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班，他们都管我叫“傻小”。这是昵称、爱称，绝无贬义。我傻吗？当然不傻。叫我傻小的同学也知道我不傻。研究班三年学习，我几乎全部课程都是优，只有一门党史考试得了良。当时学习方式是学苏联的，每讲后都有讨论课，由专门的辅导老师主持。学生踊跃发言，实际上每次讨论都像是一次辩论会，最后主持教员做结论，指出哪些说法对，哪些说法不对。当时考试全部是口试，也是学苏联的。口试比笔试紧张，主要是心理紧张，不仅考题是抽答，而且主考教员可以追问，甚至多次追问，一次口试仿佛过堂。我从来不怕考试。有些同学总想往后排，我则自告奋勇往前挤，考完了就轻松了。现在课堂讨论、口试全取消了，我总觉得有点“玉石俱焚”。每章课后的讨论，对加强理解、巩固成果、纠正错误很有效。听完一门课，教科书用完就卖掉，也从来没有过讨论、答疑，这种课往往收获不大。口试也不能全部否定。笔试仿佛是远距离放枪，而口试是面对面的搏斗，有来有往，水平如何容易看出来。现在笔试分数高的学生，不一定是水平高的学生，高分低能的不少，口试就很难蒙混过关。这个问题在当前无法解决，一个班的学生太多，每个课堂都有讨论、口试的话，时间成本太高。
我的绰号叫傻小，有点冤。第一个发明这绰号的是谁，不知道，反正没有恶意。叫开了，就成为关系较近的同学对我的通用称呼。凭什么叫我傻小？我们班确实出过件傻事，但主犯可不是我。当时，我们住在六处平房，冬天，每间宿舍生个大炉子取暖，烧煤球，特别暖和。有年过春节，宿舍凑钱买了只鸡，改善改善，也热闹热闹。把打水的铁皮桶盛水当锅，把鸡放在炉子上炖，准备美餐一顿，鸡倒是炖烂了，谁知根本不能吃，因为没有开膛，鸡肚子里的脏东西没有掏尽：“囫囵入桶水沸腾，香气臭味满室闻。原是肚内藏宝物，笑倒床上互骂声。”吃没有吃成，留下一个大笑话。这是谁之过？不清楚。六十多年前的这件案子，至今没有破，也用不着破。炉火通红，满室生温，相互笑骂，留下多美好的记忆！
凭学习成绩没有人会叫我傻小。可能是因为我生活自理能力确实不如我的那些同学。我也从不计较什么，没有多少心眼，与全班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有点傻乎乎的。傻小就傻小，我欣然接受，从不以为是一种冒犯，反而很亲切。至今有些已经是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辈的老同学，见面仍然叫我这个昵称。
我们班还有几个特别的绰号。有位女同学叫“蛮姑娘”，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皮肤有点黑。在我看来，她一点也不蛮，非常善良，也非常开朗，从来没有姑娘家那种扭捏作态的样子。我对她印象很好，因为性格相近，都有点马马虎虎，不计较什么。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经常会问我，好像我是她的辅导员，其实，我的水平并不比她高。她是南开的应届毕业生，也是历史系的，出身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留美的，是大学教授。她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我一点也不觉得她蛮。可绰号发明出来了，叫开了，想改太难，除非你发脾气，可谁会为绰号发脾气呢，除非是真正的傻瓜！据我的观察，凡是同学中当面称呼绰号的人，都是大家愿意交往人缘好的人；凡是背后称绰号而不敢当面称呼他的人，都是令人讨厌或害怕的人。这一点判断力我还是有的。
我对这位蛮姑娘同学印象很深，是我同班女同学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她的遭遇不算好。她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好像换过几个单位，工作似乎都与学术无关。她的女儿生下不久，放在人民大学的幼儿园。有天晚上她不知从哪里赶来看女儿，是我陪她去看的。孩子都已入睡，她站在窗外朝里看，然后又匆匆忙忙走了。人民大学复校后，她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算是回到高校从事教学。因为长期脱离高校，急需追赶，非常用功，可以说是拼老命。没有几年，正值壮年的她得了乳腺癌。她重病时，我到她家看过她。她看见我嘴角微动，眼中有泪，勉强微笑。我这个人嘴笨，不善于安慰别人，更不会说些明明无用的骗人话，相对无言，坐了一会儿，我就离开了。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她可能是我的同学中走得最早的一个，也是我仍然会常常记起的一个：
灰飞烟散三十年，花落匆匆实堪怜。
夜半梦回惊起坐，笑容依稀似生前。
蛮姑娘不蛮，可小二黑真黑。“小二黑”是我们班同学李武林的绰号。他肤色明显有点黑，绰号名副其实。他是四川南充人，好像是四川大学毕业的，读的也是历史系。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很好，也很能干，人很善良，我们关系非常好。他毕业后曾在人民大学哲学系当教员多年，教西方哲学史。上个世纪60年代，他调到山东大学，当过山大哲学系主任、山东哲学学会会长，在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上世纪60年代，人民大学哲学系调到山东大学的不只武林一个人，而是端走了半个哲学系。当时山大校长成仿吾与人民大学的领导胡锡奎都是老革命，更是老相识、老交情。成老提出要人，当然没有二话，一挑就是一大帮。问题是校长同意，还要教员愿意。按现在一些人的想法怎么可能调得动呢？由北京调到济南，由首都调到省会，谁愿意去？能不讲价钱？不会。当时教员非常明确，自己属于国家，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不像现在，人才要挖。所谓人才引进，其实是重金礼聘。不过我想不通：你挖走一个，原来的学校少一个，中国的人才，能够因为你挖我挖而增加吗？这又不是开矿挖煤或者开采稀有元素。除非引进海外人才，在国内挖来挖去，一个也不增加，不过挪了个地方而已。除增强了被挖者的名气、薪金、地位以外，什么才能也没有增加。我对此种挖人才的“挖”法、做法，多年心存腹议。这种意见，在有关会上也发表过。有本事培养人才才叫办学，办学不仅培养学生，也包括培养一批教员。如果他们在这所学校由少及壮，由壮及大，没有多少长进，那么这个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就很成问题。彼此挖人才只能是旧戏班的“挖角”。
或许有人会说，你这是旧思想，况且你老了，谁要你。的确，人老珠黄，打蔫的白菜，没人要。可我对我最亲近的人也明确说过，不管别的学校出多少钱，都不能见异思迁。出外讲讲课可以，这是学术交流，资源共享，但“老九不能走”。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我们，我们在此工作多年，应该为办好人民大学出力。此外，既能完成学校任务，同时能为需要的学校出点力，这是好事，不能一概反对，但天天跑场子，并不好。一摞讲稿，到处跑场，结果把自己的学术跑空了，名气跑坏了，学风跑糟了，不能提倡。
