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面俱到的起居设计
1.那些保留在成语里的房子
（成语典故里的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拥有众多的名称和类型。不同的类型代表了不同的建筑和空间涵义。而这些建筑类型，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人认识建筑和表述建筑的一种独特行为。现在的城市里，有很多摩天大楼和花园别墅，但传统意义上的房子已经只能去旅游区里寻找了，当然，有兴趣的，也可以在成语里追本溯源。
比如，“亭台楼阁”这个成语，现在一般用来泛指那些可以用来休息和游玩的建筑。但这个成语中的每个字都表示一种建筑物，每一种建筑都有各自的特色和用处。楼、阁都是古代的多层建筑物。但楼与阁在早期是有区分的。楼是指重屋，阁是指下部架空、底层高悬的建筑。阁一般平面接近方形，两层，有平坐，在建筑组群中可居主要位置，而楼一般都是狭小曲折的，在建筑组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这一点，可能和一般的常识相反吧。
而“亭”则是“有顶无墙”的小型点式建筑，一般都是供人停留、观览，也用于典仪，最早出现在南北朝的中后期。至于台，一般都是高而平，可供眺望的建筑物。如一句诗中提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还有“廊前飞燕”的廊，是一种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主要作用也是为遮阳、防雨和供人小憩。廊是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殿堂檐下的廊，作为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对整个庭院的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
成语中的“登坛拜将”提到了坛，坛是一种台型建筑，古代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社稷等大型活动。比较著名的如，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祈谷坛、社稷坛等。坛既是祭祀建筑的主体，也是整组建筑群的总称。
还有一个成语叫“殿堂楼阁”，除了楼阁以外，又提到了殿堂两种建筑，殿堂可以说是古代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其中殿为宫室、礼制和宗教建筑所专用。殿、堂的称呼最早出现在周代。“堂”字出现的更早一点，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指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的部分。这就和另外一个“登堂入室”的成语又有了关系，堂的左右有序、有夹，室的两旁有房、有厢。这样的一组建筑又统称为堂，泛指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居住场所。“殿”字出现的比较晚，本来的意思是指后部高起的物貌，用在建筑物上，表示形体高大，地位显著。
还有一个和建筑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成语，“为人师表”。实际上，在古代，坊和表，都是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的建筑物，比如牌坊、华表等。在元代以前，制作华表的原料主要是木头，上面插上十字形的木板，顶上放一只白鹤，多设置在路口、桥头和衙署的前面。明代以后，华表的制作材料大多都是石头，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现存的典型。
2.风水：家居设计的参考书
（古代建筑中的风水学）
要说起建筑，就不可能不提到风水，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建筑史，也伴随着一部“风水史”。在遥远的原始社会，虽然还没有风水学的说法，但人们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也懂得选择“近水向阳”的地方来栖息繁衍。未尝不能说是一种朦胧状态下的“风水学”潜意识。
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卜宅的记录，这也是风水开始见诸文字的表证。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风水逐步完善成了一套关乎居住选址、建房方位、房屋形式、建房顺序、建筑装饰等等完整而适用的方法和理论。所以，与其说风水是一种迷信，倒不如说是一门“环境生态学”。
风水学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萌芽，宋朝时开始盛行，而明清两代，人们对于风水的“追捧”，可以说到了迷信程度，这一时期，风水理论日趋成熟化，“看风水”也从开始的帝王宫殿普及到了城乡民宅等各类场所。
在古人的认识中，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构成的，而风水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天地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
看风水，就是要“考察”天、地、人、生、物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从而达到趋吉避邪，营造健康生活环境的目的。在建房选址和建房装潢时，最强调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气场”。而设施环境等，都要“服务”于这个气场。门、窗是气口，室外道路是气道，只有这样才能够“得气”，得气就是“上贵”之选，在风水中“水少不成气，水大气逼人，风大会伤身，气缓才养人”的说法都表现出这一观点。
一个好的建筑地点，要做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瞥，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而这样的家居原则，深深影响了后来住宅、甚至是城市的建设。在汉代，已经有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移徙法》、《图宅术》等这样的专门讲述风水的专著，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风水学进行了初步归纳和总结的理论。
在一篇介绍风水学的文章里，曾经这样写道：“就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风水学是建立在天文学、地理学、人体工程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基础上的一门综合学科。它的基本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人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这些基本观点符合现代生态环境学的理念。”
非但如此，中国古代的风水学还受到了易学、佛学、道学、儒学、巫学等的影响，加上那些“风水师”在进行活动时，常常有意识地去夸大和臆断，导致了“风水学”长期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甚至是到了让人迷信的地步。正因为如此，风水学常常被看做是古代文化史上的糟粕，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批判和抛弃。
其实，客观地说，中国风水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为建筑提供“指南”的同时，所传达的是一个科学实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去适应这个规律，才能得到舒适宜人的居住场所。
3.“外来”的狮子看大门
（古代建筑上的祥瑞之兽）
所有人对石狮子都不会陌生。因为，不但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古代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前都摆放一对石狮子，就是现在的很多建筑物前也要安放上两个。那么，用石狮子把大门的这种习俗，来龙去脉又是怎么样的呢？
中国其实并没有狮子，狮子的原产地是非洲、印度、南美等地。而狮子的来到中国，还是要归功于汉武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国遣使献师狮子、符拔。”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是他们以礼物的形式，给汉章帝刘桓送来了狮子。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狮子出西域诸国，为百兽长。”的确，狮子自从走入中国，国人一直都对它厚爱有加，称之为“瑞兽”，地位和老虎不相上下。
而石狮子逐渐走向民间，成为守卫大门的神兽，应该是在唐宋之后。唐朝京城的居民多居住于“坊”中，坊，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小区，由官府划定区域，有围墙、也有坊门，目的可能是便于防火防盗吧。而坊门一般是个牌楼，上面写着坊名字。为了防风防震，坊柱的柱脚上都夹放着一对大石块，后来，出于美化的目的，工匠们在大石块上雕刻出狮子、麒麟等动物，同时也含有纳福招瑞的吉祥寓意，这应该就是石狮子护卫大门的最早形态了。
到了宋元时期，坊的居住形式没有了，各家各户成了独立的院子。而有钱的人家，却把门楼建造成坊门的样子，也把石狮子雕刻在门柱石上，时间一长，效法的人多了起来，也就作为习俗传了下来。
把石狮子摆在大门前的讲究有很多。而说到作用，其实也无外乎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作用是避邪纳吉。因为狮子是人们心目中的灵兽，还有个名字叫“辟邪”，所以，古人当然认为石狮子可以驱魔避凶，据考证，石狮子最早就是用来镇守陵墓的。
第二个作用人们期待石狮子能够预卜洪灾。在民俗传说中，狮子有预卜灾害的功能。说如遇有洪水泛滥或陆地沉没等自然灾害，石狮子的眼睛就会流出红色的眼泪或流血，给人们以灾害来临的提示，让人们采取应急避难措施。当然，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
第三个作用便是大户人家显示自己的威风了。古代的宫殿、王府、衙署、宅邸多用石狮子守门，显示了主人的权势和尊贵，而石狮子的大小，也和户主的地位有关系，天安门前的两对威风凛凛的狮子，就体现了“皇权至尊、威震八方”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味。
第四个作用应该是艺术装饰。因为代代相传，石狮子已经成为古代建筑物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在绘画里，很早就有了狮子滚绣球的图案，这无非是象征了娱乐升平和人间爱恋的感情色彩，也表达出了人们对太平祥和的美好愿望。
现如今，石狮子已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被延续下来，而其中的迷信色彩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多的是去欣赏石狮子栩栩如生的神态，和传统工艺的鬼斧神工了。
4.家庭成分的鉴定符号
（“门当”和“户对”的来历）
“门当”与“户对”是传统民居建筑中大门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用于镇宅的建筑装饰现今存留不多了。
门当，到底是什么呢？除了在门前摆放石狮子，一些“体面人家”还在大宅门前有一对“石鼓”，或者这个石鼓坐落在门础之上，还有的干脆就是个印章形状的小石墩，这个东西，属于一种镇宅的建筑装饰，同样是为了起到辟邪的作用，所以，叫做“门当”。
那么，什么是“户对”呢，户对是放置在门楣上或门楣双侧的圆形短木桩，大约一尺多长，是与地面平行，和门楣垂直的。因为被安置在门户之上，并且都是双数，所以称之为户对。户对的数量是有含义的，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两个一对，有的是四个两对，比较普遍的解释是，有两个的是平民百姓里的大户人家，而有四个的人家一般是官宦之家，主人至少要为七品到五品的官员。
而关于“户对”的短圆柱形“模样”，学者们习惯解释为这是代表了人们生殖崇拜中“重男丁”的思想，其中的寓意代表了男性的阳刚之气，包含了人们祈求人丁兴旺、香火永续的意思。而“门当”的样子又很像一只大腹便便的牛皮鼓，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表示着人们希望女性的生育能力很强，也象征了女性的乳房，希望她们有充足的乳汁去喂养小孩。可见，“门当”、“户对”除了寄托着镇宅驱邪的愿望，也有为了繁衍下一代生殖崇拜的意思。
中国古代的建筑历代有对称和谐的美学要求，所以，如果一个宅院的大门前有“门当”，那么一定也是有“户对”的，因此，“门当”、“户对”常常被人们放在一起称呼。又因为“门当”、“户对”上往往雕刻了和主人身份相匹配的图案，并且“门当”的大小、“户对”的多少又同时反映了宅院主人家庭财势的大小，所以，门当和户对除了有在建筑上装饰的作用，还说明了宅院主人的身份、地位、家境等以及处于何等阶层的信息。
到了后来，“门当户对”这个词逐渐成为指代在社会观念中男女双方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差不多，适合婚配的成语，它们原来的意思，在今天反而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而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认为，古人所说的“门当户对”，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恋爱常常是在两个人之间发生，但婚姻却牵扯了彼此的两个家庭。而每一个家庭的氛围、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都是在家族中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不会因为周围的环境有变化而有很大的改变。
如果两个家庭有差不多类似的生活习惯，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看法相近，经济基础也相当，夫妻两人的婚姻生活中才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才会有共同的趣味和保持彼此的欣赏。在今天看来，除了一定的物质经济基础，还包含了两人的心态、素质、修养、教育等各方面因素，至少两个人沟通不成问题，能够很好的共融，在这样的条件下，家庭作为婚姻的外在形式，也就有了稳定的生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门当”和“户对”的遗迹很难看到了，留给我们的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在传统社会一直遵守的法则，未必就能在现代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可，况且在古代，贫穷的书生当了驸马的事例也是有的。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有志气，有奋斗的决心和毅力，保持独立的个性，不依赖他人，这些才是我们所崇尚的。
5.细致到门扇上的装饰物
（古人门扇上的装饰）
如果说“门当”和“户对”是古人对门口的装饰，那么，就算是最简单的门扇，古人也是要尽美化之能事的。最著名的当然要算是故宫的宫门了，朱红的大门上，那些金光闪闪的门钉，就是古人给门做的“打扮”。
本来，门钉在一开始，是对木板门进行加固用的。但是，当整齐排列的门钉在观瞻上的效果被发现后，装饰意义就开始有点“喧宾夺主”了。
门钉的排列纵横皆成行，呈一个个圆圆的凸起，和厚重的门扇搭配起来，真的是相得益彰。但是，门钉又不是随便装饰的，在数目上，也有着等级观念的体现。这在清代以前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到了清代，作出了政府性的指令，九路门钉只有宫殿可以饰用，亲王府用七路，世子府用五路。所以，故宫宫门上的九九八十一颗钉，也是导游必须要重点讲解的一段。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九”是最大的阳数，当然只能配给“九五之尊”的帝王。
另外，除了装饰，门钉在民间也有摸门钉“祈添丁”的讲究，因为传说摸门钉能生男孩。
门需要开关，这就需要安装个拉手，而门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同时，还可以用来敲门，起到门铃的作用，简直是一举两得。但是，这里也是有讲究的。具有实用价值的门环，又往往配上了装饰性的底座，这个底座，被人们叫做“铺首”，也含有了驱邪避祸的意义。
“铺首”一般都是铜质，或铁质的，先把铜或铁溶化了，浇筑成一个“怪兽”的模样，兽头张着大嘴叼个铁圈，这叫做“兽面衔环”，铺首安置在大门高处，相当于人体的高度。在封建社会里，凡是重要的大门几乎都少不了要做个铺首装点门面。比如，汉代孝元庙殿门上所装的铺首，为龟蛇之形，这在古代“四象”里属于北方玄武，而另外的南方朱雀，也有被用做铺首的例子。总的来说，曾经出现的有朱雀、双凤、羊头等作为铺首，也有用虎、狮、螭等兽头状做铺首，究其原因，是取了猛兽怒目，露齿衔环的形象，为门户增加威严之气，同时也充当着门的辟邪物角色，如清代《字沽》所说：“门户铺首，以钢为兽面御环著于门上，所以辟不祥，亦守御之义。”
不用说，铺首的使用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不是你想打出什么样式就打什么样式，一旦“越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一般百姓人家的铺首大多是用熟铁打造的，图案也大多数为圆形、六角形，以及在边缘上打造出花卉、草木、卷云形花边等，和圆圈状的门环或菱形、令箭形、树叶形的门坠相互映衬，除了美观外，还很朴实耐用。而王子王孙、达官显贵、富甲豪绅家大门上的铺首也各有不同，在尺寸上也大了许多，气派了许多。
6.“走投无路”的檐角
（古代屋檐上的“怪兽”）
在传统的古代建筑中，还有一处不能忽略的“景致”，就是那些或在檐角、或在屋脊上排列着的数目不等的小动物。这些檐角上的动物被人们称做屋脊走兽、檐角走兽、仙人走兽、垂脊吻等，不过，用古代建筑行业内部的说法，它们还叫做小跑或“走投无路”。因为跑到了檐角的最前端，实在没别的地方可去了，这也算是古人的一种调侃吧。
古代的房子，都是木梁覆盖瓦片的结构，瓦片从内向外一片片相压，但到了角上，最前面的瓦就“指望”不上谁了，如果刮风，难免会被吹下来，所以人们用瓦钉来固定住檐角最前端的瓦片。而瓦钉的钉帽一般都要进行一番美化，于是慢慢变成了各种动物形象。
檐角上的动物，最前面的一般是“仙人骑凤”，这是来自战国的一个传说，相传齐国的国君在一次战斗中失败，前有大河拦路，后有敌军追赶，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这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把国君托在背上，离开了险境。所以，人们把表示这个传说的形象放在建筑脊端，有“逢凶化吉”的寓意在里边。
“仙人骑凤”的后面，还有一些小动物，一般都是坐姿排列。这些小动物的数目，也要根据房屋的规模和等级不同而变化，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三、五、七、九等单数。当然，皇宫里还是有特例的，故宫的太和殿就用到了十个，那是因为只有皇帝才配享受到“十全十美”的待遇。如果有谁不服气，也摆上十个，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了。
如果房屋足够气派，压在檐角的动物可以排到九个，不过，这些小动物的排列也是有讲究的，在顺序上不能“胡来”。正确的顺序是：鸱吻、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并且，在传说里，它们也代表着不同的作用和寓意。
我们先看看前三名：排在第一位的鸱吻，是传说里龙的九子之一，它喜欢四处眺望，因此在檐角的前面。而凤，则象征着尊贵、有圣德之人，属于“吉瑞”，就排在了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狮子和门前的狮子一样，有着差不多的寓意，同样代表了勇猛、威严。
接下来的天马、海马，象征了威德通天入海，畅达四方。第五位的狻猊，传说也是龙的九个儿子之一，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据说能食虎豹，有统率百兽的意思。第六位的狎鱼，是传说中生活在海里的神兽，和狻猊一样都可以兴云作雨、灭火防灾。
第七名獬豸，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猛兽，大概和狮子差不多厉害。传说獬豸能辨别是非曲直，独角，又被叫做神羊，象征了勇猛、公正。第八个是斗牛，是传说中的一种带角的龙，能给人带来吉祥，也能兴云作雨、镇火防灾。最后一个叫行什，是一种带翅膀猴面孔的人像。传说能避火的小动物。
正是这些美观实用的小兽端坐檐角，为古建筑增添了美感，也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7.天黑请点灯
（古代的照明办法）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人们的梦想，对现代人来说，停电一个小时都会带会许多不便。那么在没有电的几千年里，古人的夜晚该怎么度过呢？照明就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如果往前推，最早的“灯”，应该是火把。的确，在汉以前，正是以柴禾做灯烛，所以，点灯也就成了“举火”。到了汉代，才有了烛，但这个烛，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蜡烛，按照清代俞樾在《茶香室续钞十四》中的说法，“古人之烛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了光源，不至于再烧“劈柴”了。要是生活比较小康而兼有小资情调的，大可以来个“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仿效风雅。
赶上地方大，人多的时候，比如天子议事、重大节庆，照明的大烛就换成了“庭燎”。在唐代的《明皇杂录》上说，“上在东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这个“庭燎”的制作，是用芦苇做心，用布缠绕，把蜂蜜灌进去，布的外面也涂上蜂蜜。这样不但质地坚硬，而且也耐用，不像火把那样烧得太快。然而燃烧起来，味道闻着定然不雅得很。
“油灯”的出现，大概是在战国的时候，从此照亮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漫漫黑夜。不过，像大多数的先进事物一样，开始的时候只能作为富人的奢侈品。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植物油，油灯用的是动物油，材料的来源是很有限的，要是再加上点香料什么的，那就更加昂贵了。
在考古发掘中，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里的“长信灯”，已经制作十分精巧。宫女的雕像跪在那里拿着灯，通体鎏金，璀璨夺目。灯盘、灯座和拿灯宫女的右臂是活动的，可以拆卸下来；灯盘中心有一个钎子可以插上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的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这可以说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灯匠的杰出的创造才能和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一直到魏晋时候，贫穷百姓家里的照明设施，仍然用的是传统的老法子。有了蜡烛后，油灯又不算贵了。蜡烛轻便易于携带，油灯的气味不好，而且不好携带。真正的豪奢子弟，家里的照明都是大手笔。在《归田录》里说：“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植物油出现之后，油灯就更不是什么奢侈品了。《齐民要术》就说，“种红花收子，既任车脂，亦堪为油”，“麻子科大，收此一实”，这足够让古人生产大量的油灯了。点油灯最好用乌桕油，依次为菜籽油、亚麻子油、棉子油和胡麻子油，桐油和桕混油为最下品。
宋代的时候，有人发明了一种“省油灯”。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灯盏诗，今汉嘉有之，盖夹灯盏也。一端作小窍，注清冷水其中，每夕一易之。寻常盏为火所灼，故易干，此独不然，其省油几半。”当时的油灯的制造材料一般是铜、铁、锡，下面有个底盘托着，中间立一个柱子，盛油的器具就是盏，放在柱子的顶端，用的时间长了，热油容易干掉，在盏内放上冷水，盏不热，油不干，所以就可以省油了，能源节省一半。
8.冬天里的一把火
（古代取暖用什么）
时代的进步，最先体现的就应该是生存条件的改善，在如今的现代化都市里，不管是集中供暖，还是空调取暖，人们都能在家里“如沐春风”了。可按照全球变暖的说法，过去的冬天比现在更为寒冷，古人又是如何取暖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然离不开火。自从火的出现，人们发现它不但能煮熟食物，更重要的是，还能驱除寒冷。而火炉和火塘，也就成为最古老而最有效的取暖方式。考古学家在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原始的房屋门口附近都有灶坑，这应该是一种把做饭和取暖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而古人在漫漫寒冬里，也就能望着门口的熊熊之火，告诉自己，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到了秦朝，取暖的方法开始注意到了“环保”，毕竟烟熏火燎的滋味也不好受，于是出现了“壁炉”和“火墙”，咸阳宫殿遗址的洗浴池旁边发现的壁炉，炉膛像一个倒扣的盆子，这样，火焰的空间就变大了，木柴可以燃烧得更加充分，那时候，主要燃料还是木炭，木炭的燃烧缓慢，可以使室内温度长时间保持稳定，这也是古人开始把采暖和建筑结合的一大进步。
汉朝的宫廷贵族取暖过冬，除了讲究卫生，也很注重享受，汉代在长乐宫中就有个温室殿，是到了冬天，专门给皇帝居住的暖殿，殿内有特殊的设备，用来防寒保温。《西京杂记》记载说，温室殿的墙壁是用花椒和泥涂抹的，上面还要挂满锦绣香囊，地上铺着西域毛毯。这样一来，温暖的前提下，满室的香气，也足以醉人了。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唐朝，在取暖设备上也有了较大改进。“西凉国进炭百条，各长尺余。其炭青色，坚硬如铁，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这种宫中取暖的场面，被记述在《开元天宝遗事》中。在宰相杨国忠家，则是“以炭屑用蜜捏成双凤，至冬月，则燃于炉中，及先以白檀木铺于炉底，余灰不可掺杂也”。
在保存完好的故宫紫禁城内，人们在一些宫殿的地面下发现挖有火道，添火的门设在殿外廊子下，是两个一人多深的坑洞，即灶口，这就是有名的暖阁结构。
康熙、同治和光绪帝结婚的洞房——坤宁宫东暖阁和绝大多数的宫殿，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保暖设施，殿前的灶口覆盖着木盖，一方面能保暖，另一方面能通风。暖阁的外面还有暖炕，和现在东北居民家中的炕床有着差不多的结构。
除了上面这些设施，有些室内还配置了火炉，也叫做火盆，或者叫熏笼。制作工艺十分精美的熏笼，由盆和笼两个部分组成。较大的重量能有数百斤，整体高度有一米多，有三条腿的，也有四条腿的，在外观上有的青铜鎏金，有的掐丝珐琅，看上去华丽高贵。而小一点的，随手就可以拿起来，和西瓜的大小差不多。还有放在脚下暖脚的“脚炉”，和用来暖手的“手炉”，也很精美讲究。至于火炉中作为燃料的木炭，质量上乘的叫“红罗炭”。这些木炭，看上去乌黑发亮，能够长久的燃烧，火力比较旺盛，不但不冒烟，还没有异味，对室内空气的清新没有很大影响。
看起来，以古人的聪明才智，根本不需要现代人为他们取暖的事操心。
9.从“门前五柳”看古人的绿化观
（古代的生态环保观念）
陶渊明号称“五柳先生”，因为他家门前有五棵柳树。那么，古代是不是家家都在门前种树呢，这样算起来，古代的“植树指标”岂不是完成得很好？
其实，古人对“绿化工作”的确非常重视，植树也被作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依据之一。在宋朝时，蔡襄任福州知府，就令各州县大搞道路绿化而受到民谣称赞。
而爱护树木的法令，早在公元前2100多年，就由大禹颁布，深知水土流失问题严重性的大禹，十分重视“封山育林”，曾制定禁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木材在古代有更重要的作用，西周时期，国家就设立了“林衡”、“山虞”等官职，掌管丈量种植、护理林木等事务。为了动员人们植树，甚至还提出了“不树者，无椁”的规定，意思是说不种树的人死后不准使用棺材。这一招，可够狠的。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连年征战，使得森林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专门下令天下臣民在道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据说在“焚书坑儒”的时候，秦始皇还特别嘱咐，对于有关植树造林方面的书籍，不仅不要焚毁，还要好好收藏。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下诏：“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在这里，对种什么树，种多少都提出了要求。
隋炀帝昏庸无道，但他的奢靡也曾对绿化有促进作用。开凿大运河时，他下诏无论男女老少，只要在堤岸两边种活一棵柳树的，就奖励细绢一匹，老百姓于是都抢着去种树，大运河两边还真的因此而绿树成行了。不但如此，隋炀帝还在堤岸上种过柳树，并赏赐了柳树也姓“杨”的尊荣，这就是后世柳树也被称为“杨柳”的原因。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颁布圣旨，让天下“驿道栽柳树以荫行旅”，而且专设了“虞部”、“司苑”等官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令天下百姓广植榆、枣、桑等树。
宋太祖赵匡胤也十分重视植树造林，他根据植树多少把天下百姓分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递减十本”，并下诏凡垦荒种植桑树、枣树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成绩突出的官吏，晋升一级。在当时政策的有效鼓励下，宋朝的植树成果十分显著。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很快诏书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设立司农司编《农桑辑要》，颁布了“农桑之制”十四条，其中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改种榆、柳。”他还严饬各级地方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申报不实者，须按律论罪。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他当了皇帝之后，以农桑为国家的本业，令天下广泛种植桑、枣、柿、栗、胡桃，歉年可以度荒，丰年可以卖钱。他还亲自率众在京城金陵朝阳门外种植树木50多万株，意在为民表率。此外，明朝时，我国还有了最早的农桑学校和园林场。
这样看来，和古人相比，很多现代人的“绿化观”反而算是落后的了。
10.古代特困户的“廉租房”
（古代也有“廉租房”吗？）
现在我们常说的“廉租房”，指的是政府向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属于一种社会福利。那么，在古代，流离失所的百姓，是不是就只能落得“上无片瓦遮身”的境地呢？
古代的皇帝，其实也不都是那些听说老百姓没粮食，就胡乱出点主意说可以多吃点肉的昏君。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对这些穷苦百姓，不管说他是为了统治稳定，还是真的有仁爱之心，也是积极采取了措施的。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曾经下过一道圣旨，要求在南京找到一块空地，建造房屋260间，用来给当地无家可归的人居住。过了一个月，他又命令把华亭县里宋朝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用来给没房子的人居住。
皇帝的命令当然不是儿戏，臣子们很快就圆满完成了任务。朱元璋是穷苦出身，应该说他对底层生活还是有很大的了解和同情的。所以，在这两个“试点工程”成功后，他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推广了。他说：“全国百姓，只要没房子，咱国家就给他造房子住。”这下子，地方上可就苦不堪言了。毕竟，这可是笔巨大的开销啊，皇帝的“愿景”是不错，但对于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来说，可行性实在是不高。
后来可想而知，朱元璋的“廉租房计划”最终流产了。可是，早在宋朝，就有皇帝进行过免费的“廉租房”试验，从宋仁宗到宋高宗，都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还基本上搞得很成功，尤其在南宋，差不多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地市，都有房子可以让穷人免费居住。
在北宋的时候，这种专门为穷人安排住房的机构叫“福田院”，也有点我们今天“收容机构”的影子。当时北宋在开封建有四家“福田院”，假如有流民跑到了开封，满街乞讨，定会有碍观瞻。所以，就会被安排到“福田院”里，不但提供免费的住处，还可以免费吃饭，免费看病。
不过，和“收容”不一样的是，“福田院”不但管外地的流民，也管本地的穷人、孤寡老人，只要你没有房住，没有人管你，就可以进“福田院”了。可以说这个机构，是兼有了“收容救助站”、“养老院”和“安置房”等多种行政功能于一身。
不过，“福田院”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所以，慢慢地就吃不消了，于是，在南宋进行了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三种福利机构，分别叫做安济坊、露泽园、居养院。
安济坊主要功能就是医疗保障，没钱请医吃药的百姓，进安济坊可以领到免费的医药，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这和现在的慈善医疗机构差不多。
露泽园主要功能是收埋尸体。穷人家里死了人，没钱买坟地安葬的很多，所以才有那么多“卖身葬父”的故事，露泽园这样一种慈善的福利机构，可以帮助穷人完成丧葬大事。
居养院的功能跟露泽园、安济坊完全不同，它纯粹是一个住房保障机构，就像北宋的福田院一样，孤寡的老人家你就放心去居养院安家、养老去吧。逃荒的农民，到了京城或者其他城市，嘉兴、绍兴，也可以去居养院安家落户，不用在街上流浪了。
这几位皇帝，还是都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估计都读过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所以，他们所推行的住房保障政策，最终也没有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阶级社会本质。
11.便宜给特权阶层的“经适房”
（清朝的“经济适用房”）
如果说，“廉租房”是特困家庭的基本保障，那么，对于现在的普通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就是他们的朝思暮想。古代也有“经济适用房”，但是，却不是给弱势群体准备的，而是成了特权阶层的福利。
大清建国之初，很多旗人都一股脑儿跑到北京城里定居了。居住，当然首先要解决住房的问题，开始的措施很简单，把汉人赶到外城去，内城就可以腾出来盖房子了。一品官二十间，二品官十五间，三品官十二间，四品官十间……反正就是按照职务级别的高低来“福利分房”。
等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古代的人没我们现在的人考虑深远，所以也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旗人人口难免大幅地增多了，眼看着地盘不够用了，房子也不够分了，可是继续驱赶汉人，给旗人盖房子也不现实呀。
而且，这些旗人养尊处优，不光使劲生孩子，也拼命花钱，很多人吃喝嫖赌样样不落，败了家的钱不够花了，就偷偷把政府分给他们的房子卖了出去。乾隆皇帝当然很生气，可毕竟现实的房子问题得解决啊，于是，他就来了一次“房改新政”。
“房改”的措施很简单，首先是，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当然这只是原则，对有特殊贡献和皇亲国戚之类的肯定要例外。不分房了，但是旗人嫌房子不够住，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第二个规定比较有意思，就是原来分给你的房子你可以卖，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先把房子从朝廷那里买过去，因为现在还是公房，换句话说，你得把“使用权”变成“所有权”。
不过，这也不是为难这些旗人。因为这些家伙不管是向清政府买新房，还是把原来分到的房子从政府手里完全买下来，要花的钱都是很少的。一所市价几百两银子的四合院，旗人只需要交给国家几十两银子，就能拥有完全产权。
乾隆四年，有一个叫额森特的旗人，他分到了一个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的小四合院，估计是住着挺舒服，就想把这个分到的公房变成私人的。房子坐落在正阳门外高井胡同，如果按照市价，起码得五百两银子。但是，额森特只花了五十七两，就拥有了完全产权。并且，人家还搞了个分期付款，按月从工资里面扣除。这个额森特每月有十几两工资，内务府每月从他工资里面扣除一两五钱八分四厘银子，从乾隆四年十二月开始扣，扣到乾隆七年十一月，刚好把五十七两银子扣完。房子，就这么不疼不痒地到手了。
相关的学者曾经对当时的内城旗人人数做过估算，像额森特这样只出很少的一点儿钱就能把公房变成私产的，乾隆年间至少有五十万人。他们用很少的钱买下了房子，既经济，又适用，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受益者。
12.古代官员退休后也做“房奴”
（古代也有“房奴”吗？）
不管是大宋的“廉租房”也好，还是大清的“经适房”也罢。房子是人生存的一个必要需求，在任何朝代都是头等大事。但是，为此烦恼的可并不都是穷苦百姓，很多古代的官员，也经常为了房子的事大伤脑筋，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为皇上服务”的，皇上可不像人民那样好说话，叫他们上得去也能叫他们下得来。
古代官员授职，也是十分注意“回避原则”的，也就是不能在家乡或者有产业的地方任职，基本上是哪里没关系就去哪里，要不怎么当官的人都称自己是“宦游人”呢。过去做官，什么事都可以不操心，一到任，就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但是别忘了，另外一句话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一旦有新官来上任，这前任可就一会儿也不能耽误地搬出去，至于你是高升了，还是撤职了，都是爱去哪儿去哪儿。所以，古代当官的饭碗不错，但不是铁的而是瓷的。
秦汉时代，当官的基本上等于是给皇帝打工，但是并没有“劳动法”保障，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这君臣关系也就没了，跟着没了的还有很多。比如，俸禄没了，不管原来是多大的官，不干了你就自己找门路谋生吧。身份也没了，可千万别拿自己当离休老干部，离了官位就是普通百姓，就算再回来干，也没有连续工龄。另外就是权力没了，什么叫人走茶凉啊，那时候的官员估计理解得最深。
自隋唐开始，这样的情况有所好转，官、职分离开了，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相对来说有一些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了罪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的衣服，甚至死后办丧事、起坟墓的具体规格，都是根据官职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但是有一点，费用都得自掏腰包。
而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唐朝的官员都应该唱“皇上的政策亚克西”了。
官员在家乡的产业没法打理，做官的地方不准建房，那么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退休后，只能拿着当官时攒下的几个钱去重新购置。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估计手里的几个钱，都留着养老，实在舍不得都花在房子上吧。
苏辙从官位上退下来，住在许州，看见别人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的幸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13.难做的“房地产开发商”
（古代的“房产”是怎么开发的？）
既然古代连“房奴”都有了，古代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土地交易，在战国时就有房屋买卖了。在一件西周青铜器上，就刻有一段关于地产交易的铭文，大致意思就是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一千三百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换来了价值一百串贝壳的东西，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一条带花的围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
不过，和粮商、米商不一样，古代是没有现在这种房产开发商的，而古代房屋交易，也主要还是以“二手房买卖”为主。
在古代，一套住房的第一代业主，一般都是自主建房，也就是说，这套住房最开始一般都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都是第一代业主自己盖的。房子盖好后，因为种种原因，这套房子被卖掉，卖给下一代的业主，然后再卖给下下一代的业主。总的来说，从战国到明清，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卖来卖去的大都是二手房，也没有产权年限的说法。要不然，哪里还有什么“祖屋”啊！
不过到了隋唐，倒是有专门开发店铺的商人，盖好之后，要么是出租，要么是出卖。当时的长安西市上有个废弃了的粪池，大概有十几亩那样大的面积，闲置了七八年的时间，都没有人买。后来，有个姓窦的商人把它买了下来，雇人填平，在上面盖了二十多间店铺，租给了做生意的波斯胡人，大概每天都能收上来几千钱的房租。
而朝廷上也做过类似的“买卖”。比如在北宋，中央政府下面就有个机构，专门搞开发，叫做“修完京城所”。这个机构的权限一开始只是负责修筑城墙和宫殿，后来城墙修得差不多了，宫殿也盖得够豪华了，这个机构就开始转型，开始搞“创收”。他们向朝廷请示，划拨了大片的土地，然后在上面盖住宅盖店铺，盖好以后，有的出售，有的租赁，收上来的银子归国库，这相当于国家经营了。
古代的商人购置大量土地，一般是不被政府许可的。唐玄宗的时候，当时的土地政策里有这么一条，“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说的是，政府给老百姓划拨宅基地，划拨的宅基地大小取决于家庭等级和家庭人口，如果是平民家庭，每三口人给一亩宅基；如果是贱民家庭，每五口人给一亩宅基。另外老百姓也可以购买宅基，但是购买的面积有限，不能超过政府规定的指标。
而且唐朝法律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意思是买地超过指标的，得挨板子，每超出一亩指标，挨10大板。如果按照这样的法令，想靠盖房子卖钱，起码要是个大家族，才能批到土地，要不然，你那边还打地基呢，屁股上倒是先开花了。
14.变不离宗的旅店名号
（古代的旅馆业）
古人讲究安居乐业，但是也难以避免有出门在外的情况，除了借宿在普通的百姓家里，注定了有着对客栈的需求。所以说，旅馆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战国以前，就出现了旅馆业的雏形，叫做“逆旅”、“马日传”、“驿传”等，而在其后的几千年里，随着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加大，旅店也就跟着兴盛起来。
“馆”、“驿”、“舍”、“店”等名称都是旅店业的名称，但前面三个，一般都属于官办，而“店”作为中国古代民间提供住宿和饮食的场所，相对出现较晚，同时也有着邸店、客店、旅店、饭店的不同。
邸店属“兼具堆货、商店、客舍性质的市肆”，而在更早，“邸”专门用来指旅会、客店，出现在战国时期。汉代时的“邸”是供进朝觐拜的官吏居住的，是档次较高一点的食宿场所，很多都是官办的。唐代的长安，在东市上有大商人王布开设的邸店，“商旅多宾之”。
“客店”名称是从唐代开始的。白居易在诗中写过“高置寒灯如客店，深藏夜火似僧炉”的句子，而到了商业发达的明代，大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民间客店已经很多了。
“旅店”也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是民间提供食宿的场所。到了宋代，旅店业发达，并且在当时比较大的城市里，出现了行业垄断的苗头。到了清代，旅店基本上已经是旅馆业的统称了，而到今天，旅店则又恢复到了那些住宿为主的小规模旅馆上来了。
“饭店”的字号应该是在元代出现的，因为以前有的酒楼被叫做正店，有的正店也兼营住宿的业务，所以后来就把这些正店和一些也能住宿的食店，都统一叫做饭店。随着发展，饭店就成为一些大型旅馆的代名词，而今天的饭店已经成为提供食、宿、行、娱、购等综合性服务的、具有涉外性质的商业性的公共场所了。
除了这些逐渐统一的名称，旅馆还要有字号。北宋以前，名字都很简单，一般都以老板的姓氏做店名，高家店、李家店等等。唐代长安西市的“窦家店”，崇仁坊的“王家店”，就是当时比较大的邸店。
宋代的时候，旅店的名字开始有了文学色彩，比如汴梁城内的“清风楼客店”，所表达的就是苏东坡的名句“清风徐来”的意思，用以体现店内的环境幽雅，适宜休息。可以说，从这时起，文学和商业就已经实现了结合，商业出现了包装。
元明清时期，店名的包装开始有了“分众”倾向，会根据目标旅客的身份来为旅店起名，对“消费者”的引导性更强了。比如在京城里，有一些专门接待进京赴试举子为主的旅店，一般都会起名叫做“状元店”、“连升店”、“高升店”、“三元店”之类，以为住店者讨个好的口才，自然成为考生们“最理想的下榻之处”。
而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当然更喜欢的是“亿魁店”、“广源店”、“万隆店”等字号，为了生意的兴隆，商家们也会把这些名字都“抢注”了。
出门在外不容易，接待一般旅客的旅店，当然理解这样的心情，于是“悦来”、“吉顺”、“福星”等字号，有祝福客人旅途平安的寓意，就成了他们的首选。
15.夜不闭户的理想和防患未然的锁头
（古代的锁是什么样的？）
一说起古代的民风淳朴，最常用的词语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这往往只是一种圣人想象里的美好罢了。因为在老百姓中间一直悄悄流行的俗语里，还有“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看起来，这小偷小摸虽然未必有多么可怕，但还是很叫人心有余悸的。
自从私有制出现，人们大概就开始担心“自己的东西”丢了。那么，最安全的方式，当然是锁起来。关于锁的雏形，一种说法是，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是简单地把个人贵重财物用兽皮包起来，外面用绳索牢牢绑住，最后再打上个特殊的绳结。这种紧紧捆死的绳结，只能用一个叫“错”的工具才能挑开。
“错”，又叫“肖”、“刀”、“起子”，是用兽牙或兽骨制成，形状像把镰刀状的钩子，实际上绳结就是最早的锁具，“错”就是最早的钥匙。另外一种说法是，最早的锁，是一种凶恶动物的图腾，期望以此吓跑想偷东西的人，是象征性的。只是后来，才有了机关。不过，后面这种说法很有点自欺欺人的意思了。
民间传说里，鲁班是第一个给锁装上机关的人，但实际上，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人就已经创造了装在木结构框架建筑上的木锁，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锁具了，并且，这样的木锁在民间一直流传，比如浙江一带，到了明朝还有“白木锁”出现。
铜锁的制作，应该是在春秋时期，在用铜来制作各种饮器、食器和祭器以外，人们开始试着用铜和铁制造锁具。经过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制作精美的铁锁、铜锁，还有银锁、鎏金锁等，并且在技术上已经有了很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的铁制三簧锁，前后沿用了1000多年，看起来，小偷们对这种锁的破解，实在是遇到了一点困难，足见设计的巧妙。明清时期，锁具在实用以外，也不断追求着装饰性，不同材质的锁具一直都是精益求精的。工艺更加精巧，在开锁难度和外形制造上也有很大的提升和创新。如明代的三色铜锁、清代的白鹤锁、密码锁、暗门锁、四开锁、倒拉锁以及各种人物、动物和文字造型的锁具，可以说，每一件都是艺术品。也有不少能工巧匠，致力于锁具的钻研，在结构设计上制造难度，那些奇特的机关，一般人即使有钥匙，也往往很难打开。
古代的锁具不仅历史悠久，种类众多，而且制造精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比如新娘出嫁时在嫁妆箱上用“十二生肖”锁；民间在做寿时用“福禄寿喜”锁；祝贺小孩生日时用长命锁、保家百锁、花钱锁等等。这些锁上不仅有文字，而且镂刻图画、故事，含意都十分深刻。
而现代锁具的发展，应该从1887年中国通商银行首次使用美国“耶鲁”牌弹子锁算起，至今也一百多年了，不过现代的锁，都已经是笨笨的铁将军，以实用为主，没那么多的审美趣味了。
16.屏风和门帘的合理化分工
（古代的屏风和门帘）
现代人的家庭里，有两样东西一般不再使用，但在古时却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屏风和门帘。
屏风，顾名思义，是用来挡风的。据说屏风最早的雏形，是皇帝宝座后面的“斧钺”，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渐走到寻常的百姓家里，成为了古人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屏风上面一般都有精美的图画，陈设在房间内的显著位置，起到分隔、美化、挡风、协调等作用，不但有实用性、还有欣赏性。但是，屏风的设置，实际上还和风水学有关。
古代的四合院建筑中，大门内往往会有“影壁墙”。风水学中，最忌讳直来直去，《水龙经》云，“直来直去损人丁”，影壁墙就是针对“气”的冲煞而设置的，有了影壁墙，气流要绕着影壁而行，减缓了气流速度，气缓则不散，符合“曲则有情”的原理。
那么，屏风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把影壁的原理，挪到了室内，所以，屏风在普遍相信风水的古时，当然要大行其道。
而门帘，是遮掩房门的代门之物，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帘子作为门的附属设施，具有很多实用价值。冬天挂棉帘，厚实的门帘能够挡住风寒；夏天挂竹帘、珠帘，既能够阻挡蚊蝇，还能够通透风凉；而布帘在不用关门闭户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居室里的隐私。所以门帘的作用，不是门能够代替的。清代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养兰赏兰，重点说明了芝兰之室一定要有门帘，“门上布帘，必不可少，护持香气，全赖乎此，若止靠门扇关闭，则门开尽泄，无复一线之留矣”。只是，现在一般人家却往往嫌门帘麻烦了。
古时有一种官还被称为“帘官”，那就是宋代以来乡试、会试中的考官。帘官又分内帘和外帘，《明史·选举志汇》记载：“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帘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帘官。”
帘官这个称呼中的“帘”，其实就是从门帘引申过来的。在考试的贡院里，有“至公堂”，堂后有门，主考、房官、内提调、内监试、内收掌等官员，在堂内保管、批阅试卷，并且要住在里边。考试前三日，这些官员从“至公堂”后面的小门进入，负责监督的官员就要把门封锁，并以帘相隔。这帘就成为一种界线。帘内是内帘官、帘外是外帘官，是负责监考、收卷和誊卷、对读的官员。帘内帘外是不可以随意往来的，内外公事要隔着门槛交洽，这种内外帘制度，有助于防止科场舞弊。寻常物的门帘，在这里实际起到了“界限”的象征性意义。
在民间，门帘还是婚嫁礼仪中要用到的物品。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新房的红门帘要由新娘的弟弟挂上门。男方还要给红包，据说这样的婚俗和王昭君有关，因为昭君出塞时，就是和皇帝要了门帘做嫁妆的。
17.失传的“低空”家具
（已经绝版的古代家具）
古代的很多家具，现在已经很少能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人们对于家具，更注意的是实用性和美观的结合，而一些古代家具，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现在基本上只能作为文物来保留了。
始于商代的我国青铜文明时期，已经有了很高超的铸造技术和不凡的审美趣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是礼器，但也出现了一些可以看做是早期家具的器物。比如“俎”，有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以看出，“俎”是一种屠宰牲畜的案子，而且还可以把宰杀完的祭品放在上面，此外，还有一种放酒器的台子叫做“禁”，也已经不再有了。
商代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就是使用天然漆的技术，并被运用到很多木制家具的装饰上。用“漆髹”装饰，不但美观大方，还能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外，对木材也能起到保护作用。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因为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
到了汉代，人们仍然是习惯席地而坐，所以，在屋子里的活动，都是以床、榻为中心进行，这一点，可以从很多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看到。古代的床和榻并不十分相同，床要比榻高一些，也宽一些。而“几”在汉代是等级制度的象征，皇帝用的是玉几，公侯用的是木几或竹几。“几”一般都是放在床前，在生活里随时都能用到。而“案”的作用更大，既能作为吃饭时的桌子，还可以用来放置竹简、书籍和伏案写字。
随着汉代和西域各国的频繁交流，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互相影响，一种形如马扎的坐具传入了中国，这就是“胡床”。胡床后来被不断改进，成为马扎和交椅，也逐渐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跪坐方式，为后来的“垂足而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古人的生活和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家具，都在悄然改变。“席地而坐”是魏晋以前的标准姿态，但后来，人们发现，垂足而坐更舒服，起立坐下更方便，于是，慢慢开始接受了这样的坐姿，尤其是南北朝以后，追求散淡随意的风气，使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形态开始了。
后来的佛教传入并日益盛行，庙宇、石窟大规模兴建，其中的陈设、用具也都受到外来的影响，墩、椅、凳等“增高”了的家具也开始陆续出现了。
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示了很多古代生活的细节，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这幅画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五代时期家具的使用状况，其中有直背靠背椅、条案、屏风、床、榻等用具。如果说明代家具是古典家具的完美阶段，那么这幅画里所表现的那些简洁的家具，已经拉开了家具演变的序幕。
到了宋朝，高座家具已经是十分普遍了，高案、高桌、高几等家具也随之出现，“垂足而坐”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姿势，生活方式也就围绕着这样的坐姿来变化。宋代的椅子已经相当完善，有了能够给人依靠的后背板，而圈椅的圆靠背，甚至能根据人体曲线来适应。“几”类家具的形式也丰富了，有了高几、固定几、直腿几、卷曲腿几等，但所有这些家具最大的变化，就是毫无例外的“长高”了。而曾经作为家具主力，行立坐卧随处可见的那些“低空”家具，也就顺利“下岗”，成为“比较奇怪的东西”，连做什么用，都要被现代人猜来猜去了。
反而是在另一个国家，日本，还保留着这些低空家具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18.越长越漂亮的床
（古代床的演变）
在人的一生当中，最亲密的生活物品，床肯定是要“榜上有名”的，可以说，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离不开它。而床的历史，更是说来话长……
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简陋，如果说那时候有床的话，只能用铺在地上的干草或树枝来算数了。而商代则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床。甲骨文中就已有竖立的床形，而且床脚、床面俱全，可以算最早的“床”字。到了春秋时期，床在文字中出现日渐频繁，比如《诗经》中就有很多处提到床，《北山》中有“或息偃在床”、《斯于》中有“载寝之床”等这样的诗句，可以说明床在当时的使用状况。
另外，在河南信阳的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彩绘漆木床等，不仅彩绘绚丽多彩，而且木工制作精细。床的周围有栏杆，床体刷了黑色的漆，有红色的花纹，床上还有竹子做的枕头。这可以看做是最早的床的实物。
在前面已经提到，秦汉时期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所以人们所使用的家具是低型的，普通百姓习惯坐在席或床上，讲究的人家和贵族除了床、席外，还有专门用来坐的榻。所以，床榻简直就是人们生活的根据地，一切围绕着它来进行，从会客、宴请，到下棋谈天，一律在床上，“床前设几、榻侧置几”等“组合”也应运而生。
前面说到家具时，提到了“增高”，床也和案、几一样与时俱进着，到了东晋时，床的高度已和现代的相近，形式也趋于相似。
而到了唐代，桌椅开始出现，人们也改变了凡事离不开床的活动方式，床的作用就开始逐步减少，成为功能上专供睡卧的家具了。
但睡觉是大事，床当然还是屋子里的主要家具，人们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床的美化装饰。到了明清时期，床的形式不断增多，式样也更加复杂。既有追求实用的，也有追求气派的；既有简单朴素的，也有高贵华丽的，对于不同经济条件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使用者，都有了“更多的选择”。
有一种拔步床，俗称“八步床”，是最大的卧具。通常有一个木制的平座，把床放在平座上，床前空有二三尺的距离，在床门围子的遮掩下形成一个小廊屋。在廊屋左侧还有一张小床，床下有机凳，床上有镜子。简直就是一个房中房，室中室。古人对于床的“摆谱”，也就不言而喻了。
清代的古床，在装饰手法上更加丰富多彩、做工精细，整体造型上追求繁冗富丽、气派非凡。各种雕刻、镶嵌、彩绘技法能用的几乎全用上了，并且在床的四周绘有很多吉祥图案，“富富有余”就是清代家具最喜用的装饰题材。
人们对床的重视，还可以从“安床”的习俗看到，在多种多样的家具中唯床有神。传说床神是女性神，所以叫“床母”。她是儿童的保护神，通常有小孩的家庭，在孩子16岁以前要拜床母。青年男女结婚新郎新娘入洞房要拜床神，妇女生孩子要拜床神，儿童出疹出天花时也要拜床神。有的地方每月初一、十五都要摆列饭菜在床上，恭敬床公床母。
古代的床越来越漂亮，在设计上不厌其烦，也和古人并不把床看做一件普通家具有关吧。
19.老和尚不会在庙里讲故事
（古代的“庙”里没和尚）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里，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就是，和尚并不住在庙里。而俗话讲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其实这也是错的。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寺、庙几乎是同义词，都是有和尚修行的佛教建筑物，但实际上，古代建筑对名字的区分是很严格的。寺、庙，以及祠、观、庵等，都是不一样的场所，它们的作用也是不能够混淆的。
首先说“寺”，最早的时候，寺是属于官府的名称，比如“大理寺”、“太常寺”等等。大理寺也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而太常寺负责掌管宗庙礼仪。西汉时建立了“三公九卿”制，三公的官署称为“府”，九卿的官署就称之为“寺”。大约是在东汉时期，天竺僧人以白马驮经东来，最初住在洛阳主管应对宾客的“鸿胪寺”。后来，因为鸿胪寺改建，取名“白马寺”。寺才慢慢成了僧人住所的通称。
而“庙”在古代是供祀祖宗的地方，早在佛教传入之前就有了。《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可见庙的规模是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的。到了汉代以后，庙逐渐与原始的神社融合，出现了“土地庙”、“山神庙”等。因为庙是祭鬼神的场所，所以被敕封、追谥的文人、武士也有了庙，比如孔子庙、关羽庙、岳飞庙等。
而“祠”同样是为了纪念伟人名士而修建的“纪念堂”。这点与庙有些相似，祠堂最早出现在汉代，是家族性的祭奠祖先的场所。因为有祠堂的人一般都是有威望的人，所以后来连活人都为自己修建“生祠”，魏忠贤就是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观”最早的意思是观察星象的“天文观察台”。和寺的涵义变化类似，在汉朝，道士汪仲都因为给皇帝治病，住进了宫内的“昆明观”。从此以后，道教徒的居住场所才叫做“观”了。
至于“庵”，其实原意不过是一种小草屋，古时的文人把书斋也称“庵”，如“老学庵”、“影梅庵”等。只是因为在汉代之后，建了一些庵堂，专门用于佛徒尼姑居住，“庵”也就成了佛教女子出家行佛事的专用建筑名称了。
郭德纲的相声里曾经有过一个“包袱”，说：“你见过和尚庙里有老道啊？”台下的人都跟着哄堂大笑，其实，庙里没有老道，但是也不可能有和尚，否则，少林寺就要改叫“少林庙”了。
可见，在庙的原始意义上，能够居住在里面的只有被祭祀的鬼神，或者是被祭祀的先祖的灵魂，而不可能是活着的和尚。
不管老和尚会不会在最初的祭祀性的“庙”里讲故事，随着后来寺庙文化的被广泛推广，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如天文、地理、绘画、建筑等各个学科，以及各种民间习俗当中。
各地的庙会如火如荼，在丰富了当地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20.曹操与枕头的故事
（古代的枕头）
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杰森教授的计算，人一生中至少有23年以上的时间是在枕头上度过的。和人类有如此“亲密关系”的枕头，是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呢？
比较广泛的传说和曹操有关。话说曹操掌灯夜读，累了以后，就准备上床休息了，可是看到床上还有几匣子兵书，就顺手推在床头，枕在上面睡了。结果，这一觉睡得十分舒服。曹操的书童发现了“秘密”，就做了几个舒适的垫子，以后曹操睡觉，就垫在脑袋下面，曹操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使用了某某产品之后，“睡眠好多了”。于是，曹操就说了一句“广告词”，枕头真不错！于是，枕头开始被效法和流行开了。
不过，这个故事的演绎性很强，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枕头和筷子一样，应该是人类进化和长期生活经验积累的产物。
而枕头的起源和历史，肯定是要早于曹操的。比如《论语》中的“曲肱面枕之”，《诗经》中的“辗转伏枕”，《孔雀东南飞》中的“结发共枕席”等，说明了古代早就有了关于枕头的记载。
我国传统的枕头，里面装的是谷壳、鸡毛、蚕沙、木棉等，而古代枕头多用木、瓷制作，中间凹进去一点，此外，古人还制作了石枕、玉枕、水晶枕，以及具有特殊效用的药枕等。
木枕是枕头中的贵重之品，古代多是用黄杨木制作，黄杨的生长期很长，由于取材的不易，一直以来都被作为高级木料，在《酉阳杂俎》卷十八就写道：“黄杨木，性难长，世重黄杨以无火……为枕不裂”。所以，拿黄杨木做的枕头馈赠亲朋好友，一直都是上乘礼物。
南方地区还有一种藤枕，用藤箩之条编制而成，做工极为精简，是古代人夏季使用之物。所谓“藤枕消闲处，炎风一夜凉”。即使睡着了，也能保证通风，的确是妙品。
瓷枕，也就是瓷质的枕头，一般都有精美的图画，或者是精妙的诗句，如有名的宋定窑白釉孩儿枕。瓷枕主要强调了造型和颜色的艺术，带有很高的艺术性，实用价值却不高。而用石料做成的石枕，大多在夏季使用，和竹席搭配起来使用，方便乘凉。王安石就写过这样一首诗，是关于“石枕竹席”的，“端溪琢枕绿玉色，蕲水织簟黄金文。翰林所宝此两物，笑视金玉如浮云”。
在所有的枕头中大概是玉枕最为珍贵，它象征着荣华富贵。当然这也不是一般人家用得起的。而水晶枕更是属于稀世的品种，有的水晶枕中还夹有花枝等装饰物，尤其显得光彩照人。
另外，中医经常把医药和日常起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药枕一直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这样一来，睡觉就能起到治病的作用了，何乐而不为呢？运用保健药枕防病治病，比较早的是出现在唐代，著名的医生孙思邈就用它在治疗头颈痛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更是有很多人研究运用保健药枕防病治病。慈禧太后她老人家对药枕也是情有独钟，她常年使用药枕，并且每年都要换新的，以求清心明目，养神益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一定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种类的枕头来，以便舒适地卧枕休息，并用枕来防病治病，保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