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富足，人们对财富的追逐也导致当时的婚嫁崇尚奢华之风。尤其是进士娶妻，更是极尽“风光”。
淳熙年间，太学生黄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奁具五百万”。神宗的弟弟杨王赵颢，因为“有女数人”，婚期将近时，由于“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预借俸钱。
皇亲国戚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很多人为招到一个好女婿，不惜举债办婚。
司马光在《书仪·婚仪》中描述了这种现象：“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值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可见对此种风俗，他是深恶痛绝的。除司马光外，当时还有不少政治家著书立说，希望人们更新观念，移风易俗。
对于“有女难嫁”这档子事，王棣撇撇嘴，总归是“重男轻女”思想作祟，女婿当半子，在这男权主义占据绝对地位的时代倒是不难理解。
就拿王家来说，王安石去世后，老夫人照例是“夫死随子”的，怎奈何长子有能力的王雱英年早逝，次子王旁却是个不怎么长进的，三十多岁的人了仍依赖父荫讨生活，可是将“啃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这却是苦了老夫人，临了临了也指望不上儿子，好在还有小女婿。
论说起来王安石两个女儿都嫁的不赖，大女婿吴安持家世更为优渥雄厚，但却与王家不太走动，时日一久便疏离了。
建州浦城吴氏累世为官。
咸平年间的时候，吴待问进士及弟，任大理寺丞，后来累升官至礼部侍郎。吴待问及其子四人为一门五进士，显贵于当时。长子吴育为参知政事，曾任开封府；吴方为翰林学士；吴充为上柱国，观文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待问与子吴育、吴充又并称为三贤。
太平兴国年间，吴育进士考试获礼部第一，考中甲科。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历任临安、诸暨、襄城三县知县。又任大理寺丞、著作郎、苏州通判、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嘉祐三年四月逝世，赠吏部尚书、谥“正肃”，欧阳修为他撰写墓志铭。
吴充，景祐五年进士，调谷熟县主簿。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除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改知太常礼院。出知高邮军，召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推官。知陕州，为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英宗即位，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知制诰，同知谏院，为河北安抚使。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三年，拜枢密副使。八年，为枢密使。九年，王安石去国，遂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卒后赠司空兼侍中，谥“正宪”。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不支援王安石变法，认为新法不便于民，熙宁九年王安石罢相，便是由吴充继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吴充与王安石唱对台戏，非但不支持变法新政，还力陈变法种种弊端，痛斥新政祸国殃民，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也，之后继任丞相又请召还司马光等旧党官员。
百善孝为先，吴安持虽为王安石婿，却也最多是禀持中立、不偏不倚，在元祐党争时不站队不出声，倒显得是朝廷中一股清流。
但也正因夹在中间为难，这些年来吴、王二家鲜有往来。即便是老夫人到了京城，在京中任都水使者的吴安持也未登门拜访，只在年节让吴王氏带着尚未成家的两个儿子吴雇、吴僎上门拜年。
四月，吴安持迁工部侍郎，从正五品至从三品，连升三级。
但不管吴氏如何，老夫人对这位大女婿即便不恼恨亦是颇有微词的，只当他不存在，幸好还有小女婿。
蔡卞以礼部侍郎、龙图阁待制外放知州，官衔与吴安持同，却是更显于官声。
神宗熙宁三年，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翌年，被授任江苏江阴县主簿，其时当地大富豪顾新元等人，趁着青黄不接之际，借谷物于庶民，利息高出平时一倍。蔡卞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免除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之苦，因而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他为婿。
他为官廉洁、勤政爱民，蔡卞因政声卓著，夷人知他清廉要离开，就用蔷薇露洒在衣服上的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此所谓“广州宝具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洒衣送之。”他的美名还传到了辽国。哲宗即位后，蔡卞升任礼部侍郎。他出使辽国，辽人亦“颇闻其名”。
蔡卞长于书法，书法圆健遒美。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圭角稍露，自成一家，亦长于大字。《雪意帖》是其行草代表作。其入笔不一，丰富自然，各取其态。笔法纯熟，撇处可见王羲之笔法。结体随字而不一，但都神采奕奕。
其与胞兄蔡京同学书于蔡襄，后从苏轼学徐浩，后又颜、欧、柳、李邕，然后弃之而深入二王。观其作品，俊朗淳美，圆健遒丽，有兼人之功，文人士大夫的气息跃然其上。
时人乃有共识：“书法之道，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也。”
王棣对这位小姑父观感极佳，对于后世评价蔡卞“欺上胁下，陷害异已”很是不以为然。熟知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历史上只有做错事的人和做对事的人，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好是对事不对人。而原本那个时空的《宋史》将蔡卞列入“奸臣传”，完全是政治所需，党争误国，总得找出几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做替罪羊。
至于吴安持父子，倒真的只是一面之缘。大表兄吴仰已婚，荫官在外，未曾见过。二表兄吴雇、三表兄吴僎与王棣年龄相仿，正月见过一回。而大姑父吴安持刚刚在礼部衙门见过。
在礼部部堂拜见尚书大人，是苏轼的意思，大抵是要为小妹夫赚取些政治资源，也算是对外界释放他极看重新科状元郎的信息。
其时也不知苏轼是有意或是无意，吴安持恰好去禀告礼部事宜，姑父、内侄二人方算是照了个面。谈不上亲近疏离，只有些微尴尬。
吴安持四旬出头，容貌隽秀清癯，鬓角染霜，稍显沧桑，仔细瞧了王棣一眼，微笑着邀内侄过府叙叙。
王棣自是不失礼数地回答说，得暇时一定登门拜访。
这次见面波澜不惊，王棣也没真想去拜会这位亲戚，毕竟老夫人那不好交待。
苏轼却意味深长的说道：“吴侍郎乃是谦谦君子，某是极钦佩其为人的。朝中若多些他这般的官员，实乃大宋之幸。”
苏轼所言，大抵透露出两个信息。
其一，吴安持做官为人都极具原则性，仕途虽不显，但也不会坎坷，为官多年政治资源是有的，王棣不妨多与他走动走动。
其二，苏轼已然意识到党争之害，但因所处位置，便是想激流勇退也是不成，唯有苦撑着。是以，他是羡慕吴安持不站队、不入党的政治立场的。也唯有如此，方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被任何一方所牵累，心无旁骛的做些实事。
王棣默然不语，为官之道他是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若想平平安安的游走于仕途，就得趋避党争。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朋党朋党，无论是一党独大还是多党纷争，在统治者看来，都是不易掌控也不利于国家发展的。但似吴安持这般，又无法施展政治理念，说的不好听些，只能是畏畏缩缩的厮混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很矛盾的现实，徒呼奈何？
其后，吴安持送了贺仪至枣家子巷，并让次子吴雇帮忙走动。
王氏“木”字辈子孙成婚乃是大事，更何况王棣身份较为特殊，更需重办。
巧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远在扬州的蔡卞也让长子蔡仍赴京送上贺仪并留下帮忙。
这对连襟在此时倒难得有了默契。
从七月中开始，王府便忙于三郎的婚事。
此前该需的程序仪式都走了一遍，但府中总归有诸多繁琐碎事需要一一处理，婚房布置更是重中之重。
王棣倒是不理事的，自有长辈指点处置。他偶尔还想，这年头，男人娶妻是大好事啊，总得大赚特赚一番。
这也是其时风俗所致。时人以为，养女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为不问，但到临时，又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子女之羞见人也。
总而言之，宋代女性的嫁妆是历代中最重的。这里面既有衣服首饰和家庭日用品，也有土地、田产或者房产等大宗物品。至于数额也是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相差比较大。但是整个社会风气，是偏重于厚嫁的。
王棣自是不在意厚嫁薄嫁的，既决定娶苏静嘉为妻，感情是先决条件，他可不会同意盲婚盲嫁。
再者，苏轼兄弟虽同为朝中高官，还真无多少浮财，代父嫁女的嫁妆大抵是一些字画古玩。呃，这些可作传家宝，千年后可是价值连城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