只想尽早离开，快四点钟时，我们把烤盘里剩下的蛋糕放到两个纸盘上——一盘留给父亲，一盘送给科特克和他的同事——我们一一上前拥抱父亲，走之前向科特克道了声谢谢。父亲留了下来。父亲的刑期是八年，他入狱前在拘留所羁押了六个月，再加上在特格尔已经服刑六个月，现在还剩七年。如果父亲表现良好——我们坚信他一定会——那他可能会在三四年后获释。科特克多次说过，没有比我父亲更守规矩的犯人了，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将来他还能过上好几年自由人的生活，我对母亲这么说。“只要他别死在那里就好。”母亲经常这么说，接着又重复一遍，“只要他别死在那里就好。”
“他身体很好。”我安慰母亲说，“不会有事的。”
“爸爸？”我跟科特克聊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父亲。我就是这么打发探监时间的，来这里跟科特克聊天。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说——科特克的优点就是健谈——倒还真是件好事儿，算是帮了我大忙。我发现监狱的寂静令人难以忍受，在会客室里可以听到外面各种诡异的声音——我不确定是不是金属噪声，并不响亮，单调而低沉。起初我以为自己听到某种节奏，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打或者锉平什么东西，但过了一阵子，我发现那些声音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像是犯人被呵斥或企图逃跑的声音。其实没有节奏声，也没有我以为听到的无声叹气——只有从监狱深处传来的各种陌生噪声。幸好科特克难听的柏林口音淹没了那些声音。他几乎干了一辈子的狱警——已经四十多年了——讲起犯人的故事滔滔不绝。我对各种犯罪和犯人的世界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我的兴趣无关紧要，我们的生活已经和那个世界联系到了一起。
科特克快速瞥了一眼时钟。他有一种精准的直觉，总能知道什么时候会面该结束了。“我们该走了。”他像往常一样说道。我心里暗自感谢他：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他们要离开一个愉快的聚会，起身回家。父亲的家是牢房，科特克精心选择的措辞弱化了这点。他知道家属对这种事很敏感，我们感激他的善意。
科特克之前一直靠在窗边的墙上。他向前走了两步，什么也没说，伸手碰了下父亲的胳膊，这是他的标准动作——监狱里有一堆复杂固定的规矩。科特克的手势显得很正式，像是在警告犯人，逃跑的念头想都不要想。科特克对父亲再友善，他也必须履行看守的职责。但我觉得，他的手势是出于关心——他想去搀扶父亲，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父亲能自己站起来。
父亲起身时，我也站了起来。我们草草拥抱了一下（现在允许这么做），父亲转身离开，科特克走在他旁边。父亲比他的看守要高很多，父亲接近一米九的瘦高身材和科特克仅有一米七的矮胖形成鲜明对比。父亲的头发仍然像以前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却稀疏了很多，他的双腿由于上了年纪有些弯曲，走起路来像水手那样摇摆着身体。父亲没当过水手，他做过一阵子的机械师，后来改行当汽车推销员。
他们离开后，另一个看守走了进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很胖（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胖），但没那么友善，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他陪我朝门口走去，我们谁也没说话。我终于走到监狱外的街道——汽车、小鸟和穿过树叶的风。二十步开外，我的奥迪车在我按下车钥匙的瞬间欢快地眨了眨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