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冲突最终如高手过招，点到为止。
原本，人群外有几个契丹人正拥着一个明眸皓齿的契丹少女靠近，见萧索那似是吃了亏，正往里挤着，但那契丹少女听得“临川王棣”便示意同伴停下，声音清脆地大声问：“可是‘应是绿肥红瘦’王三郎？”
王棣愣了愣，不知谁在说话，却也没想过否认，点头应道：“正是区区在下。”
今日这大相国寺有万姓交易会，适逢其会者何止万千，自有不少文人墨客听过王棣王三郎之名，更何况新近出炉的那阕“如梦令”着实精妙，为众多词人所称颂。王棣此人，被公认为年青一辈第一人，正走在通往实力派的道路上。
其实，在不少人看来，王棣已是毋庸置疑的实力派了。
就以时下科举取士标准来衡量，或经义或诗赋。王三郎既能写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词句，诗赋自是精擅的。再说经义，其在江宁乡试夺魁的文章已公诸天下，所答三场之经义、策、论文莫不令人称道，尤其是《少年中国说》一文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和进取精神，读之令人热血贲张，便是垂垂老朽亦欲“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此文一出，至少收获了绝大多数热血少（青）年的尊崇，至于前辈名儒，暮气沉沉，不提也罢。
这些倒也罢了，近日京城暗流涌动，针对一本名为《论语集注》的册子，京师文坛瞬间失声。这么说似乎不太对，事实上那本册子甫摆到某些精研经书的大儒案头时，便招至叱责：“胡闹，不知天高地厚，王棣？某倒是有所听闻，能写些不错的词句，这《论语集注》又是何意？小子狂悖如斯，真真愚昧无知之极也！”
此言也对，千百年来，贤儒注解经义不在少数，可谓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文人立言嘛，大抵如是，但真正被接受认可的屈指可数。王棣，一个毛头小子，即便从娘胎里开始读书，又能读得几本？更遑论注解经义了。这不是狂妄无知是什么？
但稍后不久，便有曲阜衍圣公府的孔若虚数封书信寄到了京城诸位名儒手上，信中内容不得而知，但对王棣的质疑声和责骂声却渐渐平息了。那些将《论语集注》丢在犄角旮旯的人也捡了起来翻看。
这一看，心情便不怎么美丽了。
所谓穷学饱儒，指的是数十年浸泡于书山词海、至少是吃透了经史子集的文人，尤其是儒家著作，可谓是倒背如流。当对这些经书已然吃透，自是有为之注解释义的冲动，难就难在，前贤相关集注已是珠玉在前，难以脱其窠臼。说穿了，很难有符合经书原义的新意。
但王棣炮制出来的这册《论语集注》显然不同，他先引用程子的话，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推崇孟子，认为孟子大贤，亚圣之次，鼓吹孔孟并称。又说：“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指出了道学家追求的境界。
只是，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然而，也有人批评孟子，如唐人李景俭、北宋人司马光都对孟子指批过。因而，《孟子》仍然不能和《论语》并列。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此书一出，据说伊川先生程颐便大为赞赏，言称必成“开宗立派之说”，又有谢良佐、杨时、吕大临、游酢等相继出声力捧。这几位是“洛学”大家，伊川先生更是领袖群贤，他们集体为《论语集注》点赞，可是替王棣挡下了不少唇枪舌剑。
而后，又有一则更爆炸的信息传出：王棣在写的是一套名为《四书章句集注》的话，《论语集注》只是其一。
何谓“集注”，注释集合前贤见解者也。“章句”者，则是个人的注释。又，“四书”者，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也，此乃王棣首创之说。
这是要上天？
但因有孔若虚、程颐等当世大儒发声支持，即便有抨击的声音，也是如石投大海，悄然无息。
当然，这并非是偃旗息鼓，而是酝酿坐等，等待时机发起暴击，直要这等毫无尊师重道之猖獗小子跌入尘埃。
但，王棣王三郎之名在京城文坛算是传开了，盖因其来京时日未久，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这……是见着活人了呀。
有那脑子转的快的学子扯开嗓子高声说道：“久仰大名，山东莱州举人XⅩⅩ见过王三郎。”
哎呀，这厮忒不要脸了吧，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是借机扬名呀……
紧接着，“XⅩ见过王棣王三郎”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才叫一个吵闹，如千百个唐僧在耳边不厌其烦的唱着“only you”……有那不明就里的人听读书人叫的这么起劲也跟着瞎起哄，这场景实在像是追星现场。
嘈杂混乱的局面直到官差过来干预方得到控制，围观人群散去后，如临大敌的苏三等侍卫暗暗拭了把冷汗。这种场面，个人武艺再高强怕也护不得王棣等人周全。更何况，那个契丹少女显然与萧索那是一伙的，她的扈从看起来都是硬茬，真要发生冲突……很棘手。
李清照却是从头到尾都未慌乱，明亮的双眼在雪豹和王棣身上来回移动，这二者方是她的兴趣所在。
李家有女初长成，天真烂漫不识愁滋味，自是不会“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更不会“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
萧索那眼睁睁地看着李清照与王末一人抱着一只雪豹幼崽兴高采烈的离开，站在契丹少女身边，毕恭毕敬的说道：“特里公主，某无能，请降罪。”
契丹少女很是爽朗地摆了摆手：“与你无关，吾给那王三郎一个面子罢了。”说罢，眨了眨大眼睛，用谁也没听清的声音嘟哝道：“这王三郎长得可真好看哩……”
这“大相国寺”主要建筑有大门、天王殿、大雄殿、八角琉璃殿、藏经楼等，由南至北沿轴线分布，大殿两旁东西阁楼和庑廊相对而立。
大门进去便是天王殿。该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绿琉璃瓦顶。
王棣随意找了个藉口没进大殿，问了沙弥顺着庑廊去找更衣处。
他是个无宗教信仰者，在江宁时便极少去隔壁的“半山寺”。这与喜恶无关，事实上他不反对旁人信教，佛教、道教、拜火教甚至摩尼教，若是劝人向善便是好的。
入宋以来，一反前代后周的政策，采取措施给佛教以适当保护，停止了寺院的废毁，派沙门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派近臣张从信往益州雕刻大藏经版。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太宗亲自作《新译三藏圣教序》。译经院培养翻译人才，改名传法院。为管理流通大藏经版而附设印经院。天禧末，全国僧尼比较宋初增加了很多，寺院相应增加，近四万所。寺院拥有相当数量的田园、山林，得到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经济富裕，举办起长生库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业。
《鸡肋编》中言：“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於僧。”
鄱阳一带寺院中的僧人很多都在发放抵押贷款，不过问禅律，其中永宁寺的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
很多的寺院中还有大量的藏书，如同后世的大型图书馆一样，应有尽有，可以供赶考的读书人在这里阅览和学习。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便这样描述，“少读书与庐山无毛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
读书人来京赶考，多有留宿于寺院，苏轼在嘉祐二年就曾经留宿在了东京城外的兴国寺，对于苏轼这样的大文豪来说，都选择在这里留宿学习，可见其寸土寸金。在东京，许多买不起房子的官员，也都常年寄宿在寺院的邸店，而房租当然是要归寺院所有。
商人刘元嗣花费了白金四百两购买了王齐翰的十六幅《罗汉图》，后来将这些作品抵押给了相国寺普满塔院中的僧人。
啧啧，大宋的和尚当真逍遥，既可娶妻生子，又可经商致富，这样的绝对比普通人更丰富多彩。
大相国寺乃皇家寺庙，自是更盛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