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前世，王棣可没少做“支持”盗版事业的事。从磁带、光碟到书籍，他买了一大堆。无它，便宜耳。
盗版物固然质量差劣，但售价只有正版物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这对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以及无经济来源的学生而言，是极大的诱惑。质量差就差点，只要能看就成。
对于盗版，正版可谓是恨的咬牙切齿，却又禁之不尽，游击战的精髓——“敌退我进、敌进我退”以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盗版链的经营者们运营的如火纯青。
价格，是正版的硬伤。没办法，成本高，售价自然也高。这是正、盗双方成败输赢的关键点。
王棣也想支持盗版，奈何囊中羞涩啊。
是以，对于市面上迅速出现的手抄本，以及作品被说书人化为己有，他还真的生不起太大的怒火。其实，他又何尝不是“盗版”？完完全全就是文字的搬运工嘛。
反正，抄着抄着也就习惯了，于是又有了《三国演义》。
若说头两本小说在金陵城掀起了波澜，那么《三国演义》便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粗陈梗概。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到了本朝，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
从民间说书人内容和结构看，其时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
对于民间形形色色的三国故事，且多有志异色彩，通晓史实的正经儒生自是不屑的。但存在即合理嘛，自也不可能一棍子打死，还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成？事实上，出入勾栏瓦肆，除了狎ji听曲，文人骚客们也乐得将这些光怪陆离只依稀可见原本史实痕迹的演义故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资。
然而，《三国演义》似是不一样的。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开篇第一段将时代背景交待的简明扼要，文字精练，无太多花哨铺垫，几近春秋笔法。
这样的文字仿若史家风格，比寻常话本何止高明一筹？
依然是章回体文本，第一卷十回，到“勤王室马腾举义报父仇曹操兴师”而止，熟悉的味道，相同的配方，套路却已不同。
此书一出，立刻引发热议狂潮。
民间听的话本，历史的影子已然淡薄，多是些借用历史的幌子所衍生的神奇故事，似如此贴近史实的白话章回小说实乃前所未见。甚至于大部分人认定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并因而与持反对意见的争执不休，甚至引发骂战，到得后来愈演愈烈，乃至于拳脚相向、兵戎相见。
而在大部分熟读史书的士子看来，这《三国演义》倒算是贴近历史，至少是基于历史事件而增减编撰，类似纪传体史书多些。从第一卷前十回大抵可以看出，此书以人物为载体形象地衍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义、礼、智、信、勇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这，便足以接受了。
彼时，“尊刘贬曹”之倾向明显。张耒的《明道杂志》说：“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正统”的封建道德观决定了三国三方中“正“与“邪“的划分标准。历史上的曹操可以说是文韬武略，但是由于他挟天子以令诸候，儿子曹丕篡位称帝。使曹操无法在传统道德标准中得到肯定；刘备虽然没有太大的才能，却因为他与汉皇室的血统关系，很容易地就被树立为正面人物。由此来分辨正邪，体现出皇权神圣的意识。
而《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忠厚、仁义、宽政爱民，又是“汉室之胄”，政统与明君合为一体。曹操是乱臣贼子，奸诈、残忍、暴虐，是无恶不做的暴君典型。“拥刘反曹”的思想内涵之一，便是儒家的仁君理想与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反暴政、反黑暗，崇尚光明的思想情感相结合的反映。
这样一本小说，可以说是出现的太及时了，恰好迎合了当世的主流观点，不仅是平民百姓竞相传扬，士子官宦亦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纷纷点赞。
一时间，满城尽闻“东汉末”，众口皆赞“刘关张”，“三国风”引爆全城，接着席卷曼蔓延开来。
便是数百里之外的苏轼也是听闻此书，特地托人从金陵购回。王棣此次杭州之行携带了全套《三国演义》作为奉礼。
苏太守倒是沉得住气，直待某日稍有闲暇方问及此事：“王三郎，你还不从实招来？”
面对老苏的兴师问罪，王棣只摊摊手，撇撇嘴，回以沉默。
早知道会这样啊，招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三国演义》总共百二十回，分十二卷刊印，这时市面上刚发行到第十卷。王棣让“染墨轩”先印了末两卷的样书送与苏轼，可谓是诚意满满。
苏轼爱读《三国演义》，并去信王安礼询问“品涩居士”其人。王安礼是知晓此中辛秘的，却未正面回复，只说问王棣即可。
事实上，《隋唐演义》上市后，王棣便告知家里长辈有关事宜。不好隐瞒了，猛然往家里拿了数百两银子，这算是巨款了，总得有合适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涩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礼等人乍听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余，亦与王棣一般不欲传扬此事。此时旧党执政尽废新法，一干别有用心之辈对王安石一脉可是千方百计地寻错、挑刺。王棣若是做了这出头鸟，只怕会被针对，且待时机成熟吧。
不过，苏轼不同。
他虽属旧党，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反对变法。
开初，他与司马光都觉得坚守“尧舜时代”和“孔孟之道”这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祐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丰七年的金陵之会，王安石与苏轼这二位文坛宗师诗酒唱和，畅游于山水间，往昔种种恩怨烟消云散——怨懑只因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世间好男儿，惺惺相惜，哪来的化不开的仇恨？
况且，苏轼与王安礼素来友睦，又怎会对王棣心生恶意？
东坡居士，千古文豪，开一派文风，彼时文坛领袖。所谓“苏门四学士”，凡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子，宦途虽不显，然皆文名于朝野，一时瑜亮；然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者，俨然“苏门后四学士”也，并世闻名。文学之集大成者，当世数东坡居士苏子瞻。
一句话，苏轼爱才。
这是有史以来乃至往后推千年文风最鼎盛的时期，短短百余载，数不尽风流人物。
最最重要的是，不缺神童。
嗯，苏老泉是反面例子。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赋诗，州升诸朝，而天子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啥子意思？每多神童呗。
蔡伯俙，字景蕃，福清南隅人。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大中祥符九年，伯俙名为四岁，应童子科考试，廷试时诵真宗赵恒御制诗，真宗见他机灵，当即赐诗一首：“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孩自有老成姿。才当学步来朝谒，方渐能言便赋诗。更励孜孜图进益，青云万里有前期。”
是以，王棣之才……并不妖孽。其生当逢时，正遇群星璀璨，不多他这一个。
不过，缘由种种，“品涩居士”之名固然闻于士林，然元祐五年，终不为世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